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男性凝视，女性播客主们是如何聊“姐姐”的？
“录这期节目之前我们俩深刻的反思了一下，‘浪姐’系列节目的flag立得太早了，没有想到这个节目真的是高开低走。”「随机波动StochasticVolatility」的主播张之琪在 8 月 2 日的节目中说。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以下简称《浪姐》)热播之际，播客「随机波动」也推出了配套专题栏目《红海翻滚的姐姐》。三位女主播对这个专题栏目的定义为：下饭播客，以热门综艺《浪姐》为契机，探索(闲聊)和选秀、性别、粉丝文化相关的种种文化议题。
《浪姐》赛程过半，张之琪和另一位主播傅适野一开始对节目是上线即追，但渐渐对节目感到“审美疲劳”，在《红海翻滚的姐姐》最新一期节目里，两位女主播更索性直白地表明了她们的心境——“浪姐为什么越来越不好看了”，这个疑问也成了第 7 期节目的主题。
“难看”的声音从《浪姐》3、 4 期开始此起彼伏，网友对节目的批判难逃赛制评分的不合理、镜头剪辑效果差、投票失灵、风格向传统女团妥协、违背原本“三十而骊”的立意。
而《浪姐为什么越来越不好看了》这期播客节目则跳出了综艺节目常规的话语体系。
张之琪和傅适野分析《浪姐》“不好看”的原因，从竞争关系，聊到社会中弥漫的、特别是女性面对的“丛林法则”，进而分析了为什么媒介形式的改变为这种思想的流行提供了沃土。
我们为什么能在播客更平和深入地聊《浪姐》?
播客赋予《浪姐》二次“生命”
由于“打破对女性的偏见和固有印象”的节目立意和强势的嘉宾阵容，《浪姐》未播先火，引发全网广泛讨论。在播客，聊《浪姐》也成为一种“潮流”。
播客节目「忽左忽右」就推出了一期节目《中女崛起和令人哭笑不得的第三性》，「活字电波」推出特别一集《又美又有钱的姐姐才可以乘风破浪吗》，而「随机波动」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单独为它开设了一个周更栏目《红海翻滚的姐姐》。
“《浪姐》算是疫情期间最大的一个爆点综艺，尤其是在刚开播的时候，感觉微博全首页都在讨论。节目本身其实没有那么多可讨论的点，但它聚集30+的女性，而且有话题度，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和跳板。”随机波动的主播傅适野向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解释决定做“红海”系列的原因。
「随机波动」是一档由三位女性媒体人发起的泛文化类中文播客，它的前身「剩余价值」可能是一个更加被人熟知的名字。
今年 2 月，由于节目中的一集《瘟疫、语言和具体的人：与历史学家罗新的聊天》涉及敏感内容，「剩余价值」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炸号”，随后以新名字「随机波动」重出江湖。
目前，傅适野和张之琪已经成为自由职业者，有了更多的精力投入播客事业。
“乘风破浪”的30+女明星的精神面貌和处事态度，让许多女性观众称‘有了变老的勇气’”，但实际情况是，更多的姐姐还在竞争激烈的“红海”挣扎。
而“红海翻滚”还可以有另一层解读。目前，播客变现困难，新播客节目在今年上半年呈现小井喷趋势，某种程度上，主播们自己也处于“红海”的压力之下。
因此，除了主播们对节目本身和相关女性话题感兴趣外，“红海”衍生节目也是一个为播客自身增加“曝光”的机会。“每周五大家看完这个综艺，又可以在周末听到我们这样的特别节目，也比较方便培养听众的粘性和收听习惯。”傅适野说。
但在播客这个内容形态中，“去娱乐化”和“价值延伸”的节目讨论是主流形态。
在录制《是一场不彻底的改良，时而大观园，时而斗兽场》一期时，「随机波动」邀请了《人物》杂志主笔安小庆做嘉宾。她们评价《浪姐》的改良是不彻底的，节目想要营造一个去除了男性凝视的环境，但镜头背后，依然是资本和文化工业的逻辑在起作用。
“这个综艺即便再有话题热度，它也还是个综艺。”
