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还能持续多久
作者 / 盒饭君
来源 / 盒饭财经（ID：daxiongfan）
8月27日，CNBC传出预言，TikTok很可能在48小时内与微软达成出售交易。
次日晚间，中国商务部会同科技部更新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新增条款让tiktok撤退的故事再次变得扑朔迷离。
此故事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从妥协到反击，它的受难史是所有中国出海企业的缩影。
当我们将视野拉长，美国贸易政策曾一直以来以全球化、开放为主题，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由贸易秩序建立，特别从2008年以来，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秩序为主，区域机构成为重要补充。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风向转换，而反贸易主张又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同？
盒饭财经对本书核心观点进行整理，试图从后视镜中找出当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将内容划分为四部分，分别为“中国与世界贸易扩张”、“小布什的双边主义”“犹豫不决的奥巴马”、“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书中还提到，中美贸易虽然使美国低端制造业岗位相对减少，但也使美国整体劳动力市场增长强劲，为工人带来更高工资和更多就业机会。
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上，美国人从未达成共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一直盛赞国际贸易，而今，美国总统对贸易政策的基调出现360度大转弯，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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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特朗普的意外当选标志着美国总统对贸易政策的基调出现了360度大转弯，使贸易政策的实质内容发生巨大变化。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一直盛赞国际贸易，支持签署多边和双边协定减少贸易壁垒。
他们往往竭力推动满心不情愿的国会与他们站在同一阵营。现在，公开批评这类贸易协定的候选人入主了白宫。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毫不客气地抨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与中国建立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为极其糟糕的交易，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甚至威胁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对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35%的关税。
特朗普在他的就职演讲里仍然秉承着这些强硬的批评言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牺牲美国工业为代价使外国工业赚的盆满钵满，”他说，“美国工厂一家接一家地关门大吉，离开我们的海岸，甚至都没有想过被他们甩在身后的数百万美国工人。”
特朗普承诺要推行“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将流失到其他国家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国界，以免其他国家模仿我们的产品、窃取我们的公司以及破坏我们的就业机会。贸易保护会使美国更加繁荣昌盛。”自赫伯特胡佛以来，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口气如此强硬地谈论保护本国免受外国竞争冲击的必要性。
特朗普就任之后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是促使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意味着政府不会再把这份贸易协定提交国会审议。随后他开始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同时对那些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的公司提出威胁。
虽然中国没有马上被列入汇率操纵国，但人们已经预计到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口采取强硬行为。
特朗普及其政府还认为贸易赤字对本国极其不利，认为这表明美国在贸易中“蒙受损失”。然而，这些赤字并不是之前签订的各种贸易协定造成的结果，而是由外国资本流入导致的。
由于特朗普的言论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所以人们经常给他打上“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烙印。
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当选反映了人们对政府和经济表现存在深刻的挫败感。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陷入停滞，收入不平等自1979年起稳步提升，这使人们重新开始辩论全球化程度加深和技术变革加快到底有利于普通美国人还是给他们带来伤害。
虽然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工人看起来境况还不错，但是蓝领工人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却感到被遗弃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助长了民众的经济不安全感，使反贸易的主张与许多选民产生共鸣。
与此同时，2017年初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72%的受访者将贸易视为机遇（这个比例创下历史纪录），只有23%的人认为它带来威胁。不过对贸易的积极看法并不一定转化为对贸易协定本身的支持，美国人始终没有在贸易政策上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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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贸易扩张
20世纪70年代，中国约有10亿人口，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基本上没有进入全球市场。1978年，邓小平使这个闭关锁国的经济体打开了国门，开始从严格受国家管控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向私营企业受限的市场化经济体系转型。
