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后，我在武汉“扫街”：教人开店、扫码、帮助城市复苏
2020年只剩三分之一了，但一场疫情，仍像悬在头上的剑，让所有人担心未来。
疫情也按下了时代的快进键，它让所有人都意识到：数字化的重要性。
疫情阴影下，那些会用外卖、电商、直播、消费券的小店，抗击打能力要强大得多。
另一群人，则落在了时代之后：中国还有5亿不会用智能手机的人、2亿不曾接触网络的老人，他们之中，就有许多小店的店主。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的是一群“小店规划师”：
这个行业在武汉诞生并推广至全国。疫情最严重时，“小店规划师”们教店主开通外卖、做无接触点餐，帮小店挺过难关。疫情后，他们则通过小程序、数字营销、支付宝消费券等方式，让小店迎来重生。
疫情后，基于支付宝等平台的数字化浪潮，让这个职业成了就业新高地，平均年薪20万，人才缺口100万，不少海归和高学历者入行。
但能实实在在地，帮助那些散落民间的小店，则是这件事带来的更大成就感。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一天走4万步、“扫”100家店
就为了每个小店能有复苏的机会
王静 女 小店规划师
熬过了疫情后，武汉街头又开始熙熙攘攘，人们努力让生活回到轨道。
而作为武汉人之一的我，在干的或许是他们之中，最辛苦的一份工作。
每一天，我都要在热到发烫的街上“扫街”。武汉市中心全部是楼房，没什么绿化、又是高楼，地面温度起码40度。
最忙的时候，每天跑10个小时、拜访100家店，一天的步数最多达4万步，遥遥领先朋友圈的其他小伙伴。
这份工作叫“小店规划师”，不仅考验体力，也挑战耐心。我每天的日常就是教店主用二维码、开通外卖、发消费券…
武汉的夏天堪比“火炉”，没有最热,只有更热。所以，每次扫街回来，我的衣服都会被汗水浸透、渗出白色的盐渍，人也黑了一圈。
但看着街边小店又重新热闹起来，我也很开心，毕竟，这样武汉就离完全复苏更近一些。
疫情严重时，我和无数的武汉人一样，一共困了68天。
印象最深的感觉，就是绝望。当时我就觉得，不能这样，人要做点事，日子才会有盼头。于是我们一家人，就每天轮换着出去做志愿者——帮小区送菜。
封城前3天我还在跑客户
熬到4月，大家终于能出门了。我公司也新增了“小店规划师”的岗位，我因社区送菜对街道、门店都比较熟悉，顺理成章地成了武汉第一批小店规划师。
疫情时的封城，加速了数字化的进程。一个冬天过去，每个武汉人手机里都至少有五个社区群——用来团购蔬菜。
虽然如今疫情消退，但大家对网络却更依赖了，而这对大多数商家来说，也成了复苏最重要的入口。
“扫街”期间，我得知一家小区里的餐厅，因社区封闭，外面的人没法进来，小区的人则都在家做饭，餐厅一天也没几笔生意。
那成了我第一个客户，后来我每周都要去那里2-3次。我一张张帮他扫描菜单、上传菜单，建了个外卖系统，并帮忙把链接每天发在小区的群里。
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是方便了，但对老人来说则生活变得“困难”了一些——他们眼神不好、腿脚不好、还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当新技术涌进来，他们只能无奈地落在后头。
我曾遇到过一个在菜市场卖菜的老太太。现在很少有人在身上带现金，而她又不会用手机，生意都被那些可以提供手机支付服务的商家抢去了。
我帮老太太申请了新的支付宝二维码和一个小音箱。此后，每一笔付款，都能发出“叮”的一声并报出数字，老人就知道：钱收到了。
还有一个开卤味店的60岁阿姨。她的店生意很好，每次见她，她都忙得晕头转向。但当我去店里回访时，却发现老人连租金都快付不起了。
原来，店里的二维码是儿子申请的，所有收入都直接打到儿子账上。而他从不来店里帮忙，老人每日的辛劳都成了儿子挥霍的资本。
于是我向公司申请，以老人的身份证重新办了收款码。现在只要看到我路过，老人家就会开心地招呼我坐下，还送我一堆卤味。
这些都是我们的“举手之劳”，但对他们来说，却非常重要。
我曾拜访过一家兰州拉面馆，老板的小桌上摆着一块“抗疫先锋”的奖牌。疫情期间，他带领着伙计免费给雷神山医院送餐。这一送，就是好几个月。
武汉的每一个小店，都在疫情期间付出了许多。只要能帮助到他们，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自豪和开心。
常春藤学校毕业后去武汉“扫街”
虽然辛苦，但我很骄傲
很多人都奇怪：你一个海归，为什么干“扫街”这么辛苦的工作?
