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田共什么意思(米田共合起来是什么字)
年少的我从没放弃过对新奇事物的向往，尽管那样的不着边际，无厘头，虚无缥缈，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这句话用在我身上一点也不恰当。那个时候的贫穷并没有限制我的想象力，相反，在贫穷中长大的我，对美好事物的梦想一刻也没停止过。这些梦想贯穿我整个的童年时期，如同阳光下的影子，始终与我如影随形。无论是学画、学器乐、学唱京剧还是钻研天气预报，都是在一种无目的、无意识的状况下为之。没有人强迫，没有人引导，也没有人指点。就像一个在雨中迷路的人找不着目的地，看不清方向。也像是一只失足在玻璃窗内的苍蝇见着光亮就冲，无论是有障碍还是无障碍。
感谢那段日子，学习只是作为一种游戏，你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参与与不参与没有人会对你怎么样，你的好与坏，成绩的高与下没有人会在意，成绩好会升学，成绩不好依然可以和成绩好的同学一起踏进高一级的教室，人模人样地坐在那里，放肆地东看看西看看，因为不会有人因为你的成绩差被冷落被歧视，也不会因为你的成绩好而受到追捧，像庙里的土地爷一样供着。在这个环境里，我信马由缰地培育着各式各样的梦想。我手中秃了头的，只剩手指长的，上面粘着汗液和鼻涕的铅笔可以写生字，可以写算数，可以涂鸦，可以挖躲在地缝里有一种叫地猴子的小虫子。就像财主怀里的铜板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更像穷人生孩子要生多少就生多少。不需要介乎别人的想法，也不需要看别人眼色。我是世界的，世界也是我的。
一
最初的想法是当一名画家，说是想当一个画家的说法也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是想学画画，因为这个时候我还没听过画家这个词，也不知道有画家这一说法，更不知道什么是画家，不仅对画家这个词陌生，对所有的什么家都一概不知。为什么会有想画画的想法，恐怕只是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把实物放到纸上，让他活灵活现地在一张纸上呈现出来应该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每当看到书上报纸上一些图案总想把它描摹一番。渐渐地就有点着迷了。用来画画的笔很简单，铅笔，那时候年龄还小，上学还用不上圆珠笔和钢笔，颜料也只是蜡笔，一盒蜡笔大概在一毛钱左右，有火柴盒那么大，里面有七八种颜色，每种颜色的形状也像现在的蜡烛，只是蜡烛的微缩版。其实这东西用起来非常的不爽，首先色彩不鲜艳，其次上色不易，有深有浅，手摸上去滑滑的，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高低不平。画出来的画和原画比相差甚远。用纸也无处可寻，只能用写作业的本子，本子有格子，这也影响画面效果。后来想办法去到小店里买几分钱一张的白纸。小店真的很小，一间房子，一节木制的柜台，笨重得就像家庭用的老爷柜，一台货架，上面零星放着没有几样的货品，一口油黑发亮的酱油坛子。就是这么一个宝贝疙瘩却是全村人日用品供应点。白纸又太光滑也不好作色，铅笔画在上面不怎么明显。不过有总比没有强。
为了获得画画用的纸笔等用具，常常要节衣缩食攒零钱，尽管每样价钱都是以分为单位，但对一个少年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几乎没有攒钱的途径。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来的零钱。好在经过努力，这几样东西也都能凑齐了。开始画的大多是彩虹，五角星，桌椅板凳，虫鸟鱼之类。课余时间大多用来画画，好在学习成绩没人过问，有的是时间学画。渐渐的画技有了些长进。也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对生活和事物有了一点的理解，画也越画越大，到了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画人物了。
