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涛：贪婪投机、先作恶后从良？中国企业家要警戒四个问题

作者：田涛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7月

世界上生意人常有，真正的企业家属于“稀有动物”，但唯有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和社会起到强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而对于众多企业经营者和创业者来说，不管是在企业发展遭遇困境时，还是企业发展向好并进一步开疆拓土时，都应当自问两个触及初心的问题：“为什么要做企业家？为什么要做企业？”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一家企业的成长方向与路径，也决定了一家企业可能的生命长度。

一位46岁的投资家一边抽着雪茄，一边问我：“老师，我的财富已经够用几辈子了，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我的儿女继续奋斗的理由？”

企业家精神之我见：做本分的生意人

真正伟大的企业家身上无不呈现着深刻的悖论。

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是梦想家，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信使，比如乔布斯、埃隆·马斯克，比如任正非。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超级实用主义者。

赚取更多的财富，是每一个企业家命定的职业属性，这也从根源上决定了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存法则：数字的增减与好坏的背后是你明天还能不能活下去。因此，任正非说，活下去是华为的最低纲领，也是最高纲领。

任正非：活下去是华为的最低纲领，也是最高纲领（资料图/华为）

但伟大的企业家与平庸的企业家的不同则在于：赚钱的目的是什么。前者是为了一种理想，一种使命，财富则是撬动梦想的工具，后者发财就是为了发财。

积极的风险承担者。他们天然地对风险怀有兴趣，某种意义上正是对风险的拥抱与抵抗，才让他们真正展现出勇气、洞察力、意志力以及对团队的感召力。但他们也是极端的趋利避害者——谨慎乃至于保守与对风险的偏好集于一身。

偏执的守拙者。不讨巧，不取巧，一条道走到黑、走到光明处，也许就引领了世界。华为30多年间坚守主航道，拒绝多元化，拒绝机会主义，30多年后成为全球通信行业的颠覆者、领先者，而世界500强中的多数西方公司也大抵如是。

柔软的同理心与最坚硬的孤独者。伟大的企业家，甚至包括一个合格的企业家或管理者，必须拥有一种特质：同理心。已所欲，人之所欲。自己谋求财富与权力的扩张，追求聚光灯下的荣耀与辉煌，你的同僚、部属、员工又何尝不是这样？

因此，财富不可独享，权力不可垄断，成就感应当共享，唯如此，才能有上下同欲、同心、同力之上的众志成城。当然，同理心不仅体现在企业内部，还包括对客户的同理心，对社区和大众的“共感”。

与此同时，卓越的领导者又无不是孤独者，坚硬的孤独者。以上是关于企业家精神的通识。

但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在这些通识之外，我们似乎更需要一种源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古典企业家精神：做一个本分的生意人。具有这种精神的企业家一般有以下几点特质：

一是发现发明的能力。

优秀的企业家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最稀缺的品种。他们是资源的整合者，是“无中生有”的冒险家，敏于和善于从实验室的科学发明中捕捉改变人类命运的技术潜质。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那些曾经伟大的企业比如摩托罗拉，依然伟大的企业比如IBM和微软，新崛起的伟大企业比如谷歌和亚马逊，它们无不有过这样的辉煌：把一个科学原理、一个实验室的公式转换为一种技术创新，进而把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转化为颠覆性的产品创新，然后让大众受益。

美国的超级霸主地位正是奠基于几百个这样伟大的企业之上。

在这些伟大企业的背后一定有一位或一群先知般的企业领袖，他们也许于科技一知半解，但他们对科学发明和技术的直觉力，尤其是冒险的魄力、资源的组织力却是常人无法企及的。

二是推行大众化的本能。

把发明转换成技术，把技术转换为产品，再把产品推向消费者，我们大多数成功的企业都拥有第三类本能和能力，这当然是对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相当多的企业通过自我积累和资本化拥有了巨大的资本存量，但它们却不愿意向上游的基础研究、原创技术进行投入，甚至许多企业的研发经费（包括应用技术的研发）远低于营销费用。

今天的中国经济与中国社会到处弥漫着过度营销，包括企业家自身的过度营销——他们的名声就是他们的财富、权力、影响力的来源，但同时也是他们随时可能失去这一切的渊薮。这无疑有点讽刺乃至于悲剧的意味。

三是颠覆者与盗火者的双面一体。

处于追随者地位时，他们是掀桌子的英雄，是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的破坏性创新者；而当站在领先者、领导者地位时，他们依然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普罗米修斯气质：为人类做盗火者、探险家、引路者。

四是观念的纯粹性与职业的纯粹性。

企业家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能以为创立了一家了不起的、准了不起的企业就代表着一个企业家无师百通，有能力对大千世界诸般事物、诸种事件指点江山、挥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