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却迷人：五条人的媒介形象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人字拖、花衬衫、皮夹克、黑墨镜，凭借自身独有的魅力，一个名为“五条人”的乐队组合迅速走红。这支来自南方小城海丰的乐队，在《乐队的夏天》节目中临场换歌、猜拳耍赖、插科打诨，虽然制造了如此多的意外，他们的出格行为却为节目带来了强烈的戏剧效果。
于是，在短短的时间内，这支原本只在小众圈层有一定知名度的乐队成功出圈，成为了主流媒体的采访对象，也为自媒体提供了创作素材，人们追溯他们的来路，企图为他们今天引人注目的表现做出一些解释与说明。于是，一个特立独行、虽然市井却不乏知识分子气质的乐队形象迅速被媒体建构起来。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聚焦该乐队的突然流行，探讨媒介传播在塑造五条人形象特质上发挥的作用以及社会镜头中的五条人如何被消费的。
媒介放大与可见性：五条人属于互联网
这次五条人能够引发如此多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综艺节目的推介作用，其增大了乐队文化的可见性，并把争议问题摆到台前，成为大众的讨论对象。早期的五条人乐队，虽然没有太多的媒体曝光资源，但他们也对媒体的邀约保持警惕，曾经多次拒绝电视节目的邀请。
可以说，大红大紫的五条人，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而不属于电视时代。电视这一视听媒介并不像互联网流媒体那样带有强烈的去中心化属性，互联网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媒介的 “高维媒介”，其最大的特点是改变了以往以“机构”为基本单位的传播格局，取而代之的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传播。
互联网媒介更有利于像五条人这样的乐队的形象建构。一方面，参加拥有高社会知名度的节目，为五条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媒介可见性。作为一种知识隐喻和社会过程，可见性这一概念在性别研究、少数群体研究、传播研究和社会权力研究当中都被认为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看”的认识论，社会意义上的“可见性”是一种承认，而承认则是理解人类身份的基本类别，这对于洞见少数群体与主流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中国国内与五条人相似的乐队也并不是没有，如四川的白水、福建的老街、西北的苏阳，但他们却并没有像五条人一样获得这么大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没有获得更多的媒介可见性。另一方面，跟《乐队的夏天》上一季中与五条人类似的黑撒乐队、九连真人相比，五条人似乎比他们在互联网世界拥有更多的讨论量。
这或许是因为五条人自身承载的种种反差性，迎合了泛娱乐化的互联网语境，五条人幽默诙谐的话语与浑不吝的各种姿态，为网友提供了造梗的素材来源。甚至可以说，现在很多人关注到五条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歌曲，而是他们生发出的种种趣谈与段子。
人们也许对五条人唱什么歌不感兴趣，只是在意此刻出现的五条人所带来的反差感。这些梗、趣谈与段子在互联网上获得大量传播，一个痞气十足、不守规则的乐队形象就这样被建构起来。这也就是李普曼所说的拟态环境，一种在各种信息作用下所建构的媒介环境，这是有别于现实环境的拟态化世界。
歌词文本与声音特质：五条人的呈现与表达
离开单一的对互联网所建构拟态环境的探讨，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其他媒介环境中五条人形象的建构过程。
在“作者已死”的年代，评价者往往对创作者有更大的解读主动权。现代音乐曲量多样繁杂，作为相关延伸职业的乐评人则牢牢把握着评价音乐人的话语权。以往音乐人对于五条人音乐的评价往往集中在五条人歌词的文本层面，人们认为来自底层的五条人有自我书写、自我歌唱的能力与勇气，称赞他们是来自城乡结合部的知识分子，他们甚至比那些藏于书阁进行写作的知识分子具有更广阔的书写对象与更鲜活的表达方式。