我本科在华中农业大学学城市规划，毕业后去了深圳一所建筑师事务所。干了两年，考上了美国的常春藤学校大学之一，佐治亚大学。毕业后，我继续留在美国工作了3年。
很多人都觉得，这挺让人羡慕的，但我干得越久，心里越明白：我没跟上时代…
当时我在美国做数字化相关工作。但美国的数字化和中国相比，缓慢而笨拙。
我那时候的工作是帮旧金山唐人街的小店建立网站。最开始，我很有干劲，跑了800多家店了解产品和需求，再帮他们建网站。
2015年，美国的网站还和中国PC时代的差不多：灰底白字，简单地按照女装、鲜食、外卖来分类。
此外，点击进入后，不仅没有客服，也没有评论区，一副“你爱买不买”的样子。最后有些店主甚至懒得运营，直接关掉了网站。
当地的店主告诉我，他们之所以建网，只是希望有人能搜索网站上的电话，让他们来的时候不会迷路…
干了3年多后，我越来越沮丧，觉得建网站根本帮助不了店主的线上销售。
而与此同时，国内的情况已经突飞猛进。印象最深的是，过年回家时，我发现老家那边一部手机，一个支付宝APP，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网购、外卖、打车、理财…
虽然美国很多方面都很发达，但那都不属于我，我所在的行业还停留在十年前的发展水平。于是，2019年，我决定回国。
选择做一名武汉的小店规划师，一是离家近，照顾父母更容易；二是相比北上广，武汉的数字经济，还很有潜力。
最开始，我也是“扫大街”，一家一家地跑：菜市场、早餐店、烧烤摊…
先从月流水10万以下的小店开始，做最基础的活儿，帮他们开通二维码收付款、外卖系统、自助点单系统…
慢慢的，我开始转型，进入商圈和连锁店，开拓一些月流水10万以上的“腰部”客户。
这时，能帮小店做的就更多了：小程序、小额贷款、支付宝消费券…几个月后，我的业绩，也排在武汉的前几名了。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份工作每天在街上跑，累，脏，像房地产销售。但真正了解，我才发觉这工作的价值和有趣。
这份工作的平均年薪能到20万左右，而在一些小城，我知道还有的人能做到年入百万。
此外，现在这工作离小店近、离科技更近，用科技帮小店，是我特别愿意去琢磨的一件事。
“扫”到一个老婆
我沉淀了自己的“扫街”方法论
柯萌 男 小店规划师
我是1996年出生的“小店规划师”。
我的同事大都是95后——因为得对互联网科技足够熟悉。但这工作并不是所有95后都能做，因为它非常辛苦。
今年1月20日，我就因为疫情被困在家里。但不能出门的时候，我们也没闲着，每天挨个给客户打电话，远程视频，教他们用支付宝小程序、开通外卖系统。
当时有个生鲜店经营困难。当时大家都无法出门，我就想办法用小程序，帮店主搞配送、维持生意。但问题来了，结算需要打印机，这是在平时特容易搞定的事儿，但当时搞一台打印机就跟找战备物资似的。
后来，我帮店主在网上买了台打印机，用顺丰运到武汉，再托朋友运到小区门外，隔着栏杆，气喘吁吁地递给了店主。这才算解决了问题。
后来，武汉解封了，我们的工作也恢复了常态。
现在，我每天都是先坐轻轨，再换公交，从起点站到终点站，穿越整个武汉。每天早晨8点出门，晚上10点才结束扫街，回家。
扫街的时候常顾不上吃一顿正经地午餐，饿了就随便在超市买个面包、水果，趁着这个机会也可以和客户聊聊业务。
我算得上是小店规划师里的“老鸟”，现在还沉淀出了一些找客户的经验：
第一步，先聊天。把自己当做消费者，亲自体验店里的购买流程，找痛点，再拿相应的产品服务去和店主沟通。
第二步，把自己做好的成功案例说服周边的店铺。比如一个支付宝刷脸支付的机器，我会先推给客流量最大的早餐店，等周围的店主过完早，一般都会打电话过来问我如何安装。
这期间，我也遇到一些困难：武汉人嗓门大，性子急，遇到不会用，就直接吼。我性子急，也会怼回去。
有时在外人看来，我们是在吵架，其实我们是在沟通业务。
疫情把人们衣食住行都逼到了线上，但也因此诞生很多新机会。总有人跑在前面，有人跑在后面。后来者不懂，我们去负责去教。
进入这行一年后，我还意外收获了一个老婆。
当时我正在做一个开网吧的客户，我承包了他的数字系统。沟通下来，他觉得我很靠谱，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我。现在我们已经领证了，本来打算5月办酒席，因为疫情，10月准备补上。
我从小在武汉长大，一直都觉得武汉是个有人情味的城市。
武汉话讲:“Q嚨眉复蟾鍪隆薄５让恳桓鲂〉甓既饶制鹄吹氖焙颍?浜阂簿椭厣?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