农业集体经济的逐步退出，私人农业经济逐渐引入；外贸方面的国家垄断被废除；外国投资进入中国逐渐得到允许并且贸易壁垒分阶段被清除。
这些政策改革推动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加速增长，他的对外贸易由此实现快速扩张。随着数以亿计的非技能工人走出农村，在沿海的制造业中心就业安家，中国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特别是服装、鞋类、玩具和体育用品出口，同时还是全球消费电子产品的组装地。
在20年的时间里，中国对全球市场和贸易往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0年时，中国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2000年就攀升到5%，进而与2014年达到12%。
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成功之后，美国与它几乎没有任何接触。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开启他著名的北京之行。1980年，卡特总统对中美贸易打开了大门，允许中国进入美国的货物享有最惠国待遇，而不是被征收较高的非最惠国关税。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总统表示，同时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接触中国，有助于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而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无法达到这个目标，只是从根本上切断双边贸易。
进入90年代后，美国开始讨论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条件。一旦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它就必须遵守其规则，美国则有义务在不进行年度审核的情况下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要让美国允许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中国必须承诺在关税削减和市场准入方面推行广泛的一揽子措施。到了1995年，中国还必须认可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定的内容。虽然其他国家愿意接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美国一再推迟这项工作，希望尽可能迫使中国做出更多让步。
1999年11月，美国贸易代表Charlene Barshefsky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美已经达成协议，美国将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统一大幅削减关税，将平均关税从25%下调至9%，逐步取消进口配额和许可要求，并承诺开放服务业，遵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知识产权协定。
美国没能让中国在国企改革和政府采购方面做出太多承诺，但中国允许美国动用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条款避免进口激增，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采用针对非市场经济体的特殊方法应对倾销和补贴问题。
国会必须批准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才能使这份协定生效。由于美国国内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快速通道”授权的挤占刚刚结束没多久就出现了中国入世的问题，所以政府决定在大选年提请国会投票表决中国的贸易地位问题时，民主党人对这个做法相当不满。各方辩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批准另一个工资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国家永久性进入美国市场。
商界和农业生产商强烈赞成赋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已经投资于中国或与中国企业签署了合同的美国跨国公司希望确保自己在中国制造或组装的货物运回美国时能够享有较低的最惠国税率。
这些公司还预见到，如果能够扫清中国政府设置的壁垒，建立和执行贸易规则，那么它们出售产品的增长潜力极大。此外，数十个代表农民、生产者和加工者的农业团体极力敦促国会通过这部法案，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对大豆和其他农产品出口来说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市场，而且其规模还在不断扩张。
反对赋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人群强调了与中国加强贸易可能带来的潜在问题：美国可能因此丧失大量的就业机会，导致美国的贸易赤字节节攀升，中国的人权问题尚未解决，且中国的劳工和环保标准不够充分。同时，许多保守派担心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2000年5月，众议院进行广泛讨论后，以237票对197票的结果统一赋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参议院以87票对13票的结果通过该提案，随后克林顿总统签署法案，为中国加入WTO铺平了道路。
中国对美出口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初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规模庞大而且在迅速扩张。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实际GDP增长速度每年超过10%，他在21世纪初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在供给侧（中国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还是需求侧（中国进口大量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中国的经济扩张都对世界造成了巨大冲击。
进口激增是2001年至2003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异常大幅减少的原因之一。尽管美国在2001年经历了短暂的经济衰退，但在此期间制造业的就业率下降幅度高达17%。
此外，由于受到进口冲击的产业多为技术水平不高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美国服装产业受到的冲击尤为显著。1995年至2005年，许多服装工厂纷纷倒闭，约50万服装业工人就此失业。