有一篇课文学的是少年刘文学的故事，刘文学因保护生产队里的辣椒而被地主婆活活勒死了，课文里有刘文学的像，我照着这张像画了一遍。这幅画本来是刘文学和地主婆两个人，我只画了刘文学一个人。我不喜欢地主婆，更讨厌地主，我讨厌他们是因为，凡我知道的地主都十分的坏，十分的恶毒。除了刘文学这篇课文里的地主婆外，还有另一篇课文里，有个地主为了自家的老婆，夜里偷偷地跑去锯村里的大木桥桥墩，说是给他老婆箍马桶，比偷锯桥墩地主还坏的是电影里的周扒皮，半夜起来让鸡叫，说是天亮了，强迫大家为他种地。比周扒还坏的是大地主刘文彩，电影虽然是纪录片，其中的场景又是泥塑，但是看过之后感觉还是非常的恐怖，刘文彩居然私设水牢来囚禁不听话的穷人，像养水獭似的把他们关在里面，不管他们的死活。比刘文彩更坏的是课文《一块银元》里的地主，就因为欠他一块银元，把穷人家有个叫“姐姐”的人用水银灌死，为他陪葬，出殡那天“姐姐”被放在棺材的前面，“姐姐”其实已经死了，但是眼睛没有闭上，看上去还像个活人似。这无论听起来还是想起来都是一件让人毛骨悚然的行为。以至于这篇课文学过之后，在我心里长久抹不去”姐姐”睁着的那双眼睛。夜里常常被恶梦惊醒，天一黑就钻进家里不敢出门。
我们庄子里也有一个地主，我常常暗中留意他的一举一动，我也怕他会像那些让人恶心的地主一样干什么坏事。但是出乎我的意料，直到我对这件事厌倦疲劳为止，我都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轨的行为。是身边的地主仁慈而电影、书里的地主恶毒，还是身边的地主其实干了坏事，但是干的很隐蔽，因为我贪玩放松了警惕，他干坏事时逃过了我的眼睛。难道地主也有善恶之分，我的脑子一片混沌。
后来又从一本小人书上看到另外一种刘文学的像，这一张比课本里的插图大点。刘文学的造型也不一样。我用一张白纸裁成四开画了一张大的刘文学，他面前的红领巾用红色蜡笔涂成了红色，自认效果很好。我把它贴在家里客厅墙上，那时候崇拜英雄是很多如我一般大小孩子的共同想法，总希望有一天也能成为顶天立地的人。
在另外一本小人书里看到一幅八路军打鬼子的画。有一个八路军战士双手举着一把大刀，凌空向鬼子的头上砍去，大刀下面是几个吓破了胆，手脚错乱，眦牙裂嘴，丑态百出的鬼子。感觉这个勇敢的士兵一刀下去非常的解恨。这幅画对我影响很大。感觉这个战士威武得一塌糊涂。我思来想去了好几天终于抽出了时间把这幅画画完成。画完这幅画，我就想什么时候也能像这个战士一样英雄无比就好了。画时用的铅笔，然后又用毛笔描了一遍。画题就叫“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个题目是一首歌里的唱词，每次唱这首歌总有一股激情在里面。同样我也把它贴在客厅的墙上，和刘文学贴在一起。让到家里来的人都能看到。
画人物画得最认真要算是临摹毛主席像了，毛主席像不让随便画，我不懂这些，偷偷画了一张，也不知道好不好，反正自己觉得不错，这张画画了好长的时间，我是想尽最大努力把他画好，一是因为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影响太大，二是因为画来画去必须画一些拿得出手的东西，不能永远停留在原来水平上。这也是一张线描画，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素描这一说法。毛主席像画好后，不敢拿给老师和同学看，心里也忌讳被人误解，也不想找来什么麻烦。我让父母看，其实他们哪里懂呢，但是在我的心里他们才是最能让我信赖的人。这幅画我把它卷好收在幅篷上，多少年以后翻新房子偶然看到这幅画，感觉幼稚得可笑，可是对于一个少年来说却是他童年生活里不该被遗忘的的一件事。
