称霸地表的台积电，背后是一个85岁高龄的老人
1988年，张忠谋通过私人交情把老朋友、也是老对手——英特尔总裁格鲁夫，连哄带骗地请到了工厂已经建成，却始终没个像样订单的台积电。
当时的格鲁夫正大力砍掉储存器业务，向电脑处理器（CPU）业务转型。张忠谋吃准了他要转型就必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心思，努力说服他将一些芯片制造业务交给台积电，以便腾出更多精力去攻CPU研发设计，而且大表忠心与决心：
台积电就是英特尔自己的厂，绝对保管品质、效率，尤其是忠诚……
今年的台积电原本应该很难过。
首先是受疫情影响，大半个地球的生活与生产都在走走停停，断断续续。最重要的，还是台积电自己生逢“乱世”与动荡之中的左右为难。
美国要它断货华为，它当然不愿。因为这不但很伤感情，而且很伤利益：华为已是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到2019年已贡献了它约14%的营收。
不愿意，但也无奈。
失去华为，要它喝一壶；失去美国，它敢失去吗？美国不但握着它的技术咽喉，而且还是它最大的市场。到2019年，美国客户依然占据着它营收的近六成，仅苹果一家就贡献了23%的收成。
左右为难间，台积电也算是做过两全的努力。一方面全力为华为生产芯片，甚至停下高通等公司的订单来满足华为；一方面游说美国，希望得到继续供货华为的许可。但最终，它还是只能听美国的：
不计划在9月14日之后继续供货给华为。
这也意味着，它将失去将近15%的营收，但这么大笔生意可能说没就没了，台积电的股价却没有下降，反倒还不断创下新高。
曾经傲视全球的芯片霸主英特尔无奈宣布自己搞不定7nm的当天，就有人猜测台积电会因此得福。今天（7月28日），猜测变成了现实：
多家媒体的消息显示，英特尔已基本放弃“治疗”，决定自明年起采用台积电为其生产芯片。台积电股价应声猛涨，并以超过4300亿美元市值跻身全球市值10大，曾被张忠谋一再恭维的三星，已被抛在更远的身后。
风暴之中，台积电的业绩和技术也在持续新高，甚至一骑绝尘。
业绩上，它在二季度实现营收约103.8亿美元，同比增长28.9%；实现净利润约41亿美元，同比猛增81%；技术上，当英特尔还因搞不定7nm备受责难，三星还指望靠3nm到2030年实现反超之时，台积电已明确宣布将在明年量产3nm，并有望在未来三年左右实现2nm制程工艺。
伴随英特尔这个老顽固的“缴械投降”，全世界还有希望与台积电拼一拼的也就三星了。2nm这个被业界称为吊打“三星”的消息一出，也就意味着：
只要世界不出更大的乱子，可预见的时间内，芯片继续改变世界这件事，就是台积电一家说了算了。
戏剧的是，30年前，英特尔就曾给过台积电订单。
只不过，当时英特尔给的只是自己懒得做的边角生意，台积电还是靠着那笔订单才活下去的无名之辈。而今却是英特尔得靠台积电，才能继续在塔尖续命。
30年订单变幻，变的是划时代的兴衰交替。
对台积电会处夹缝的时难，张忠谋其实早有预计。
去年11月，智利取消APEC高峰会之际，他就曾深表忧虑地谈到：当世界不安静，台积电将成“地缘策略家”的必争之地。
台积电会成必争之地，是因为它重要到可以左右全球产业格局。
这家由张忠谋56岁创立的公司，不但是中国台湾市值最大的公司，全球市值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也长期是全球最赚钱的公司之一。
2019年，台积电实现营收2533.85亿人民币，净利润约838.06亿元人民币。耀眼的利润指标背后，是它一家掌握了全球约60%芯片制造的可怕。
芯片是科技产业运转的核心。苹果、华为、高通，全球绝大多数高科技巨头的“心脏”，都被台积电握在手里。业界曾因此评价在位时的张忠谋：
他一跺脚，全球科技业都要震一震。
2017年张忠谋摔了一跤，全球都关切地打听：严不严重，要不要紧？台湾地震或停电，国际财经媒体的第一个电话也都是打给台积电，而不是台湾当局。
但张忠谋真正让业界敬畏与敬仰的，还不是台积电的霸主地位，而是芯片代工制造这个产业，都是他凭空缔造出来。
如今的芯片产业大概包括三种模式：从设计一直做到制造和封装的IDM模式，只做设计的Fabless模式，以及只做代工制造的Foundry模式。
在张忠谋创立台积电之前，全球知名半导体企业都是从设计到制造大包大揽，也就是只有IDM这一种模式。
