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拒绝让采访对象审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不少同行可能会‘嫉妒’我，‘男神’席地而坐，亲手给我改稿子!”
这是《陈道明席地而坐，为我改稿》这篇记者手记的第一句话，但这短短一句话，却成了当年一个不大不小的舆论热点——有人批评，“笔应该握在记者手中”，也有人表示理解，“也许确实觉得这样来得更方便更准确。”
时至今日，记者能不能让受访对象审稿乃至改稿，依然是业内一个热门话题。理论上，记者保持撰稿的独立性，看似天经地义，但实际上，稿子被受访对象主观更改的现象并不鲜见。譬如今年9月，网上就曾出现过一起争议事件，一位记者在采访某导演后，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那么，采访对象是否应该干预记者的稿件内容?记者和编辑是否应该让采访对象预先看一遍稿子?国外媒体在新闻实践中又是如何处理这种尴尬的“矛盾”的?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汇编相关内容，带你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这个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
理论上，不让受访者审稿是铁律
传统上，记者与消息来源的联系是线性单向的。无论是公开发表讲话的CEO还是要求匿名的机密信息提供者，记者都应该以相同的态度对待他们。在采写过程中，需要遵循搜集资料、撰写文章、发表、最后跟进了解受访者对报道内容的看法及意见这一流程，而不应该受信息提供者的意见影响。
上面提到的这种操作流程在调查性报道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因为这些报道很有可能对当事人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提前让他们了解报道的具体内容，后者有可能会采取措施加以阻挠。
但在现实中，这种对抗性的采访关系并不是主流。记者经常得到采访对象的帮助，在报道中，采访者也是核查事实、完善补充写作细节的重要力量。
因此，在日常操作中，考虑到礼貌、事实核查和维护采访对象权益等因素，一些记者会在文章发表前将报道发给采访对象，甚至还会允许采访对象对文章主旨、写作方式等提出意见。
不过，这一让采访对象深度参与的方式，被外界认为充满着潜在的危险。不少评论家认为，自由使用自己所收集到的信息是记者的一项宝贵权利，编辑部和记者都应当珍惜和维护。
总之，在理论层面，大多数编辑室都通过伦理规范或者操作指南明确要求:记者应当追求稿件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一般不得允许采访对象预先审稿。
比如，美国媒体E.W. Scripps的《新闻伦理准则介绍》中明确指出:在报道发布之前，不得向采访对象提供完整的稿件内容。不过，为了确保报道的准确与公平，E.W. Scripps要求记者需要向信源确认引语的准确性，并且公开其采访记录或音视频资料。此外，E.W. Scripps还要求记者，必须在不改变采访对象原意的基础上，引用受访者的采访内容或者声音片段。
Buzzfeed的《新闻操作实践和伦理指南》也规定:记者不得按照被采访者的意愿删改引语，也不得将初稿发送给被采访者查看。如果是出于表示礼貌和核查事实，记者可以通过电话或者邮件的形式，简要告知报道内容及其呈现形式，而这些都被看作是对记者的一种保护。
针对采访对象审稿的情况，Buzzfeed指出，记者应当表明回绝的态度，并与编辑商讨对策。
《丹佛邮报》的编辑室则规定:只有资深编辑在需要核实稿件内容的前提下，才可以将部分段落发给受访者，否则记者不得将稿件传给受访者审核。
不过，尽管众多新闻编辑室都遵循“采访对象不得审稿”这一原则，但事实上，受到各种影响因素，这条铁律在很多时候是失灵的。行业内外，这一问题常常引起激烈的观点交锋。
实践中，从业者并非“铁板一块”
一方面，在发稿前将文章给采访对象过一遍，可以减少采访对象的担心、增强其对记者的信任、提高记者的声誉，还能帮助采访对象向记者敞开心扉;但同时，采访对象也可能会控制记者的“笔”，给记者带来压力等等。此外，媒体同行或许也会认为该记者缺乏职业素养，没有骨气。
一直以来，在新闻实践中，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为了客观和自主，坚决拒绝
在这场经久不息的讨论中，部分业内人士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事先审稿，他们认为这种妥协将报道控制权交给了采访对象，而此举容易受到限制和压力，不仅会浪费时间还有可能引发更多的争议。
波士顿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Christopher B. Daly在写给记者的“采访诀窍”中指出，在文章发布前征求采访对象对内容的许可是一种不好的新闻实践，“这是在用一种不诚实的方式为读者服务。”
他建议记者，要坚持不得让采访对象随意更改采访内容的底线。“尽管有时需要将内容复述给采访对象，但记者要明白:决定是否采用补充修改，是记者的权利和职责。”
评论家Craig Guillot也是“不能让采访对象审稿”的坚决拥护者。他表示，记者并不为受访者工作，而是为读者服务。记者的工作是收集信息、与合适的采访对象对话并以全面、公平、平衡的方式呈现，从而为读者带来有价值的内容。但假如允许采访对象提前审阅文章内容，就会破坏这一新闻生产过程的完整性。
“采访对象提前审稿这一行为看似很简单，但却可能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Guillot认为，让采访对象事先审稿可能会影响文章的报道方向，甚至埋下法律诉讼等隐患。“一旦允许某位采访对象提前审阅稿子，那这个特权按理也应该提供给所有的受访者。但如此一来，新闻工作者作为公共信息的客观提供者的地位如何保障?”