画画终究没有什么长进，且也无任何可资借鉴的方法，也未遇到任何一个画师或是画家之类的人的指点。客观条件限制了进一步深入下去的可能，要什么没什么，一厢情愿的想入非非游戏的成分太重。直到我遇到了另一个伙伴，事情有了急转直下的转折。因为这个转折让我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二
这个伙伴来自城市。他的家和我的家住的很近，只隔一道圩埂。我们不仅成了玩伴，还在一个教室上课，上学和放学我们总是一道来去。我们各自拥有的东西不分彼此。当然我没什么东西，他东西很多，特别是书籍。他的父亲是个干部。我从他那里借过许多的书。其中有一本书让我沉溺了好长的时间，注意力也渐渐有了转移。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书，只是一本《农村实用知识手册》。书里收集了很多的农谚，有一部分农谚是专门用来看云识天。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农谚预测接下来的天气情况，是下雨还是刮风，晴天还是阴天。这一下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原来老天爷也并不是那么神秘，人也能控制它。
我把书中关于这方面的农谚用一个不大的本子全部地抄录下来，然后对照着观察、琢磨。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不久就来到；云向东一阵风，云向西雨凄凄，云向北好晒谷，云向南大雨漂起船；天上勾勾云，地下雨淋淋；天上鲤鱼斑，明天晒谷不用翻；月亮发毛，大水滔滔；日晕雨，月晕风；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五月南风下大雨，六月南风海也干；春雾暖，夏雾热；秋雾凉风，冬雾雪等等。能预知天气出门就不会遭雨淋，长在地里成熟的庄稼也就不会遭殃，这个想法一经产生就迅速地膨胀开来，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我把这事作了无限的放大，虽然它只是一些气象谚语，我却把它作为圣旨一样对待，奉为至宝，那么的自信，好像世界就这么简单，一点也不神秘，就这么容易把握。我不知深浅地认为，以后收麦子或是打场，我可以向队长提供明天天气情况。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雷雨过后，天高气爽，天蓝得就差往下流颜色，远远的天边挂着一道彩虹，要多好看就有多好看，比我用蜡笔画的不知好了多少倍。而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夏天雨后天上会出现彩虹，而春秋冬我看不到她，难道彩虹也喜欢高温吗，就像知了天越热它叫的越凶，我喜欢彩虹就像我喜欢做梦一样。
为了帮助我预测天气。我还自已动手做了两样预报设备。我给它命名为一个叫预报秤，另一个命名为温度仪。预报称这东西有点类似于天平，只是天平两头放的是法码，而我这东西一头是浸了盐水的棉球，另一头是小石子，这东西做起来不复杂，用两根小木棍，一根在木棍的中间钻一个孔，用一根洋钉固定在另一根木棍的顶端，让它可以灵活地上下摆动，横着的那根木棍两头各吊一个小瓶盖，一个盖子里放小石子，一个盖子里放浸泡过盐水的干棉球。把竖着的棍子下端固定在一块木板上，这样便于安放。测量前让天平保持平衡。然后随便放在屋外或者家里的某一个不碍事的地方。放在屋外要给它遮风挡雨，不能淋雨，也不能让风吹翻。当天气转阴时，空气湿度增大，棉球吸附空气里的水，重量增加，天平失去平衡，预示着天气要下雨了。温度仪是利用热涨冷缩的原理。做这个东西，出现了一点曲折。需要一根长头发。按说这东西太平常了，姐姐头上多的是，但不知道为什么，她不太愿意给。在她看来我这个弟弟在异想天开，哪有用一根头发就能预测天气的。好在后来她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给了我一根长头发。我把长发用碱水洗净，长发的一头缀一小三角形的铁片，其中的一个角朝下，另一头用钉子固定在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上，木板竖着插在地上，缀着小铁片的头发贴着木板自然下垂。木板上画上刻度，温度上升时头发伸长，温度低时头发收缩。
