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什么朝代(杜甫诗人简介)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唐代大诗人杜甫来到了天水(当时称秦州)。诗人在天水住了三个多月，然后去了成都。当代诗论家评价杜甫西行，认为在乾元二年前，杜甫的诗歌水平还未能超出唐朝同代诗人；而在乾元二年之后，唐代诗人便很少有人能超过杜甫了。以杜甫《秦州杂诗》为提纲的上百首“陇右诗”，记述了天水的风土人情，山川形胜，民族关系，同时也赞颂了以身许国、立功统一的诸多将士，成为杜诗乃至唐代诗歌中风格独具、最富有历史价值的光辉篇章。杜甫天水之行所创作的大量诗篇体现了诗人创作的高峰期，也是杜诗的转折点，至此“文章惟许谪仙俦”，“老杜诗名惟李配”，整个全唐诗，便只有李太白与之相比肩了，这是历史赋予天水山川的骄傲与自豪。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乾元二年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从而使杜甫弃官西到秦州呢？

乾元二年正月间，叛贼史思明于魏州自称大圣燕王。三月间，九节度使发兵包围了邺城(河南安阳)，困住了安庆绪。于是筑垒、穿堑，引漳水灌城。城中食尽，一鼠值四千钱。眼看胜券在握，城就要攻下。不料史思明率兵来援，使形势发生了变化。当时围城唐军步骑达六十万，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阵，结果被史思明五万精兵各个击破。加上安庆绪也冒死来击，于是九节度使兵马均溃逃本镇，只剩下郭子仪率塑方军队断河阳桥而死保东京。这一场寡众悬殊的战斗，竟然以叛军的胜利宣告结束。唐军暂退，史思明以设宴庆胜为名，乘机诱杀了安庆绪，尽收其士马州县。留其子史朝义守相州(乾元元年，邺郡改为相州)，自己引兵还范阳。四月间，史思明称大燕皇帝，建元顺天。六月间，肃宗分塑方，置邪、宁等九州节度使。七月，肃宗又听信鱼朝恩谗言，召郭子仪还京，实际上等于夺了郭子仪的军权。本来，杜甫就因为救房琅而上疏得罪过肃宗，已于乾元元年六月间贬房为邻州刺史，同时又将任左拾遗的杜甫外放为华州司功参军。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被案上堆积的公文所困扰。加之，华州郭州牧，动不动就要杜甫替他写一些如何灭寇，如何试进士策之类的文章，其实“是挟长官而委以笔札之役，非重其才也”(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由于郭之为人猥琐，故杜甫蔑视他。又因当时春荒饥谨，颗粒无收，而这时的杜甫“无钱居帝里，尽室在边疆。”于是他在这年的七月间弃官，携眷西来秦州(天水)。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秦州杂诗》之一满目看到的都是尘世的不平。因为郭州牧、史思明、肃宗帝，抑或是侄儿杜佐及老相识赞公的诸多因素，诗人为避战乱兼投靠亲友几重缘由，开始了他的秦州之行。来到天水后，他四处打听战况，尽管周围战事频仍，但他觉得天水相对来说，还是较为安定的，于是他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心折此淹留”，把他准备在秦州长期扎根的心绪和盘托出，于是便有了一百余首陇右诗的诞生。心折，是暗地里赞许之意，也有自我盘算的味道。可见，这第一首诗已流露出对天水流寓之地的心许。

杜甫寓居天水期间，几乎以每天一首诗的速度，描写了天水的山川名胜、果蔬物产以及历史名人等。概括起来，就是战事、生活、国家何时能安定统一这三大类。如：

未暇泛沧海，悠悠兵马间。

(《秦州杂诗》之十五)

羽书还似急，烽火未全停。

(《秦州见薛三琚》诗)

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

(《秦州杂诗》之十八)

四镇富精锐，摧锋尤绝伦。

(《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

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

(《秦州杂诗》十九)

讨胡愁李广，奉使待张骞。

《寄贾严》

照秦通警及，过陇自艰难。

《夕峰》

风尘若未息，持汝奉明王。

《蕃剑》

这些作品，与他的“西征问烽火”遥相呼应。反映了诗人到处走动，每天打问消息，关心国事等忧虑复杂的心境。自安史之乱后，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能贴近人民、贴近生活，是与他在天水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的。如果说他在来天水的途中，曾作有“三吏”“三别”的话，到了天水后，诗人已是主动地搜集素材，揉合进国事民事，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了。

从下面的一组诗句中，我们还可看到这样一种情形：

北庭送壮士，貔虎数尤多。

(秦州诗《观安西兵过关中待命二首》)