此外，他还指出，如果采访对象担心报道内容不准确或者自己的话会被断章取义，他可以接受电子邮件采访或者提交书面答复，因为这能留下准确的记录，并且方便事后对照查看。
威斯康辛大学助理教授、记者John Ullmann认为，采访对象审稿可能让记者陷入困境:在什么情况下允许受访者阅读稿件?在编辑修改稿件后，是否还需要再发给受访者……这样的沟通不仅浪费记者的时间和精力，还可能“走漏风声”，让同行竞争者知道自己的选题和内容。
为了准确和高效，可以放开
虽然编辑部都会谴责事先审稿，但在医学、科学等涉及复杂技术、晦涩专业知识的选题上，一些记者和编辑可能会“特事特办”。
曾担任《星际论坛报》助理编辑的Ullmann告诉他的新闻学学生，要善于借助受访者核实复杂报道。“当你在写一篇科学类稿件时，可能会遇到类似阐述某种物质的产生方式等专业问题，这时把文章发给受访专家核实是可以接受的。”
《华盛顿邮报》记者Jay Mathews表示，十多年来，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自己都会将文章初稿反馈给主要采访对象。“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这种做法从没惹过麻烦。每过一年，我都会对这种做法更坚信。”
对于《纽约客》等杂志而言，会有事实核查人员独立地检查记者的报道内容，确认人物姓名、头衔、地点等一切需核查的事实。但对于时效性要求更高的报纸、网站而言，这种编辑室内部的专业核实路径显得不太可行。因此，支持预先审稿的人认为，对具有复杂事实、艰深专业知识背景的报道，通过记者传回采访对象，是快速核准事实的有效方法。
记者们还表示，允许采访对象审稿可以减轻他们的忧虑，从而更好地建立与采访对象的信任感和亲密关系。《慈善纪事报》的编辑Elizabeth Greene表示，当采访对象表示出对报道内容的担忧、焦虑时，他们会让采访对象提前阅读文章，“如果他们要求的话，我们会稍微修改一下引语内容，但不允许大修大改，或者修改语调、感情色彩等，也不会允许重新采访。”
对于采访对象审稿可能会改变报道内容、影响文章主调的担心，记者Armao表示，事实并非如此，反而她“常常会从采访对象那得到一个更好的表达，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引述”。
资深调查记者SteveWeinberg也会让采访对象在文章发表前阅读全文，他表示，“这种预先审稿能帮助提高文章准确性，给我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杨百翰大学（BrighamYoung University）传播学教授Ralph Barney则认为，是否让受访对象审稿，从根本上来看是地位问题。通常情况下，Barney支持记者向采访对象提供初稿，但他警告这样做可能存在风险，尤其是当采访对象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记者时。“你报道的公众人物、商人可能和媒体高管关系亲密，你必须考虑到这种影响。”
面对受访者的审稿要求，记者的底线是什么?
在新闻学的教材中，学者们一般不会提倡记者让采访对象预先审稿。但是如今，越来越多从业者正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准确性比独立性更重要。出于对内容可信、准确的更高追求，新闻操作实践中，人们对是否让采访对象预先审稿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从上文正反双方的不同态度也可以看出，在多样的新闻实践中，是否让采访对象预先审稿不是非黑即白的鲜明判断，而是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因此，确立一定的原则标准，是极其必要的，也是极其困难的。
那么，在确保事实准确、采访工作的独立性和维护采访对象关系之间，记者如何求得一种微妙平衡?换言之，记者的谈判底线是什么?
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SPJ）在给记者的媒介规范里写道:当涉及复杂话题的讨论时，比如概念解释的准确与否、数据是否有误等，记者可以回过头来请教采访对象。记者在将稿件发回给采访对象之前，可以向采访对象明确几点要求:
第一，只有记者本人或者编辑才有权修改文章内容;
第二，预先审稿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核实事实。请不要针对语境、语气和具体表达提出修改意见。
第三，不要直接更改引语，除非采访对象承认自己的话出了巨大差错;
第四，记者最好只提供涉及采访对象的具体段落，尽量不要提供全文;
最后，记者应该保持开放，对自己的错误失责勇于承认。
总而言之，是否应该让采访对象预先审稿?面对这个充满两面性的疑问，记者们或许只能在实践中寻得最适合自己的操作方式。不过，无论答案是什么，记者们都应该提醒自己:客观公平、全面准确的新闻报道，将是衡量一切具体手段的终极标准。
你觉得记者是否可以让采访对象预先审稿?或者说，你觉得采访对象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提前看到稿子?欢迎在评论区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