老实说这两样东西做出来以后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说得苛刻一点几乎一点作用也没有。由于材料简陋，做的又比较粗糙，当天气转阴时，天平里的棉球是变湿了，重量也增加了，但是天平并没有动；而温度仪也一样，那么微小的变化肉眼根本看不出来，用笔画的刻度一根线就占了将近一毫米，而头发热涨冷缩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也就失去了预测的作用。倒是那些农谚真的有用，心里想着农谚，眼睛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每天我像个气象专家似的到处跑。记着头天天气情况，第二天或是第三天看有什么变化，不断地总结其中变化的条件和变化的环境，前后对比，逐步摸索出了其中不少的规律。比如说“月亮发毛，大水滔滔”。头天晚上出现混沌不清的月亮，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就会下雨。还有“五月南风下大雨，六月南风海也干”。这句农谚特别的管用，五月刮南风当天或是第二天真的就会下雨。
做预报称也是受隔壁邻居杰的影响。杰比我大几岁，动手动脑的能力比我强。他也有预报称和温度仪，只是他没有这样给它们起名字，我给这两样东西起了名，便于方便地称呼它们。杰会很多东西，比如拉二胡，吹笛子，吹口琴，唱歌，识简谱。他在我的心里就是无所不能，一个暑假我就和他泡在一起。虽然我小不值得他看重，但他也不介意我黏着他，有人相伴总比一个人独处强。因为除了我再没有其他人敢到他家里去玩。他们家也不欢迎。他家家教很严，他们兄妹几个永远都是规矩的，从不会在外面惹事生非，谁做错了事情，谁就会被罚跪。他们家从来不打孩子。第一次看到杰被他的父亲训着跪在地上我开心的要命。“魂突掉了，跪那里去”当杰的父亲吼出这句时，杰已经老老实实地跪到墙角去了，面壁思过。要等到大人发话，警报才会解除。杰的父亲吼这句话的时候模样挺吓人，不要说自家的孩子会乖乖地听话，就是放在外面随便哪家的孩子听了他的吼恐怕也不敢出大气儿。杰的父亲发怒时脸色苍白，双眼圆睁，不掺杂任何其它表情，只剩愤怒和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大人用罚孩子跪在地上的方式惩罚做了错事的孩子，在我们家从来没有过，庄上别人家我也没见过。我只是在批斗会现场看到过这种情况，那是革命群众对待坏人的，怎么对自己的孩子也采用这种体罚。我有些想不明白。用罚跪代替鞭打其实也是一种进步呢。别家的孩子犯了错常常会被大人提耳朵或是打耳光，更狠的还以棍棒相向，和跪地比恐怖多了，也有点不人道。跪地省去了皮肉之苦。
杰的父亲原先当过生产队长。他很威严，不苟言笑，也很在乎面子。庄子里的孩子没有不怕他的，走路遇到他也避着，生怕被他训斥或责骂。因此，他们都不敢到他家里玩，我们两家是邻居，加上我的父亲和他曾经共过事，他对我客气多了，虽然我也惧怕他。
三
杰能拉会唱，让我羡慕不已，受他影响我也喜欢上了二胡和笛子。他有一支竹笛，一把二胡，一只口琴。而我什么也没有。杰家的人文气息重得多，就冲这三样东西，在我来他家之前我都没有摸过。我想学只能用他的。整个暑假我就恋着这几样东西。
口琴我不想学，对这东西不太感兴趣，套在嘴上吹总感觉不怎么干净，吹这东西需要舌头和嘴唇覆盖在上面，口水和吐液全沾在口琴上。他吹过了我再接着吹总有两个人接吻的感觉，再说这东西还很难学。