烟火军中幕，牛羊岭上村。

(《秦州杂诗》之十)

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

(《秦州杂诗》之六)

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

(《秦州杂诗》之八)

但添新战骨，不返旧征魂。

(秦州诗《东楼》)

风连西极动，月过北庭寒。

(《秦州杂诗》之十九)

天风随断柳，客泪堕清笳。

(秦州诗《遣怀》)

忠臣辞愤激，烈士涕飘零。

(《见薛三琚》)

一是朝廷为解救关中及中原之乱，不惜拆东墙补西墙，抽调镇守在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以及安西(今新疆龟兹)四镇上的官兵，经由秦州直赴关中。北庭原称庭州。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置，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又在庭州设立金山都护府，共管天水以北及吐鲁番广大区域。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置北庭都护府，按三十六蕃。”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改置北庭节度，以防制突施、坚昆等，管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到了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北庭节度使李嗣业以北庭兵共讨安庆绪。”而安西四镇龟兹、于闻、疏勒、焉耆，在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时，已重新确立唐的统治。看到如此骁勇的北庭壮士、安西兵马前往中原，不要说杜甫是多么高兴。然而他最后得到的却是当头一盆冷水，“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胡笳悠悠，羌笛呜咽，“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天风随断柳，客泪堕清笳。”当萧瑟秋风吹断了秦州大地的残柳枯枝时，诗人热泪随着败报在胡笳声里夺眶而出，数十万征魂不返，自然而然“月过北庭寒”了。杜甫在秦州期间，一直以“客”自称，“客泪”，就是诗人之泪，何等悲切，何等凄凉。尽管他提到了鱼龙滩、鸟鼠山、隗器宫、李广坛、董卓、苻坚、清渭、孤城(秦州)、驿亭、羌童、庞公、仇池、使客、赞公、南郭寺、东柯谷、西枝村、北流泉、麦积山、阮隐居等，但却时时与国愁民忧紧密联系在一起。涔涔秋雨中，诗人笔下，浸润出一个愁字，散发着一个悲字，体验着一个衰字，饱尝着一个饥字。“天水完富士马最强”，这是自汉隗嚣以来对天水的富庶之赞。然而诗人却无食、无衣，与“心折此淹留”之始料不及，形成了强烈反差。尽管诗人还抒写了天水当时的物产如：山梨、苜蓿、葡萄、韭菜、糜谷、井盐、冬笋、崖蜜、阳坡瓜、黄精药、豆子、薯债等，但由于“岁暮饥冻逼”，诗歌虽然处处充满了乡土气息，但诗人仍然充满着迷惘和忧虑之情。杜甫秦州诗作，还反映出了当时的民族关系与社会文化，也反映了当时天水的特殊地理。

如：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

(《秦州杂诗》之五)

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

(《秦州杂诗》之八)

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

(《秦州杂诗》之六)

羌童看渭水，使节向河源。

(秦州诗《东楼》)

降虏兼千帐，居民有万家。

(《秦州杂诗》之五)

马骄朱汉落，胡舞白题斜。

(《秦州杂诗》之五)

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

(秦州诗《寓目》)

羌妇语还笑，胡儿行目歌。

(秦州诗《日暮》)

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

(秦州诗《雨晴》)

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

(秦州诗《发秦州》)

此邦今尚武，何处且依仁

(秦州诗《寄张彪》)

民族融合的种种迹象，在诗人笔下比比皆是。唐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光辉时代。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李唐皇室中其女系母统均有胡族血胤，如高祖、太宗、高宗之母皆胡姓而非汉族。但是自唐一代，却承袭了东晋以后，特别是苻坚前秦集团的民族大融合的成果，使国家与民族焕发出勃勃生机。或汉化、或胡化，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间替交织。因此杜甫在天水看到的正是这种民族融合的社会景象。

杜甫在天水看到的胡化痕迹，是当时开元、天宝年间整个的社会风尚，倒不仅仅是因为天水是丝绸之路要冲，少数民族往来必经而已，“降虏兼千帐，居民有万家”，已足见当时的天水，各民族融洽关系。杜甫五岁时，就曾观看过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所以当他四十三年后来到天水后，以十分流畅的笔调真实地记录下天水当时的社会风貌，说明玄宗、肃宗时期，胡化现象十分普遍。这也是今天，我们重读杜甫诗歌，促进民族大团结的一个重要继承因素。

除了国事、民族、生活这些主题以外，他还写了他自己怀才不遇的一面，正如《四溟诗话》(卷二)中语：“子美不遭天宝之乱，何以发忠愤之气，成百代之宗？”