IDM模式让半导体成了一个持续被巨头垄断的高门槛行业，外人很难有所作为。即使有人从研发设计干起，试图从寡头那里分杯羹，也是活在有上顿没下顿的不安中。因为，一般的设计公司搞不起制造，只能租借大公司的产能，大公司不忙就租给他们，忙起来就不租了，而且还经常偷窃或模仿他们的设计。
沉重之下，一些有能力搞研发设计的人早有期盼：要是有一家能替自己保护好商业秘密，不跟自己抢创意抢生意，专门帮助自己做制造的工厂就好了。
被台湾邀请过去开办半导体公司的张忠谋，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他的决定是：自己来做一家制造工厂。
因为，他也看不到自己可以在IDM模式下突围的希望。
“我在德州仪器工作25年，曾任半导体集团总经理，已经做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后来到台湾，还要我办一个半导体公司，我就觉得没有路啊，已经望尽了嘛，只好辟一条新路，也就是商业模式创新了。”
他的这一创新，除了横空造出一个半导体代工制造产业，也顺便孵化出另一大半导体细分产业：半导体设计。
也就是，当今半导体产业三大模式中的两大，都是张忠谋一脚踢出来的。
著名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因此盛赞张忠谋不是创办了一个企业，而是创造和成就了两个产业：专业的半导体制造代工产业、专业的半导体设计产业。
从此开始，没有实力兼顾制造的芯片设计公司，可以将台积电作为制造厂，与传统巨头竞争，并将芯片的应用拓展到老巨头们无暇顾及的地方。
当这些设计公司不断在竞争中获胜、在新领域成功，也就给台积电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并最终加速了半导体乃至整个科技产业的整体繁荣。
一起步就专注研发设计的高通、苹果、英伟达，包括华为海思，都是受益于台积电的代工模式，快速崛起。因为这个模式，当有人问及张忠谋办台积电是否有把英特尔当标杆，这个人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从来没有把英特尔当作标杆，我是树立我自己的标杆。”
因为这个模式，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被重新定义，中国台湾也从半导体荒原变成世界半导体产业的重要一极。
张忠谋自己最为自豪的，也是他将制造和设计分开的这一模式创新。当别人恭维台积电的技术、管理、文化等等，他说自己更希望台积电被记住的是：
“一个商业模式创新者。”
“现在大家看到的结果是，台积市值排名全球前列，超越英特尔、三星等等，这背后原因很多，可是最大、或者说最早的原因，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张忠谋总结，技术领先、制造优越及客户信任，是台积电的三大竞争优势和看家本领，“若是失去其中之一，就不是我们要的台积电。”
台积电建立这三大竞争优势，也是走过相当艰难的路。
首先是人才难找，尤其一将难求。
要在半导体产业出头，一出手就要打世界级的战争，自然要世界级的人。台湾当时没有这种人，他就到国际上找。但那时的半导体圈子不大，有大能耐的，要么是他过去的对手，要么是他过去的下属。
对手比较难搞，他从下属找起。他找到包括英特尔一位副总裁在内的几位老部下，邀请他们到台湾跟一起改变半导体产业。但这些人看好他，却不看好台湾，也不看好他搞“制造代工”这个馊主意。
好一番努力之后，他才把通用电气半导体总裁戴克挖来做了总经理。
和找人一样难的，还有找订单。
当时的芯片制造订单基本只能靠美国市场，这也是张忠谋让台积电前三任总经理都是美国人的原因。但即便如此，生意依然不好做——
专业的设计公司规模不大，喂不饱台积电;传统巨头们有减轻制造压力的想法，却对张忠谋心存芥蒂，担心台积电被喂饱养大之后反过来与自己竞争。而且，因为整体行情低迷，大公司们往往也是“地主家也没余粮”。
差不多一年，台积电派到美国抢订单的人，每次跟张忠谋汇报，都是首先一句“我的方向正确”，然后就“但是”了。苦苦探索了一年多，台积电才取得第一个胜利，也是个伟大的胜利。
1988年，张忠谋和戴克一起，通过私人交情把老朋友、也是老对手——英特尔总裁的格鲁夫，连哄带骗地弄到台湾参观了台积电。