杰给我讲解二胡的基本知识，哪是内弦，哪是外弦，如何定内外弦，以及什么是1 5弦，什么是5 2弦等等。还有就是把位，从上到下一共分五把，最上面是一把，音最低，越往下音越高，第五把音最高。把位更不好掌握，从一把到两把问题不大，从一把直接转移到三把或者四把五把就难了，把位不准音就不准。他说他也拉不了四把五把。他当时的二胡弦是尼龙丝的，尼龙丝声音比较沉闷，不像现在的金属丝二胡，声音清脆明亮。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加上急于求成，总想一夜之间就能像他那样拉出一首歌来。这两样东西我学了好长时间也无大长进。
吹笛子在我看来比二胡难多了，首先能把笛子吹出声音来就不太好掌握，嘴唇和笛孔的位置总是不协调，角度不是大了就是小了，口形不正就吹不出声音。即使能吹出声音来也如同驴叫。学了两天我终于能把笛子吹出呜呜的声音了。呜呜声只是笛管自身发出的声音，真正让笛音发出清脆的声音必须让笛膜振动。笛膜不振动等于笛子没有吹响。吹不出清脆的声音我以为笛膜没贴好，我自作主张，把笛膜揭下来重新贴，我照着杰的样用舌头在笛孔周围扫一圈，然后把笛膜覆上，用手抹一抹，由于用力过大笛膜被我拉成了两半，麻烦来了。这是我们唯一的一张笛膜，没笛膜笛子就是一根竹管，笛膜很稀少，虽然不值什么钱，农村里根本买不到，如有需要只能进县城去买。那个时候进一次城比登天都难。笛膜坏了杰心疼了好几天。好在可以用芦苇膜代替，但是音色不脆也不亮。
用别人的东西总不太方便，而且别人的又不能带来家里，想学就得去杰家里，还要等到他父母都去地里干活才行。大人在家总是碍事，影响我们更好地交流。于是我开始自制二胡，我觉得二胡也不是那么复杂，一根杆子一个圆筒外加一张蛇皮。这些东西在农村并不稀缺。我从一根旧毛竹上锯了一段做琴筒，一根木棒子用菜刀生生削成琴杆，大队宣传队的表哥给了一个废弃不用的拉弓。还差一样绷在琴筒上的蛇皮，蛇皮不好弄，我看到的蛇都很小，封不住琴筒，实在没办法，只好用癞蛤蟆的皮代替蛇皮。为了找一张癞蛤蟆皮费了不少周折。我不敢亲自去剥癞蛤蟆，只有请明帮忙。明是个胆大的主儿，做事有些不问青红皂白。我找到他，他二话没说帮了我。明找来一只癞蛤蟆足有半斤以上，把癞蛤蟆身体破开之后，原来它身上的那一个个青春豆似的小泡泡里全是白色的浆液，像煮饭时浮在上面的米汤。其实这东西是有毒的，我们不知道，好在干完这事明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二胡做好以后还真像那么回事，虽然拉起来有点刺耳，但有总比没有要强很多。我做的二胡当然不能给杰看到，如果让他看到他非笑掉牙不可。
最初练习的曲子是白毛女插曲《北风吹》和《东方红》。这两首曲子舒缓平稳，非常简单。练习起来容易上手，就是这么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曲子我练习一个夏天，才勉强听上去有那么点意思。杰就不一样了，笛子他能吹《牧民新歌》和《扬鞭催马运粮忙》，二胡他能拉《赛马》。美中不足的是，这三首曲子都有马叫的部分，杰都无法完整地表现。有时累了我们就天南地北地瞎吹，当然是杰说的多，我只管听，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的奇闻轶事。
我后来怀疑有些是他故意编造的。他讲了许多的故事，有两个至今我仍然记得很清楚。有一故事说从前村里有一个财主和一个穷人，穷人姓米，没名字，只有个外号，人称米二。有一天财主对米二说，说他这个米二外号太难听，他给他起个名字，米二觉得穷人没有那么多的讲究，有个叫法就行了，财主说名字代表一个人的身份，不能随便。米二拗不过就同意了。财主说叫“米田共”如何。米二说您起的名字还能差，行！我就叫米田共。“米田共”三字垒起来就是“糞”字繁体写法。米二不知道财主在拿他寻开心，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时间不长财主和米田共为一件事情发生了争执。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后米田共急了，对财主说，就这么着了，我看你能把我米田共吃了不成。另一个故事。说有一天还是这个财主正在院门口吃早茶，迎面走来一个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货郎，这个货郎裤裆下的卵子（当地人叫法，其实就是人的睾丸）特别大，这东西被无腰的灰布裤子兜着一晃一晃的，一步在左，一步在右，看着怪怪的。财主看着来人，恶念又来了。他边吃边说。喔，老板本钱不小啊。财主在说他裆下的大卵子，货郎以为财主在说他的生意，他只是小本买卖，哪来的大本钱。于是他很谦虚地说，您说笑呢。再大也不够您吃顿早茶呢。财主差点被刚吃进嘴里包子噎住，自讨无趣。
