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是什么家(聂耳的祖籍是哪里)

姓名：聂耳

 

籍贯：云南昆明

 

生卒年：1912—1935年

 

地位：中国国歌的作曲者，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

 

主要作品：《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

 

在中国音乐史上，被正式誉为“人民音乐家”的作曲家只有三位，即聂耳、冼星海和施光南。其中，聂耳的地位最为特殊，这不仅因为他是在最短的生命中谱写出最多优秀作品的音乐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

 

聂耳代表作品．《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开路先锋》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汉族，云南玉溪人。中国音乐家。从小家境贫寒，他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他的一系列作品，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聂耳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古往今来，中国年轻时成名的文艺家很多，但在这些名家当中，像聂耳这样年轻就离开人间的，似乎还没有第二个。唐代大诗人李贺早死，但还活了27年，聂耳逝世的时候，还不到24岁。

 

人民音乐家聂耳的一生非常短暂，然而，他对我国音乐的影响却会相当久远。他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他适应着历史发展的要求，为我国音乐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和时代、和人民密切结合，用无产阶级先进的世界观指导创作。他的作品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斗争和群众革命的思想感情，闪烁着时代的光辉。无疑，这些作品是属于我国音乐宝库中的瑰宝，会长期受到人民的珍爱，并给音乐家们以重要的启发。

 

聂耳是云南昆明人，原籍玉溪，1912年2月14日生于一个中医家庭。他从小受到优美的民族音乐的熏陶，幼年便学习笛子和三弦等民族乐器。20年代末，在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进行地下的革命活动。后来得知当地反动政府要逮捕他，便于1930年7月逃到上海，在同乡的商号中当店员。1931年5月考进明月歌舞团，通过自学和向团中的提琴手学习，音乐业务有了一些提高。1932年8月，他退出“明月”去北平，曾向托诺夫(Tonoff)学小提琴；11月回上海进“联华”影片公司，任音乐股主任等职；1934年4月入“百代公司”做收音工作。当时的中国，一方面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一方面是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方面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聂耳积极地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他与吕骥、任光、安娥等同志参加了左翼剧联音乐小组。193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英勇斗争。从1932年起，他便严肃地、认真地考虑一个大问题：“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怎样才能创造出“能够兴奋起、鼓动起劳动群众的情绪”的音乐?这是时代提出来的大课题。聂耳认为：“音乐和其他艺术一样，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的新的内容和演奏，和作曲家的新的态度。”“接受革命的作曲家们，要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他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前进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等使全国人民为之振奋的革命歌曲，这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雄壮的歌声，他代表群众、代表民族呐喊，开创了一代乐风，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他不幸于1935年7月17日溺死在日本千叶海中。

 

《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作于1935年，是抗日救亡运动中最响亮的号角。当某些人把中国人民看做是东亚病夫、或把中华民族看做睡狮的时候，聂耳以他真实而深刻的体验，创造出雄壮豪迈、坚决有力的曲调，把中国人民表现为万众一心英勇战斗的人民，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不屈的、斗争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形象，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给整个抗日救亡运动以有力的推动。《义勇军进行曲》的音乐语言非常新颖，显出时代的光彩；它的结构生动而严谨，具有时代的创造性。它是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相结合的一首非常精练的音乐作品，最有代表性的群众歌曲之一，因而在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通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毕业歌》(田汉词)是影片《桃李劫》的主题歌，把救国的责任心和青年的朝气蓬勃结合起来，曲调文采风流，激情中带点潇洒，既有革命的英雄气概，又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表现了革命青年光辉的形象，有如“暴风雨中的海燕”。

 

聂耳是我国第一个成功地塑造工人阶级英雄形象的作曲家。在聂耳的歌曲中，工人阶级不是一般的受压迫者的形象，而是觉醒的为推翻不合理的旧制度而英勇斗争的英雄形象，是对自己阶级的前途有坚强的信念的光辉的形象，是压不倒、打不散钢筋铁骨式的雄伟的形象。《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都是成熟的、杰出的作品。

 

《开路先锋》是影片《大路》的插曲，作于1934年，孙师毅词，借“关山千万重”、“几千年的化石，积成了地面的山峰”形容三座大山压迫，歌曲着重抓住“轰”和“开”的形象，把工人阶级轰掉三座大山、开创新世界的气派形象化地表现了出来。以主大二和弦音为骨干，适当参与ReLaFaSi音，色调非常明朗，变化相当丰富，显得很灿美。节奏有疏有密，密处常带附点，活泼而有力，疏处常配高音，开阔而豪放。全曲由五个小乐段组成，这些乐段是连贯性的，不是对比性的。乐句多是对偶句、呼应句，然而，它的句法最主要的特征是长短句，是长短句的对偶句、呼应句，因而显得格外生动活泼。它的音乐语言可以说是崭新的，处处闪出光彩，表现一种焕发的精神，一种充满着光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而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

 

聂耳还写了一些非常好的抒情歌曲，像《铁蹄下的歌女》、《梅娘曲》，表达感情都很细腻、深刻。前者用具有歌女卖唱特征的悲伤的呼号性音调，典型地表现了爱国歌舞女悲惨的生活遭遇和痛苦的心情；后者用具有华侨音调特征的深情的呼唤性曲调，表现了爱国侨女对回国参加抗战、受伤昏迷不醒的情人深厚的感情和爱恋的心情。两首歌都写得既优美，又动人。和聂耳其他歌曲一样，具有丰富的真情实感；和聂耳其他歌曲一样，显示出作曲家旋律写作的高度的才华。这些抒情歌曲，非常自然地与抗日救亡的内容联系起来，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岁月艰难勤奋好学

 

聂耳于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从小聂耳就喜爱音乐(改名为“聂耳”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耳朵特别灵)，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1925年考取云南省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风暴在中国南方兴起，他开始受到进步书刊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

 

1927年聂耳毕业于云南省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并进入云南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在这期间，他还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路高唱歌声嘹亮

 

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聂耳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10天后，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他开始思考怎样把音乐与革命结合到一起。

 

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被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聂耳的故事

 

1．母亲的歌让他着迷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曰，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_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聂耳最大的牵挂就是母亲。从照片上看，母亲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母亲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糊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把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起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16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青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孙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2．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20世纪30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10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100元报酬。100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就这样，德沃夏克的《幽默曲》在聂耳弹奏下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19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7个小时的琴。

 

于是“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

 

3．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7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4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得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旋律打动了异域的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