格鲁夫正大力砍掉储存器业务，向电脑处理器（CPU）业务转型，并定出宏伟目标：要做出最强大的CPU，创造和引领消费者对电脑的需求，进而从电脑厂商的配件商成为掌握电脑产业的主人。
张忠谋吃准了格鲁夫要转型就必然集中火力搞研发设计的心思，努力说服他将一些制造业务交给台积电，进而腾出更多精力去攻CPU，而且大表忠心与决心：台积电就是英特尔自己的厂，保管品质、效率和忠诚。
格鲁夫认同了张忠谋的想法。随后，英特尔对台积电的制造进行了认证。再随后，台积电通过一系列极为严苛的认证，拿到了英特尔的订单。
在英特尔这张世界通行证的助力下，台积电开始了高歌猛进的发展，连连成为台湾最会赚钱的公司，直到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半导体公司。
如同强调台积电的成功首先是因为创新了商业模式。张忠谋认为，一家企业要持续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正确的策略引领。他将企业的策略分为大策略和小策略：大策略是要看趋势，到大“红海”之外寻找大“蓝海”；小策略则要看客户和对手，要从竞争中找准客户需求和对手软肋对症下药。
技术领先、制造优越及客户信任，正是他给台积电的三个小策略。
如何做到？他总结起来是四个办法：锁定客户、坚守阵地、设置障碍、永远创新。其核心要义是，不等客户需要，就先按自己对产业趋势的前瞻，把更好更领先的做出来，以此将客户牢牢握在手中，并且牵着产业一起往前走。
这种主动领先性，也让台积电成为电子产业大跨步的重要推手。前些年的移动互联浪潮，东、西半球两大智能手机芯片巨头——高通与联发科，都是靠台积电迅速崛起的。如今的人工智能，英伟达等也是靠它先进制程的支撑。
技术上，张忠谋始终奉行一个制胜之法：超常升维，降维打击。主动打破循序渐进的节奏，以跳空高开，隔代打击，对竞争者绝对碾压。台积电与三星争夺iPhone芯片处理器的战争中，他便将这一策略应用到极致。
半导体发展史上，行业技术更迭一直都谨守着摩尔定律──一年半到两年之间，电晶体最小尺度的线宽（half-pitch）缩小至0.7倍（面积缩小至0.49倍，差不多是二分之一），并由国际组织──国际半导体技术蓝图联盟（ITRS）统筹，领着业界一二一、齐步走，90纳米、65纳米、45纳米……数字越走越小，成本越走越低，性能越走越先进。
但2010年，张忠谋却突然出奇兵，以比摩尔定律更快的节奏把台积电推向巅峰。他不露声色，默默跳过当时应该推出的32纳米，让台积电直接推出28纳米技术，去与包括三星在内的32纳米技术竞争，不但赢得iPhone 6及后来系列产品芯片处理器的战争，还一举创造了台积电历史上最赚钱、称霸时间最长的新产品。
最近，当三星宣布自己已经基本搞定3nm，并有望靠此在2030年反超台积电之时，台积电宣布将在明年量产3nm，并有望在未来三年左右实现2nm制程工艺。也可以算是台积电新一届领导团队对这一主动高开之策略的延续。
张忠谋1931年生于浙江宁波，上海读完高中后由香港前往美国，先在哈佛大学就读一年，然后转入麻省理工，在麻省读完机械硕士后，踏入半导体业。
期间，他先在一家小公司做主管，然后进入德州仪器，快速成为业界的新秀，并再进斯坦福读半导体博士，直到成为德仪的半导体总经理，也是整个德仪的三号人物，以及当时在美国大公司站位最高的中国人。
从他执掌德仪半导体业务开始，世界半导体产业便进入了中国人Morris Chang（张忠谋英文名）不断发起战争，并赢得战争的新时代。
德仪是半导体行业的老牌公司，到张忠谋带领打仗时，飞速壮大的英特尔，已是它最强劲的对手。坊间甚至传闻，英特尔已把张忠谋当政视为击败德仪半导体的最佳时机，原因是，中国人还没有打赢如此高科技战争的先例。
但张忠谋则是另外的想法：他要打掉英特尔的威风！
内存是英特尔当时最强的业务，并且已经做到世界最大。张忠谋决定，德仪对英特尔的战争，就从内存开打：夺下英特尔在内存领域的世界第一。
他的看法是，科技产业的大企业一旦决定干一件事，就非得干成第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掌握主动权并获得理想的利润，否则，就会赔钱或陪跑。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张忠谋就形成了主动超越对手视野，在技术上打破循序渐进，以跳空高开，隔代打击，绝对碾压对手的竞争思维和策略。