后来我想了这后一个故事肯定是杰自编的。因为在我们生产队就有一个大卵子的人。夏天里他这东西在两腿之间左右摆来摆去。仿佛回娘家的小媳妇手里提着的里面装有半升黄豆的布袋子。每次看到我都想笑，还杞人忧天替他担心，生怕这东西用力过猛断了砸到地上会非常的疼。杰家和这家一直不和，甭看这人身有残疾，但是性情有些火爆，容易听别人的教唆。杰父亲挨整的那些日子，这个人没少出力。有可能还动手打过杰的父亲。从我记事起，他们两家就从来不来往。杰拿他的残疾编故事以解心头之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杰是班级里的班长。他们班有两个能人，一个是能说，另一个是能干。能说的父亲是大队书记，他这个大队是全县有名的榜样村，这个书记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遗传了书记父亲的基因，每次课余时间大家会围坐他身边听他吹他们村里发生的事，讲什么他都能吹上个把小时。能干的是下象棋厉害，全班没人是他的对手。虽然个子小，座位一直在第一排，但不缺才气，常不服老师的管教。我问杰难道他不怕老师，他说他不怎么怕。杰认为他也不应该怕，他有那样的本领就应该骄傲。
我们坐在树荫下，有时学音乐，有时聊天。有时对着天空发呆。蓝蓝的天上有白云飘过，白云下面坐着我们俩。天很蓝也很高、很远，远得就像我的梦想，看不到尽头。偶有鸟儿飞来落在我们头顶的树上，叫几声，一会儿又飞走了，飞到不远处柴大沟的芦苇上。芦苇被她的身体压弯，又像我的未来。柴大沟是苏北灌溉总渠的一条支流。苏北灌溉总渠和大运河相连，她的上游是洪泽湖、淮河。柴大沟像一位辛勤劳作的母亲护佑着我们的村庄，用她的水浇地，洗衣，做饭。夏天男女老少在河里洗澡纳凉。我和杰谈论着理想，梦想着未来。整个夏天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度过。唯一遗憾的是我们这里没有竹海，如果有我们就该躺在竹躺椅里享受这样的时光了。
除了玩我们也有劳动任务，大人下地里干活，家里的家务我们要分担一部分，比较辛苦的事情就是翻晒柴草和晾在太阳下面的粮食，遇到雷阵雨我们两个人会手忙脚乱，这些晒着的东西必须在雨下之前收到家里去。往往老天给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有我们的计划。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全都在我们的脑子里。比较难对付的就是收粮食，第一步是要归拢成堆，第二步就是往家里运送。归拢成堆是一件难事，耗时耗力气。往家里运送简单。有几次都是在雨到来的前一秒把最后一袋粮食或是最后一捆草送进家里，雨就哗哗地倒下来了。
杰还有另外一项任务——给山芋翻藤。山芋要翻藤是我们这里的习惯。山芋藤长到一定的长度后，在每一节的长叶的地方会生出许多的根须，这些根须会重新生到土里，翻藤就是阻止它往土里再生新的根须。翻过藤的山芋会长得大。
暑假结束，二胡和笛子能断续地演奏“东方红”和“北风吹”。水平差得连没有一点音乐细胞的父母都不愿意听我演奏第二遍，看着他们一脸嫌弃的样子，我的兴趣已经被虐了一大半。
四
