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对记者回忆与毛泽东的交往

　　原载《理解中国:对话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德]赫尔穆特？施密特 弗朗克？西伦著

　　西伦:施密特先生,您l975年会见了毛泽东,而且算是最后一位亲自结识他的德国人。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施密特:他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他魅力四射,才华横溢,但是坚定而执拗。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有敏锐的直觉:他把我引入了关于克劳塞维茨和马克思的讨论。对于这两个人,他说的都是内行话。然而,他发动的那些大规模运动却远非清醒理智的产物。与铁托类似,毛也具备一种混合着无情和富有魅力的品格,不过铁托更受理智的支配。毛是聪明人,但是理智并非是他的强项。

　　西伦:毛泽东令您着迷还是感到反感?

　　施密特:算得上印象深刻吧。他欢迎我的话是:“您是康德派。”然后又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谈话就这样开始了。他大约看过关于我的什么材料。这是一位老人和一个比他年轻二十五岁的人的对话。直到最后,他精神都很饱满,轻松、活跃、幽默。但是口齿不清,大概曾经得过中风。他毫不在乎地说,讲话困难,腿脚也不灵了。他还能自己站着和坐着,但是单靠自己已经站不起来,坐不下去了。三位当翻译的年轻女士,首先要自己弄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听懂他的话,她们有困难。有好几次,为了弄清楚理解得对不对,她们在纸上写些字交给毛看。然后他就尝试着重讲一遍或者拿过纸来,把他要说的话迅速清楚地写在上面。这一切都做得坦然自若,没有人低声下气,中间还常常被笑声打断。

　　西伦:您感到他说的话都翻译过来了吗?

　　施密特:我丝毫没有感到那些女译员说了什么他不想讲的话。因为是译成英语,毛也能够纠正她们。当时我还不知道,毛曾经不间断地学了多年的英语。

　　西伦:您说三位女士和毛泽东相处毫不低声下气。其中有一位可是毛的外甥女、副外长啊。是不是同毛关系远一些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呢?

　　施密特:普通老百姓似乎尊毛为神。甚至在高级外交官圈子里也能感受到对毛的崇拜。会见毛之后,有一位大使夫人问我的妻子,是不是握了毛的手。然后,这位外交官夫人就满怀敬畏地一把抓住了我妻子那只刚刚与毛握过的手。这种虔诚不免让我的妻子感到难以理解。

　　西伦:是毛泽东这位伟人促使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关注中国的吗?

　　施密特:首先不是他个人的因素。而是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使历经战乱从而备受削弱的中国,重新成为一个自信的国家并且扮演起地缘政治的角色。50年代中期,我正在研究当时美国政府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国在其中也扮演一定角色。不过,只是极其附带地关注一下。在50年代,与关注中国相比,德国人的烦恼另有所在。

　　西伦:当时,中国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起什么作用?

　　施密特:从根本上说,没什么作用。1969年,基辛格总理(指曾任德国联邦总理的基民盟领导人基辛格)在联邦议院的一次竞选辩论中,曾经大叫“中国,中国,中国”来警告大家。不过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为什么。70年代初,当议会辩论中讲到台湾问题时,基民盟议员全插嘴喊上那么一两声。

　　西伦:不过,当时中国和德国一样也处于分裂状态,而且是出于类似的原因。

　　施密特:这无关紧要。我想起50年代末的一次联邦议院辩论。争辩中,因为我讲到了“福摩萨—耶格尔议员”,那位高高在上的主席,联邦议院议长欧根？格斯登美尔打断了我的话。福摩萨是当时德国右派对台湾的称呼。耶格尔当然不是来自福摩萨,我只是想气一气他。因为,美国的反共宣传声称台湾是“自由中国”,耶格尔上了他们的钩。那时候,联邦议院里会给重复的人名加上各人的原籍。卡洛？施密德就叫法兰克福—施密德,我是汉堡—施密特(施密德和施密特的德文读音相同,因此也算“重名”——译注)。所以,我就使用福摩萨—耶格尔的称呼,气一气亲台仇共的耶格尔。格斯登美尔接着说:“等一等,议员先生。我认为这样的称呼不对,正确的叫法是……”因为不知道耶格尔来自什么地方,他迟疑了。于是我说:“瞧瞧,议长先生,您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是因为《联邦议院手册》隐瞒了耶格尔同仁的出生地。”全场哄笑起来,因为谁都知道,耶格尔“错生”在柏林,他却隐瞒了普鲁士出身,冒充是地地道道的上巴伐利亚人。这件事促使耶格尔进行报复,他把我叫做“臭嘴施密特”。所以,对于基督教社会联盟叫我“臭嘴施密特”,毛间接地负有责任。

　　西伦:当时,一个过问政治的人对毛泽东有多少了解?

　　施密特:大家知道他受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也受过斯大林主义思想的教育。但大家同样知道,他已经和苏联决裂。关于“百花齐放”运动和后来的“大跃进”,也听到过许许多多的说法。不过,人们对这些事情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对我来说,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明白,虽然西方和苏联这两极居于主导地位,但除此之外,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当时我对中国并没有多少的了解。

　　西伦:这是与德国“68派”挥舞毛语录同时发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