傅适野认为《浪姐》承载不了更深刻更批判性的价值，所以“红海”更多地在探讨节目背后更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女性的年龄焦虑、性别红利、贫富阶级问题。“这也是比较符合我们节目气质的取向和定位。”
和「随机波动」相似，文化类播客「不合时宜」对《浪姐》的讨论也是再三斟酌的。
「不合时宜」在《浪姐》赛程过半时上线了《被定义的浪姐和易脸冷漠的对话》，不能免俗地加入了对这档节目的讨论中。为了从夹缝里找到的新的切入角度，他们选择从《浪姐》的衍生访谈节目《定义》入手。
《定义》的主持人易立竞是人物深度记者出身，她的采访风格犀利冷峻，有人称其为“冒犯式采访”。例如，易立竞会从不同角度，不断提问类似问题来突破采访对象，从可能不一致的回答中寻找破绽。
主播若含告诉刺猬公社：“我和王磬(另一位主播)之前有过人物采访经验，我们觉得作为记者看到的访谈跟普通的听众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希望能贡献一个新的视角。”
《浪姐》的出现是由于资本力量的推动，资本观察到现在女性的观众群体越来越需要这样的内容。当前热播的电视剧《二十不惑》和《三十而已》的出现也并非偶然。
在这场热闹持久的讨论中，播客的主播们试图跳出商业叙事输出观点，而女性主题播客「海马星球」的覃里雯在与刺猬公社对谈时，直接表示了对《浪姐》的排斥。
她认为这类综艺更贴近“机会主义女权”，它让舞台变成了女性的斗兽场，节目的描述也将女性之间很多正常的情感交流变得非常扭曲。
“我觉得很多所谓的女性主义节目只是找了一些女明星，让她们扮演一些有力量的角色，但是节目并没有打破传统父权社会下对女性人设的要求，比如腰围一尺九、肤白、年轻......现在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我觉得批评的点都不错。如果说女权要用这个娱乐节目去引发讨论，这在引导方向上就是南辕北辙。”
在播客聊“姐姐”，比其他平台更安全吗?
微信公众号“看理想”在《姐姐们，从乘风破浪到随波逐流》一文中提到，《浪姐》非常宝贵的一点，就是营造了一个对于女性的良好讨论氛围。
文中提到，节目播出前豆瓣专题小组已经聚集了数十万人讨论用户。当时的讨论氛围都相对友善，多是出于纯粹的对女性欣赏，也不乏大量高质量的讨论脑洞。然而，随着大量观众涌入后，小组的讨论风气也渐渐崩坏了，劣币驱逐良币，许多人因为难忍这样的讨论风气纷纷退组。
微博也从清一色期待“姐姐们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恢复到了一贯的舆论风向，每一期节目更新，不仅占据三五个热搜词条，还会有至少一个姐姐被“狙击”。网友们放大综艺中呈现的某一现象，简单粗暴地给姐姐贴上标签，轻易粉转路、路转黑。
但无论在播客节目分发的播客平台、音频平台，还是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媒体，在评论留言中，听众都能够维持较为理性讨论的氛围。
《浪姐》给予了播客一个全面讨论的契机，但女性和性别相关议题并不是这些播客为了“蹭热点”才开始关注的内容，而是播客这个媒介生态里一直都有的客观存在。不论是成立了一年半的「随机波动」(包括剩余价值时期)，还是只上线了 30 期节目的「不合时宜」，女性相关的节目大约占据了播客所有节目的20%~30%。
“我们的听众可能先天对这样的议题就不陌生，他们会有自己的基本认知、话题共鸣或是切身体会，更能够接受这样的选题。”若含说。
和其他内容形式的受众相比，播客的受众群体有其特殊性。
一方面，播客听众受教育程度较高，对争议性选题的接受度也较高。根据今年PodFest China发布的《 2020 中文播客听众与消费调研》，中文播客用户主力来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且近九成用户学历在本科以上。
另一方面，一期播客节目的时长在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能够给予主播和嘉宾比较完整的讨论空间，是一个适合传播和交流思想的媒介。
