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新闻世界是否还需要“大编辑”？

传媒内参导读：新闻编辑面临的困境是新闻机构现状的缩影。媒体需要重新出发：体制上加快媒体融合步伐，从单一介质的生产者发展成为多媒体传播机构；流程上再造新闻采编体系，重组“新闻编辑室”；经营上从广告导向逐步向社会效益为主体的公益经营事业转型。

来源：传媒评论综合整理

原文刊于《中国编辑》2016年第6期

文/王学峰

编辑，从“声音最大”到“最容易犯错”

在传统新闻机构如报社，编辑总是“声音最大”的那个人：他忙着打电话给记者核实细节，协调拼版人员和美术编辑设计版面，督促校对的进度……由于编辑往往在一个领域工作多年，他对于自己分工的版面熟悉并敢于担责，始终处于新闻生产的中枢。

然而，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中，当新闻编辑平台变成《人民日报》式的“中央厨房”、《广州日报》式的“开放编辑部”，甚至《纽约时报》式的“新闻实验室”时，编辑成了“最容易犯错”的人：需要处理的稿件来自四面八方，有报社记者发来的新闻稿，更多则是网上传播的未经核实信息；面对的任务不再是截稿时间必须完成的一块新闻版，还要不断通过新闻网站、APP产品、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发布动态，以免落在竞争对手后面；既要负责自己熟悉的领域，又要随时处理完全陌生领域的信息。

“声音最大的人”，现在变成了压力最大甚至是被指责最多的人：漏发重要新闻、错发虚假消息、慢发最新动态……

融合发展的热潮下新闻质量正在出现严重滑坡，这已成为业内外共识。居于关键位置的新闻编辑自然成为各种失误、差错的重要当事者。2016年4月22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报了15家媒体发布虚假失实报道的查办情况，其中，由于编辑工作失误、把关能力不足造成的失实报道超过一半。更严重的是，编辑普遍流露出新闻质量难以把控的态度。

据调研，目前北京市主要新闻单位均已开设大量自媒体账号，其中一些著名账号如《北京日报》的“长安街知事”（同时运营同名APP产品）、《北京青年报》的“团结湖参考”，《新京报》的“政事儿”“剥洋葱”等已成为网络新闻重要转载源。考察发现，这些自媒体账号的运营主体其实都是编辑个人，内容往往根据资料整合发布，编辑个人能力决定了运营质量。由于人手有限，媒体官方微信、微博编辑普遍没有具体的领域分工。比如，《北京晚报》新媒体部三名编辑负责每天更新全部微博、微信、APP、头条号、搜狐自媒体平台的新闻，一名值班编辑在工作时间内需要面对近百名不同领域的记者，同时要监控网络热点。

高负荷下，新闻质量的稳定甚至成为苛求。《人民日报》检校组组长、主任编辑卢玉华介绍，尽管近几年报社新招检校人员全部为重点大学毕业生，但只能“管好”报纸版面，没有力量应对处理海量信息的“中央厨房”机制和以人民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北京日报》“长安街知事”APP责任编辑表示，其个人每天要负责全部稿件的内容质量审查，因为报社没有相应的编制来增加人员。

新闻编辑生产要素的三个重要变化

作为新闻质量的主要责任人，新闻编辑面对的质量风险，隐含着这一新闻生产关键岗位的要素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

（一）劳动对象：从面对半成品到直接面对原材料

新闻编辑的基本劳动是处理信息材料。所谓材料就是“事物和事实的各种形态、各种性质、各种来源的表象、表现、反映和记载的总称。”它既包括第一性的表象材料，也包括事实的叙述、转载、记载等第二性材料。过去，这些材料到编辑手上时，已经初步具备新闻的一般要素，他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取舍、核对、加工。现在，编辑要面对大量来自网络空间、未经专业核查的原材料，信息是否真实、内容是否准确、态度是否客观，以及是否存在利害关系，都必须在短时间内快速判断。

以2016年北京“雷洋案”与2003年广州“孙志刚案”报道的比较为例。2003年，各媒体的国内新闻或者深度报道版的编辑上班时面对的，是来自成熟报纸（《南方都市报》）近乎完美的新闻成品：专门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在有经验的责任编辑帮助下，从选题开始全程合作，稿件一方面尽可能详实地还原了被收容者孙志刚死亡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又以极大克制抑制了个人情绪在报道中的渗透，保证了事实“第一性”。其他媒体编辑在转载、评论、布置记者跟进报道时，也就有了基本可靠的出发点。后续报道虽经多层次扩散，但主体事实始终清晰，推动了社会共识的形成。

十几年之后，媒体编辑面对北京“雷洋案”时发现，始发报道来自“知乎”网帖，事实与情绪、猜测与臆想混杂其中，之后的跟进报道只能根据猜测或者片断展开，舆论迅速走向情绪化、片断化、极端化，甚至造成了由事件引发的社会情绪对立，事件本身的真相则被抛进了舆论的暗沟。

两例报道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可以看出，编辑的“劳动对象”十几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报纸的式微，舆论场中专业、可依赖的内容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自媒体的兴起和社交网络的泛滥，却产生了大量无序、待查证的碎片化原材料。

（二）劳动关系：从面对熟悉的人到面对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