如杜甫在天水所作怀念李白诸诗，就是以李白的怀才不遇，间接抒发了自己的不平与感慨。永王磷持有唐明皇手诏两道，一为牵制肃宗，二来也想建功立业，统一河山。李白认为唐明皇未死，肃宗不宜登基称帝。“双悬日月照乾坤”就是他对肃宗的讽刺。后来永王磷兵败，李白流放夜郎。杜甫在天水以已度人，“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他以庾信、鲍照之怀才不遇衬托李白，又以李白之怀才不遇折射自己，收到了一咏三叹的艺术效果，表达了自己深深地惋惜之情。由于他一连三夜都梦见李白，所以他的《梦李白二首》中有这样几句：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阁，无使蛟龙得。把梦中的李白写得光彩照人，气宇不凡。借而衬托了杜甫自己。《岘佣说诗》中言：“‘魂来枫林青’八句，本之《离骚》，而仍有厚气。不似长吉鬼诗，幽奇中有惨淡色也。”他还写有《佳人》一首，梁启超先生品评后认为是“情圣杜甫”描写女性最为完美的一篇，在唐诗宋词中谁的作品也比不上这一首，应当“推为千古绝唱”，同时还有自己写自己的因素。我们不排除杜甫见到幽谷隐居的佳人后，有自我比拟、自我多情的成份在内。但细咏该诗，我们应当发现，隐居在东柯谷的这位佳人，有着惨痛的经历：“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戳。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

从唐朝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乾元二年的142年间，李唐王朝兄弟同时遇难的重大事件有过多起，但最惨烈的“丧乱”事件莫过于“玄武门之变”。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间，李世民发动了政变，太子建成与其弟元吉被杀不说，导致建成、元吉的儿子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与承业、承鸾、承奖、承裕、承度一同被杀。尸陈街头，无人敢收骨肉。这位佳人或许就是建成、元吉后裔的媳妇。杜甫深得《离骚》之法，无法明说，只好用这种手法，对这位先世曾遭丧乱、如今又遭夫婿冷落的佳人，表示了极大的怜慰与同情。其不幸与他本人不幸有相似之处。而不似之处却在于这位佳人有侍婢，还有嫁妆珠钗之类可以去典卖，而杜甫呢，真可以说是“饥寒交迫”，哪有相通之处呢？

当天水的故老乡亲给杜甫说起飞将军李广的英雄事迹时，“何时议筑坛”，才是他自己写自己英雄抱负未能实现的真实流露。“小儒轻董卓，有识笑苻坚”是他对陇右历史人物的一种总结。

杜甫终于走了，因为秦州“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临未销忧。”当他“心折此淹留”时或许私下里还嘀咕过、庆幸过。然而，“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不奏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才是“登临未销忧”的本质。因此，他绝意离开天水，去寻找解决衣食之忧的乐土。

杜甫给天水流下了一个谜，即他在天水所作诗歌，全系五言，或五律或五古。只有《同谷七歌》是七言。擅长七言、七律的诗圣杜甫，在天水留下的全是五言诗，恐怕在创作手法上，能给我们以全新的启迪。《寒厅诗话》中俞犀月言：“少陵五言古诗，《发秦州》、《凤凰台》、《发同谷县》……各十二首，争奇竞秀，极沉郁顿挫之致，各首变化，绝无蹊径雷同，极得画家浓淡相间之法。”这恐怕是说了一个方面。

杜甫在秦州所作诸诗还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关注，自1952年以来，日本著名学者中岛元万吉、大谷健夫、铃木修次、黑川洋一、安东俊六、人见丰、浅野通有等人，围绕杜甫陇右诗作，展开了多方位的探讨，在日本汉学界，形成了一个专门研究杜甫秦州诗作的学术流派。他们研究的范围是广阔的，如《杜甫的<秦州杂诗>二十首》、《杜甫与秦州》、《秦州时期的杜甫诗》、《杜甫与药草：‘同谷七歌’的‘黄精’论》、《关于杜甫中的‘乱’、‘欹’、‘危’》、《秦州时期的杜甫：大量写作五言律诗的动机》、《关于杜甫<凤凰台>诗佛教的舍身之影》、《关于杜甫秦州时期隐逸倾向的主要原因》、《唐杜甫所形成的中国悲秋文学的高潮》等，使得秦州(天水)在东瀛岛国颇有知名度。

天水山川永远缅怀诗圣杜甫，永远牢记乾元二年这个不寻常的风雨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