当时，整个市场以及英特尔的主力产品都是1K。为夺第一，张忠谋要求德仪开足马力，痛下血本，直接研发4K产品，对垒英特尔。
这个大胆决策遭到强烈反对，但张忠谋强势推动并最终研发出了4K新品，很快就把英特尔打成手下败将，这也成为英特尔退出内存市场的分水岭。
除了技术领先，张忠谋还颠覆性地革命掉高科技不能讨价还价的老规矩，发起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打得同行们一听德仪就一脑门子的汗，甚至主动认败。
他跟客户签订协议：德仪所有的新产品，都将以每季降价10%的幅度往下跳水，而且说到做到，亏本也坚持。
这一策略一箭双雕：既打击对手，即便对手在技术和品质追上来，德仪也依然有价格的优势；也倒逼德仪，必须以生死时速加快产品和技术迭代，进而将技术领先和性价比卓越这两大杀手锏，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靠着技术、价格上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执掌德仪的将近10年里，世界半导体市场上，只要是张忠谋主打的战争，除了他自己，都没有别人可以胜利。美国媒体则习惯性地形容他是：
“掀起全球半导体大战，让竞争对手发抖的人”。
德仪的威武下，张忠谋肇始的大跨步技术创新、自杀式价格策略，也逐渐成为整个科技业的新打法。包括英特尔总裁格鲁夫，这位曾多次当着张忠谋的面表示自己绝不接受降价策略的偏执狂，也最终放弃偏执，加入价格战阵营。
1978年，在半导体世界有着辉煌战绩的张忠谋，被德仪安排了新工作：出任德仪消费电子集团总经理。
德仪原本希望他在半导体之外再造一个消费电子王国，但张忠谋却从内心不认同德仪的转型战略。他坚信半导体才更有发展前景，甚至经常大声疾呼德仪应该加大半导体投资，进而与一门心思要搞消费电子的集团新总裁菲伯格格不入，也逐渐萌生了退意。
1983年，张忠谋在闷闷不乐中离开了德仪。
短暂的兜转之后，他接受了有着台湾“科技教父”之称的李国鼎反反复复的邀请，于1987年，在台湾当局提供包括资本支持的倾力扶持下，创办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积电）。并且，一出手就定下雄心：
“当我办一个半导体公司，当然要它长期繁荣。那只有一条路——世界级。”
华商韬略算是大陆最早全面、权威报道张忠谋的团队之一。
2005年首次采写他的故事时，已经74岁的他就已闪电式地辞去了台积电总执行长职务，并强调：“我会慢慢交棒，跟每天的正在发生的事情渐行渐远。”
但台积电的这个班实在难交，直到2018年6月，当他亲手开创的“双执行长”计划已实施5年之久，并且一切尚好，他才正式将台积电交给以刘德音为董事长、魏哲家为总裁的新一代。
台积电也是在张忠谋超过85岁高龄依然努力的奋斗里，相继超过英特尔和三星，称霸地表半导体产业界。
从台积电这两年的发展看，他的交班算是相当成功，这也算是他的另一大核心成就。当他80岁还在亲自打仗时，很多人都曾担忧，台积电会步一代强人之后夕阳西下的后尘，现在，这个忧虑应该是解除了。
退下来不易 ，可一旦退下来，张忠谋也是退得彻底。
过去两年，他带着太太周游世界，享受生活的惬意，还在多个城市参加世界性的桥牌大赛，并且赢得很不错的成绩。对于台积电的事情，他已基本闭口不谈。最近一次访问中，除了强调台积电跟三星的战役还没有结束，只是“赢了一、两场battle（战役），整个war（战争）还没有赢。”对于其他的，便是“这要让Mark（董事长刘德音）和CC（总裁魏哲家）决定。”
张忠谋算是华人社会经历最丰富，也学历最高、最闪耀的企业家。
因为生逢动荡时代，成人之前，他就已经居住过6个城市，在10个学校念过书。有过去家离乡、不知归期的无奈与悲哀，也有过慷慨激昂、救国救民的大时代情怀。几十年后，他还在感叹：那是一个多么不同的时代！其悲哀与激昂，都不是非过来人可以理解与想象的。
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三大顶尖学府就读背景的张忠谋，对学历却并不感冒，甚至还庆幸自己曾在麻省理工申博时落榜。
因为读了博士，他可能就与半导体无缘了。
对后来被公司送往斯坦福读了半导体博士，他也是并不持完全正面的看法。因为，读这个博士，占用了他将近两年的时间，耽误了很多晋升机会。