例如，他们既触及历史，讲述乱世英雄或乱臣贼子的故事;也触达现实，将那些就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都作为歌唱对象——卖CD的街边小贩，朴素的穿拖鞋跳舞的姑娘，可以代表无数普通男女的阿强与阿珍;他们也是民俗文化的发掘者，有关海丰的祭祖传统，他们就创作了《清明过纸》与《请到老祖宗》两首歌曲，有了海丰白字戏的加入也使得《像将军一样喝酒》锦上添花;他们甚至还是公共议题的发声者，许许多多社会新闻都成为了他们歌曲的素材乃至主体叙事部分，连全球化退潮的世界样态也要被他们戏耍一番……
这一系列勇敢的歌唱让专业乐评人欢欣不已，他们惊叹这支乐队的出现。乐评人马世芳感慨五条人的专辑《一些风景》是他等了 20 年的唱片，而乐评人张晓舟甚至把他们比作本雅明笔下波德莱尔那样的城市漫游者，认为他们即使是混迹于流浪汉和烂仔之间，却依然清楚自己是个“文化人”。
这些乐评人的赞美之词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五条人形象，这些乐评人对他们的评价被后来者不断引用，即便真实的五条人并不承认这些静止化的标签与定义。
当然我们并不否定乐评人基于五条人歌曲文本层面作出的评价与解读，但是不同的表达者往往要借助不同的媒介。对于音乐人来说，乐器就是他们表达的媒介，音乐作品就是塑造自身媒介形象的第一中介物。乐评人所犯的错误就是他们往往忽视了五条人歌曲的非文本层面，忽视了五条人歌曲中由声音所营造的空间，以及这种声音空间与听众的互动关系，从而放弃了从声音的维度上来讨论五条人的可能性。这也是我们听音乐总被乐评人牵着鼻子走的重要原因。
声音不仅仅承载着信息，同样有其音色、音量、音调等等。声音是一种媒介，它中介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既是人感受周围世界的一种尺度，也是人涉入世界的一种方式。[5]因此，如果暂时忘记乐评人带给我们的二手解读，可能会看到五条人更真实的自我建构。
我们也可以在五条人的歌曲中发现一个现实世界。突然闯入的汽笛声，自行车的脚链声，城中村的杂音，凄厉尖锐的猪叫声，小镇铁铺的敲打声，喧闹集市里的自行车铃声，阿妈的念叨声，一切声音都可以在五条人的歌曲中找到，这些自然而然的具有生命力的声响，从听觉的维度上建构了一个具有现实主义特质的五条人形象。
精致的粗粝：五条人的视觉美学
五条人在外人看来充满反差感，这种反差感既体现在玩世不恭上，也体现在五条人自身的矛盾性上。这种矛盾性很多时候来自于人们的刻板印象，认为不羁随意的五条人应该没什么文化，可他们却恰恰与之相反，别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内在底蕴。他们的歌词甚至被刊登在文学期刊上，并被评论者称赞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打破常规，跳出所有人的期待，就是五条人的特质。而优秀的视觉设计会让艺术创作主体接近其艺术表达的本质。整体来说，建构五条人的不只是节目剪辑、媒体采访、他们的歌曲以及乐评人对他们的评价，包括海报、服装、外形以及种种外围之物都在塑造着这个乐队的整体形象。
图源：五条人士多店
所以从根本上说，五条人选择了另一种建构自身形象的方式，即依托自身的创作语境展开丰富的视觉表达。这种视觉表达集中体现在五条人专辑封面与演出海报的设计上。
主唱仁科在离开海丰之前，曾在工艺美术班学过画画，也曾在贝雕厂工作，为贝壳画画，所以他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审美素养与美学功底。[6]另一方面，从 2012 年起，五条人就有了自己的御用设计师，这位名叫胡镇超的专业设计师科班出身，一直从事平面设计工作，并是五条人最早的一批歌迷之一。他与五条人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作为歌迷的他精准了把握了不同时期五条人的风格特点。