信息碎片化，媒介把人们的思维更扁平化，短内容容易简化思想，人们对每个事情的理解常常是“微博 200 字”或“短视频15s”，发表观点也容易被曲解，被“抬杠”。在能够深入思想交流的空间下，听众和主播的关系更加紧密，粘性更强。
此外，对于图文和视频内容，用户都可以随意拖动进度，来选择输入的内容，但播客的门槛更高，用户选择输入的时间点在判断“是否要收听节目”这一刻。
“视频传达的信息更多，但多出的部分信息会干扰受众，而音频受众能够更注重内容本身。我知道中文环境对人的外貌苛求甚多，很多视频博主出镜时要化妆。有些人即使听不懂你说什么，但依然能够对你的样子、穿着、举止评头论足。”这也是覃里雯选择播客节目形式的原因之一。
有意思的是，这类情况通常发生在男性凝视之下，也就是说，女性才是被审视的主体。播客为主播创造了专注内容的机会，为女性提供了规避审视的空间。
在播客，偶尔的“矛盾冲突”可能会发生在节目内容“脱离”原本的价值观时。
在“红海”第 4 期节目《傅立竞对话前 1931 女团成员》中，傅适野邀请了一位有女团经历的朋友，但节目效果却有些违反大家的预期。
有人觉得嘉宾没有跟上主播的价值思考，有人觉得主播没有引导嘉宾聊出基于自己经验的一些反思，还有人希望他们反思对谈中类似“女孩就是有自己的花季”的观点，和节目之前的价值观是否有所出入。
“我觉得大家有点太苛刻了。”傅适野说，“当然，我会期待能聊出更深刻的内容，但嘉宾的想法确实比较单纯。她觉得女团就是在 20 出头的时候，人生阶段的一种愉悦的体验，让她很快乐很满足。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播客背后的姐姐们
播客融洽的氛围离不开聚集的用户和讨论风格，不过傅适野觉得，比起播客这一介质的特殊性，更重要的这个载体背后“人”的因素。
“我和之琪以前在界面文化做记者。当时几乎是一个全女性的团队，大家对性别相关的问题比较敏感，会从女性视角思考各类话题，以前还被人调侃是‘女权号’。我们形成了一贯的选题思路，也会把这个思路用在做播客节目上。”
在JustPod联合创始人杨一看来，很多文化类播客的节目调性和对女性话题的重视，和主播的海外背景有关。
从播客的简介中能看出，「声东击西」是一群驻美记者主持的播客，「小声喧哗」是几个在美“知识女性”讨论欧美流行文化的播客，「不合时宜」是由三个生活在不同时区的(前)媒体人共同创作的播客......
大张伟在《乐队的夏天》说“新人听歌只有 15 秒”
西方文化给予女权自由表达的空间，这些主播们更早将女性主义纳入自身的价值观，由此将独立和反叛意识带入中文播客。 2017 年，因美国金牌制作人韦恩斯坦性侵案引发的Metoo运动，就带动了 2018 年女性主题中文播客的小范围兴起。
主播们的女性视角，通常融汇到方方面面的公共讨论中，并非只有遇到直接与女性相关的主题时，才会意识到性别问题。「不合时宜」的主播们讨论发现，节目选题很多源于他们的现实经验，“与其说我们刻意关注女性话题，不如说性别意识是我们节目的底层意识。”
在《被定义的浪姐和易脸冷漠的对话》的上一期，「不合时宜」推送了节目《一个中国男性要成为女权主义者到底有多难》。
这一期主题的想法是驻欧记者王磬提出的。前段时间她看到新闻报道，在居家隔离生活开始一个半月后，国际学术期刊的编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女性研究者似乎因为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投递的论文数变少了。
面对这条新闻，有男性朋友在王磬的微博评论说，虽然他在理念层面认同男女平等，家务共担当，但理念和真正的行动之间仍然有一段距离。
这条微博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很多男性可能因为他本人有所谓的惰性和路径依赖，即使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他很容易说出“我一定会支持你想做的事”，但不一定会夜里给孩子喂奶换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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