“几乎唯一的好处是，有了这个博士，我的自信心增加了。德仪工程师里头博士一堆，我可以指正他。有了博士，说话会比较有分量。如果我没有博士，而且是最新的半导体博士，他们也许不会听我的指正。”
至于读博士学到了什么，他的看法则是：
“我不念这个博士，也可以懂。”
在麻省学习机械的张忠谋，踏入陌生的半导体行业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当时，4家公司给了他工作机会。其中两家令他最为满意，一是福特汽车，专业对口，待遇也好；另一家是名为“希凡尼亚”的半导体公司，公司不知名，但待遇更高——比福特高出一美金。
张忠谋希望去福特，但他不愿少拿那一美金。他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价值和尊严的问题。于是自信满满地去讨价：
“我恭敬地说，我很想来福特，但另一家公司的月薪比福特高，可不可以请你们考虑提高起薪？”
结果，那个面试时跟他谈笑风生的人事专员，态度180度大转弯：我们这儿不讨价还价。
本来已经打定主意去福特的张忠谋，一气之下，去了多给他一块美金的“希凡尼亚”，一脚踏入半导体产业，然后：
眼睁睁地看着一起玩耍过的朋友摩尔（Gordon Moore）跟诺伊斯（Robert Noyce）创办了英特尔，并在科技界一日千里的崛起；
眼睁睁看着每天一起吃饭聊天的同事杰克·基比（Jack Kilby），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集成电路，掀起半导体产业改朝换代的滔天巨浪；
眼睁睁地看着包括英特尔在内的对手如何在自己导演的一场又一场战争里落败，眼睁睁地看着半导体如何改变世界，甚至左右地区和国家经济的兴衰……
因为一块美金就告别福特，踏入半导体的经历，也让他在后来屡生感叹：
“人生的转折点，有时竟是这么的不可预期！短短的一个电话，加上一时冲动的青年感情，就让我和半导体结了一生的缘！”
作为一代产业巨人的张忠谋，当然也有一些独特的个性。
少年时，他就更爱文学；后来念书，他也是对麻省理工“虽然十分的敬，却只有五分的爱，远不像对哈佛那样爱的深沉”，理由是，哈佛更多姿多彩且充满着人文浪漫光辉。再后来，打着世界产业大战的另一边，是他拿着烟斗，读着莎士比亚，打着桥牌，在世界历史与艺术中流连忘返……
他在商战上强悍无比，处世态度更刚直坚定：既不曲意逢迎，即使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也不称兄道弟拉帮结派；更不走后门、不搞政商关系、不搞台面下的交易。他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企业做公益慈善事业抱有不同态度。他认为企业首先是要对股东、员工负责，将企业做好，有余力，再为社会服务。
他甚至反对舆论一味地要求企业捐钱，做公益。“这些，不是政府（收了税金）该做的吗？What's government for？（不然要政府干嘛？）”
他曾经坦言，自己常常是知音难觅，但刚讲完“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我”，就马上跟一句：“但我并不准备改变。”
以至于有访问过他的记者感叹：这个被全社会仰望的男人，其实与社会格格不入。著名作家余秋雨也在给他的传记序言中写道：“他很少应酬，喜欢独处，做的是人仰马翻的热闹事业，过的是云淡风轻的安静生活。”
对于金钱、权力和荣耀，张忠谋说：我并不轻视，但我也不把它们看得很重。“这些都是过眼烟云，鼓掌很快就会停止，这种情形，我看得很多。”
与之对应的一个故事是，他曾把一双鞋穿了10多年，太太要求换新的，他好几次都拒绝。终于走到店里，导购小姐看了他的旧鞋子说：张先生，要是我们的顾客都像你这样，那我们就关店了。
2005年，台积电曾寄给我一本张忠谋一字一字写的《张忠谋自传（1931-1964）》。薄薄的一本里，他用了大量的篇幅回顾自己的童年、少年，以及那个动荡时代给自己的深刻记忆。其中一个篇章里，他深情地回忆了高中毕业时（新中国成立前），同学们喝酒、欢乐、道别的情形：
“夜已阑，我们漫步到黄埔江畔，大家凑了点钱，租了一条帆船到黄浦江上游江。满天繁星下，远远的上海如痴如醉如梦，也不知是我们醉了，还是上海醉了。同游中有一人，乘酒意跑到船头大喊：
“黄浦江，我们还能在这里住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