当五条人还处在歌唱“怀旧”与“流浪”的阶段，设计师胡镇超不停去发现与五条人的音乐和县城息息相关的事物，同时从自身的生活环境去寻找灵感，比如夏天乘凉用的扇子，或是海丰县街头的三轮车，并想办法尝试了不同的表现手法，如摄影、木刻、拼贴等，在海报中突出拖鞋或是编织袋这类从侧面代表县城青年的元素。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专业美学训练的胡镇超为五条人注入了更多现代性因素。拼贴解构、观念摄影、涂鸦符号、图形变异等各种现代设计方法都统统被胡镇超运用到了设计中，“回到海丰”演唱会海报中，用瓜子、花生拼出来的吉他，gif动画中在海上从风扇出来的海风，从海丰白字戏戏台背景汲取灵感设计的威风老虎，这种从细节上建构的五条人形象直击人心。[8]
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镇超是五条人视觉形象的成功建构者，因为他既通过视觉设计传达了五条人本身就具有的丰富精神，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拓展了五条人的本来特质，实现了一种更高层次上的五条人美学的建构，即通往一种现代审美的五条人美学，一种属于五条人的“精致的粗粝”，一种属于五条人的“县城美学”。精致而充满表现力的视觉设计，证明着五条人并不土，反而是一种美学现代性的存在，这种美学现代性自成体系，市井却不颓废，以自我启蒙完成全部书写与价值表达。
突然被凝视的命运：成为文化消费符号
与大多数流行偶像每天更新不断的物料相比，五条人在互联网中拥有的图片或影像资料并不多，但这对于该乐队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这同样是五条人反类型化风格的体现。对于神秘的五条人来说，寻找他们过去的存在痕迹就像在进行一次又一次艰辛的考古，但一旦有所发现，那便是勾连今日五条人的珍贵文本。
与其说五条人是反流行文化的，不如说他们不配合的独立姿态亦成另一种流行文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在娱乐市场缺失已久，且被大众期待。所以五条人受到如此多突如其来的欢迎，也侧面说明，纵使作为文化工业精心打造的偶像明星拥有着巨大的受众，那被排除在繁荣饭圈以外的其他人也始终在等待一个属于他们的“偶像”，而“宁愿土到掉渣，也不愿俗不可耐”的五条人的出现，则刚好填补了一点空白。
当种种复杂因素相互叠加，各种外部声音对五条人进行了无比细致的形象建构，真正的五条人在这一刻也渐趋退场，被毫不留情地裹挟进消费主义的漩涡。他们是市场空缺已久的人设类型，他们成为一种代表另类风格的文化消费符号。自 8 月底节目播出后，五条人获得的关注度不断升高，先后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也成为李佳琦直播间的座上客，各种标签蜂拥而至，即使五条人一再强调自身的变化性，强调对外界的评价无所谓，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定义他们自己身份的权力早已不在他们手中。
互联网是一个场域，这个场域有着自身运行的规则，占据相应位置的个体、群体或机构掌握着不同的资本，各种各样的资本拥有者彼此竞争，以求自己拥有的资本能取得支配的地位。作为新入场者，纵使做出种种破坏规则的行动，可一旦入局，五条人就不可避免地迎来了被误读、被收编的命运。于是，五条人成为了营销对象，在文化工业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运作逻辑下，五条人的某些属性被有意突出，而有些属性则被有意遮蔽，五条人获得了一种“反人设”的人设。于是，他们的不守规则反而给节目制造了意外的效果，“捞五条人”也成为了一种行为艺术式的狂欢，他们所有一切的反抗依然沿着资本设定好的方向被流量的风暴平静地裹挟着。
也许，悲观地看，五条人终究会成为被众人凝视的对象，现在的一切表现都会被误读并再次纳入那个“反人设”的媒介形象，即使真实世界中的他们并不这样，但这些早已无关紧要。由此带来的狂欢与围观簇拥着五条人，直到淹没他们。
当然，揭示五条人运作背后的消费主义逻辑并不代表我们对资本持完全批判的态度。正是有了资本的加持，五条人乐队才不至于呈现为极度的粗鄙化，而能够找到雅与俗的中间点与市场的最大公约数，借助商业给予的专业资源，达成自身特质的最佳风格化与音乐作品的优质生产。我们自然不必过分惋惜，在更大意义上，对于亚文化而言，正是这种张力，激发了一代又一代行动者，促进着我们文化生态的持续建构与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