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当年得罪了谁(红塔山厂长褚时健)

1963年，褚时健在哀牢山的戛洒糖厂任副厂长。在此之前，褚时健经历过孩童时的艰难，青年时的选择，他做过地下党员，也被打成过右派，他的亲人先后在革命中丧生，他也险些被迫害致死。而来到戛洒糖厂后，他提出改进举措帮助糖厂扭亏为盈，在当时看来，是不小的奇迹。

1979年，年过半百的褚时健接手玉溪卷烟厂，当时的“玉烟”面临着重重困境。有一天，他随便走进一家商店想要换些外汇券。在与老板的闲聊中得知，商店对昆明卷烟厂的“大重九”供不应求，不愿进玉溪卷烟厂的“红塔山”和“红梅”，当褚时健拿出红塔山发给店主和顾客品尝时，被当作垃圾扔到了地上。

褚时健从两个方面做了改革，设备和原料。褚时健向市委申请262万贷款购买MK9-5型卷烟机，被视为极为冒进的举措，但却在仅仅几个月后还清贷款，收回成本。在各个国有企业安于现状，不敢贷款时，褚时健申请了最大额度，2300万美元，逐步更新设备。在原料上，科学的利用云南的先天气候条件，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烟叶。

20世纪90年代，玉溪卷烟厂的红塔山、红梅、阿诗玛是中国烟草市场的前三甲，红塔山占高档烟市场的80%，价格甚至超过了万宝路。红塔山成了财富、身份、权利的象征。

此时的褚时健已经成为了一种效应，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褚时健反思玉溪牌香烟的决策失误：我们集中了最好的烟叶、最好的设备和技术力量生产玉溪牌香烟，是为了向世界一流冲击，可是玉溪却遭到了市场的冷遇。这条新闻见报后，玉溪香烟价格大涨，市场断货，供不应求。

1995年，贵州省委书记犯案，此位省委书记的妻子曾在云南批过上万件红塔山香烟，这里的批条子放在现在不过是一种营销手段，就是以批发价卖给某人，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中，这属于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褚时健的妻子和女儿相继被收押，女儿褚映群在看守所自杀身亡。1996年，褚时健被羁押，庭审中，褚时健因侵吞销售卷烟的浮价款174万美元，403万元人民币和62万港币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数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自此，烟王陨落。

2001年，服刑两年的褚时健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那一年，他76岁。出狱后的褚时健开始了第二次创业——种橙子，他没有选择国际上上好的橙苗，而是从湖南引进种苗，这种橙甜酸比是24:1，既不酸，又不腻，是一个理想的口感，哀牢山的土壤和气候使这种口感变为可能，但这种橙需要6年才能挂果，76岁的褚时健还在为6年之后做展望，其境界可见一斑。

山居十年，褚橙已经红遍了大街小巷，正如巴顿将军所说：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巅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巅峰跌落到谷底之后的反弹力。

褚时健回到了曾任糖厂厂长的哀牢山，与50年前的自己相逢，他培育出了全中国最好吃的橙子，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他遵循的价值从来没改变：活着，活的精彩，活的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