尽管中国进口对美国造成了强大的冲击，但当时它造成的失业问题被其他国家层面的因素掩盖了，所以并未受到太多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劳动力市场增长强劲，为那些因为中国进口而失业的工人创造出其他就业机会。由于纺织服装产业的工人薪酬远远低于普通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所以失业人员再就业后拿到的工资可能与之前持平，甚至高过过去。
事实上，就在中国进口激增的同时，美国的全国失业率在2002年至2006年保持着持续下降的态势。
中国对美出口远远不是美国制造业就业大幅下降的最重要因素。当时，工业制成品的生产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改革，新兴技术和资本设备只需雇佣少量技术工人，就可以在员工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不断提升产量。
同时，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对美进口不断增长不是导致美国工资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贸易增长和工资不平等水平上升并不是同时发生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资不平等水平急剧上升，而他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较慢；低收入国家的进口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开始加速增长时，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趋于平稳。
劳伦斯总结：不平等加剧的根源在于超级富豪在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高，而且利润在收入中的占比上升，（而贸易对这种变化产生的影响很小）其中多半是周期性因素造成的。
随着中国对美出口大幅增长，一些美国生产商开始抱怨中国的货币政策使该国掌握了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引起国会议员的关注。国会议员曾提出100余项关税法案，但都在委员会不了了之，老布什政府几乎没有质疑中国的货币政策，至少没有在公开场合这么做过。
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产品包括消费电子产品、体育用品和玩具、服装鞋履和家具等，它们所涉及的产业在美国早已陷入长期衰落的状态，而且美国国内市场上的此类产品也多半进口于其他亚洲国家。
此外，中国在全球消费电子产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极大，反映出其劳动力成本低廉，但并不说明它的技术成熟度较高。这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开展大规模劳动密集型装配业务时成本效益最高的国家。
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的价值中只有一半确实来源于“中国制造”。它的出口中有不少是加工产品或外国生产的零部件组装成的产品，这意味着它们的大部分价值都来自从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采购的半成品。
因此，在20世纪初，美国国内倡导保护本国生产者免受中国进口产品冲击的人比20世纪80年代时抵制日本进口产品的人少得多。他们不再认真地把限制进口当作一种政策选择。全球化的大企业强烈支持保持贸易开放。美国国内的很多企业可以在世界市场上获得各种各样的半成品，因此也受益匪浅。
此外，与中国进口产品直接竞争的美国本土企业在国会中政治影响力有限，服装和家具产业的衰落已经清晰地反映出这一点。世界贸易组织不允许采用出口限制协议，国内企业只能向政府请愿，要求对中国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对中国开征特定关税不会刺激美国生产，只会使其他亚洲供给商取代中国提供的部分进口。如果美国不从中国进口消费电子产品、体育用品和玩具、服装鞋履和家具，那么很可能从其他亚洲国家进口这些产品。实际上，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的部分原因是他取代了其他亚洲供货商或其他地区的供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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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的双边主义
小布什在2000年竞选期间口气坚定地盛赞了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政治和道德裨益。他承诺要保住政府的贸易谈判权，完成政府提请国会审议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并启动新的多边和双边贸易谈判。
但是，小布什政府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谈判双边贸易协定，同时为了迫使国会反复就这些贸易协定进行投票表决耗费了大量政治资本，而这些贸易协定多半没有太大经济意义。就2001年至2008年与美国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而言，他们在美国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不足5%。2012年，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研究表明，从1984年美国与以色列签署的贸易协定到2011年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签署的贸易协定，所有现行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使美国的出口总额增加3.6%，进口总额增加2.3%，实际GDP增长0.2%，实际工资提升0.3%。尽管这些贸易协定遭到政治攻击，但他们确实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影响，只是规模较小。
在执政后期，小布什政府竭力推动国会通过小型贸易协定，不断消磨两党在战后对贸易政策达成的共识，造成的结果就是，以巨大的政治代价收获少量经济利益。这意味着2008年民主党风卷残云般全面夺取政权后，国会的民主党人支持贸易协定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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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不决的奥巴马
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民主党得以全面掌控政府，这是十多年来的首次。奥巴马政府与众议院的民主党人观点相同。他们认识到贸易问题会在党内和各个选区之间造成内部分裂，所以尽可能不要提上议事日程。