暑假里电影《杜鹃山》开始公映。长期看腻了八个样板戏和那几部不知重复了多遍的电影，突然有这么一个从声音和画面都十分带有美感的电影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过去的那几个样板戏不知是因为看多了还是本来就不美的缘故，反正对《杜鹃山》一下子就有了好感，喜欢它的画面，喜欢它的故事情节，喜欢它的唱腔，也喜欢里面的人物造型，所有这些非常契合我对美的认知。特别是其中的唱腔，清爽，优美，干净，利落。没有了过去那几个样板戏的的拖泥带水。原来京剧也是那么的好听，那么的好看。特别是电影开头，柯湘带着镣铐走向刑场，双目圆睁怒视着敌人黑洞洞的枪口，随后转头挺胸目视前方，扭头的那一瞬间，齐颈的短发像一道黑色的闪电从眼前掠过，既好看又威风凛凛。这一形象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久久不灭。
这段时间家里添置了一台价值二十多元的收音机。这是我家的第二件家电（与电扯上关系的物件），第一件是生产队配给父亲用来巡更的手电筒，他因为是生产队的小干部，有每天晚上需要到庄子里到处转转的义务。目的就是防止有人偷窃。比如牛房，队场，公房，这些地方都是生产队重要的场所，关乎全村二十多户人家的吃穿用。
收音机里几乎天天都在播《杜鹃山》唱段，后来又做了教唱节目，带着大家学唱，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兴趣，居然也跟着学起了京剧。老实说本来就是五音不全，骨子里也没有原始基因和京剧基因联姻的可能，更没有什么表演才能，居然鬼使神差地喜欢上了这东西。开始教唱的是“架住暗缘”。听不懂“架住暗缘”是什么意思。从上学那天起，老师教给我们的全是方言，有时听广播就感觉里面时不时的掺杂着“外语”。比如这句“架住暗缘”听起来就像“外语”。其实懂不懂不重要，明不明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会它。“架——住—暗—缘——，唱”，我有模有样地跟着哼。此时的我就像是一个学戏的小学员，也像一个京剧票友，更像是电台教学演播厅做节目的演示学员。俨然成了未来可期的京剧界的翘楚。直到成人参加了工作才彻底搞清楚，原来不是“架住暗缘”而是“家住安源”。戏中的主人翁柯湘是湖南安源人，因为参加了安源大罢工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这段唱词是介绍柯湘参加革命的经历。“家住安源”教完之后又教了“乱云飞”唱段。游击队长雷刚被叛徒温其久蒙蔽，使革命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柯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在思考，她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如何带好这支农民武装，如何让其成为革命的有生力量。这段词很长，难度也大，但很好听。先教唱前半部分，教完前半部后接着教后半部，最后连起来教全部。我有的时候要做农活和家务，因此学的时断时续。最终两个唱段都没有完整地学会。
因学唱京剧而又爱上了唱歌，爱上唱歌更多是因为电影《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少年英雄形象对我的影响很大。这段时间电影《闪闪的红星》像一场特大风暴刮遍大江南北，“演冬子，学冬子，做党的好孩子”这篇文章又像一面旗帜引领我们争做好孩子。长久以来现实生活中那些先进事迹，被报纸，课文，广播急风暴雨式的宣传引导，年少的我心里驻满了无数个英雄形象，潘冬子是最亲近也是最想模仿小英雄之一。爱屋及乌，电影中的主题歌“红星照我去战斗”也成为了我要去“涉猎”的目标。李双江宽厚宏亮、激情澎湃的演唱深深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他的引领之下我又盯上了收音机里他的讲座《我是怎样唱男高音的》教学录音。抽空就听听这个讲座。一天一讲，连续播了好多天。这个时候语文老师也在音乐课上教唱了这首歌，而且，语文老师还给我们教唱了这首歌的简谱，这是我唯一学会的歌，而且能够完整地唱下来，连简谱也能从头至尾把它唱完。