奥巴马就任总统后，有许多原因导致他没有推进宏大的贸易议程，除了他自己对贸易问题感到不安外，他不愿把工作重心放在一个会导致本党分裂的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奥巴马就职时面临着大萧条以来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房价暴跌之后，许多杠杆率过高的银行和家庭被推入资不抵债的境地。在这种极其脆弱的环境中，2008年9月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金融市场暂时停止正常运转，到了2009年初，美国陷入严重衰退。
工业生产在2007年12月至2009年6月期间下降了17%，失业率在2009年10月达到10%。因此，在这之后的第一年里，奥巴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说服国会通过财政刺激计划和新的金融监管计划上。
幸运的是，这次经济危机没有转化为贸易财政危机，所以奥巴马总统忽视贸易政策问题并未造成太大代价。金融崩溃和经济衰退刚刚露出苗头时，就有很多评论家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引发了人们对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政策卷土重来的担忧。
同时，世界贸易经历了巨大震荡：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贸易量下降了12%，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大降幅。
然而，令许多观察家意外的是，此次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并未导致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爆发。世界贸易的降幅只有一小部分是因为贸易壁垒上升造成的。
在美国，保护主义者没有因为2008年至2009年的大衰退加大对政府的压力，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的进口急剧下降。在2009年第二季度，美国的实际商品进口量下降幅度高达22%。由于所有主要行业都没有承受进口激增的压力，所以国内生产商没法将自己遇到的困境归咎于外国竞争。
美国的反倾销案数量没有大幅增加，经常账户赤字大幅收缩，国会基本没有受到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施压。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可以解释，为何此次严重衰退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催生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首先，与大萧条时期相比，各国已经掌握了更多政策工具应对经济危机。到了2008年和2009年，各国央行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并救助银行体系，成功避免了经济长期下滑。
其次，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外国投资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大幅降低了限制进口给本国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美国、欧洲、和亚洲最大的企业无论在生产经营还是供应链上都跨越了不同国家，因此推高贸易壁垒不再能使它们获得既得利益。
以汽车生产商为例，他们以入库外国汽车生产商的形式进入其他市场并实现多元化经营，而且很多外国公司已在美国生产，贸易保护与他们并无关系。
虽然没有太多压力迫使奥巴马政府推行新的贸易壁垒，但在2009年9月，他启用了特殊保障条款，对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和卡车轮胎加征关税。这一保障税仅针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由此减少的进口由其他不受此关税影响的其他外国供应商接手。
2010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对众议院的控制权，完全可以阻止总统进一步提出任何国内倡议，奥巴马政府开始转向贸易问题，将它作为两党可以共同努力推进的议题。
奥巴马政府成功连任后，开始克服自己的不情愿情绪，积极倡导新的贸易协定。尽管小布什政府签署的那些小型双边贸易协定已经过时，多哈回合的多边谈判陷入僵局（2015年这一谈判被终止），但美国政府开始重新启动大规模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
2011年11月，美国协助发起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虽然奥巴马政府仍然将贸易协定看做政治包袱，但它不能不参与在亚太地区开放贸易的重大倡议。
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以亚洲为“轴心”，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积极促进贸易合作的另外一个原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最终将智利、新西兰、马来西亚、秘鲁、越南和日本等12个迥然不同的国家汇聚在一起，签署了一份贸易协定。而中国缺席了这份协定。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展示了贸易讨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从关税税率转向非关税壁垒和监管问题。这份协定的目标是提高监管一致性和贸易便利化程度，以促进市场准入和竞争。
2013年，奥巴马政府还同意与欧盟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 谈判。不过，它的谈判进程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慢得多，部分原因是欧洲反对改变农业政策，担心监管主权受到侵犯。
因此，尽管起初奥巴马政府不愿意介入贸易政策，但他在推进美国与太平洋国家和大西洋国家开展实质性贸易谈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政府在临近总统大选的关头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工作，使其成为2016年总统大选的竞选议题之一。
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和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称，过去和未来的贸易协定破坏就业机会，伤害中产阶级，极具“灾难性”。作为奥巴马的国务卿且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被迫在竞选期间反对这些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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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贸易政策曾经历过三个不同的时期，财政收入、限制及互惠分别是各个时期的政策要务。在每个时期内，尽管各利益集团冲突不断，但美国在特定时间点考虑的贸易政策往往局限在极窄的范围内，这也被称之为“冲突之下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