多少年以后想起来，这是我学了那么多的东西唯一的成功。这个成功和收听《我是怎样唱男高音的》讲究没有太大的关系。倒是语文老师的行为让我既好奇又兴奋，好奇的是一个语文老师居然能教我们唱歌，而且还能教我们唱简谱；兴奋的是终于有一个懂音乐的老师教我们唱歌了。
为了配合语文老师的教学，我开始恶补简谱知识，找来了学习简谱的书籍，过去这方面知识几乎是空白，现在学起来并不轻松，唱音不准也不知道用乐器校准，当然就是知道也无乐器可利用，连起码的拍子也搞不太清楚。我没有被困难吓倒，还是没日没夜的啃，就这样囫囵吞枣补了一段时间，虽然没有把它完全学会，距离会也远不到哪里去了。起码对会唱的歌也能用简谱唱出来。后来我从老师那里借了一本《战地新歌》歌曲集。这本歌集当时已经出到了第四集，基本上都是歌颂毛主席，歌颂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歌曲。我借到这本是第三集，我印象中开篇是歌颂毛主席的一首歌，《颂歌一曲唱韶山》，收音机里经常唱这首歌，很好听，有时也跟着哼几句。我把学来的简谱加以推广应用，照着歌集中的歌曲进行试唱，无法完成，原来不是学几天简谱就可以任性。远不是那么的简单，理想和现实再一次逆向而行。为之追求的演唱之路远得没有了尽头，燃起来的希望之火渐渐趋于湮灭。
“架住暗缘”。我从演唱这条没有尽头的路上重又想起了这句唱词，我听不懂它，根本的原因不是我因为笨或是因为知识浅薄，说穿了是因为不会说普通话，我说的是方言，普通话和方言之间虽然只隔着一层三分钱一张的白纸，能看到一点背面的影子，终究是不清楚。要消除广播里夹杂着”英语”的误会，就要把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这张三分钱一张的白纸捅破——学汉语拼音。家中的不值钱的收音机它的价值又一次显现出来，学拼音依然是倚仗它。家中的音乐声从此由啊，喔，乌，因，昂，翁的朗读声所取代。最终学会了吗，不知道，没学会吗，也不知道。虽然还是分不清前鼻音和后鼻音，平舌音和翘舌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解决了许多方言和普通话读音不一致的问题。比如“占”读“zhan”音而不读“jian”音；“摸”读“mo”音而不读“ma”音。更正了过去小学老师教错了的许多字，有些生字通过查字典也能知道个大概，不至于差得没谱。
少年时期我对整个世界产生的浓厚的兴趣，出于什么目的，不知道，想成为气象专家、画家、音乐家、语言大师吗，不是，不想吗也不是，凡是对之好奇，觉着好玩就去追求，说不上什么理由，就是要尝试一番。觉着要有一些本领，要像书中电影中的那些人一样，非常地厉害，非常的有能力，遇到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什么事都能做，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人。
最终我没学会任何一样，是无目标吗，不是，是没下工夫吗，也不是。我想起了一个词，叫“水滴石穿”。水滴石穿有两个因素，一是水，二是石头。一对一。而我的这滴水滴在了石头上，也滴在了砖头上、木板上；甚至被风吹着滴在了墙上、树上、鸡舍上或者是水里，重新回到了原点。
数年前当我第一次听到罗大佑的《童年》，回头想想我曾经梦想着的那些事，心中无节制地汹涌着一股波涛。有点欣慰，有点辛酸，有点无奈。正如其歌中唱的那样。“福利社里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道彩虹”、“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就这么幻想，就这么好奇”。这些行为就是一个无知少年在那个时代里所拥有的美好。岁月把我喂大，我从童年幽暗的巷子里走出来……
作者简介
李正良，来自农村，当过民兵，放过电影，自考大专，上过中专，蹲过机关，做过生意，爱好文学、书法、画画、气象、地理、历史；爱听交响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