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袍哥会（袍哥会的起源）
袍哥会起源于清朝末年，曾参与过四川“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等重要历史事件，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消亡。袍哥会的活动遍及四川、重庆、云南等中国西南地区。人数众多，影响深远，充满了神秘色彩，人们难以知晓。因此袍哥会的来龙去脉，内部秘密，备受人们关注。
袍哥会参与的历史事件
1644年，清军人关，清朝取代了明朝的政权以后，对汉族采取武力镇压手段，民间爆发“反清复明”的起义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要算“天地会”。后来天地会中，又分出一股叫“哥老会”。道光、同治两朝以后，哥老会在四川便通称为“袍哥”。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在孙中山“同盟会”策划下，爆发了“保路运动”，全省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进而发展为反清武装力量“同志军”，实质上是利用各地袍哥组织作骨干，引导农民推翻清朝政权。
大量的下层群众蜂拥参加袍哥组织以后，又渐渐影响士绅富户的相互效尤，借此保家。到1911年，四川的袍哥组织，更深入各州府、县的城镇乡村，到处都在“开山、立堂”，当时民间流行两句口语：“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倥子是指未参加袍哥组织的人。
1911年10月，随着武昌起义成功，“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据王右瑜在《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上记载：“尹昌衡高居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后，公开提倡哥老会组织，在都督府大门上，挂出一个‘大汉公’的招牌来，白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那时，滇、黔、湘等三省军政府，曾联名通电诋斥成都军政府为‘袍哥政府’，表示不予承认。尹昌衡见到外面风声不好，便下令取缔哥老会，于是成都市上二百多个公口招牌，一律都收拾起来了，但是表面上收了招牌，实际上暗地里仍然在继续发展。”
袍哥会的组织形式
重庆、成都地区的袍哥组织，其形式与全省其他县市相类似，是横行组织，即所谓“兄弟道”，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信条。联络的聚点，最初叫“山头”、“香堂”，随着参加的会众日益增多，才由山头、香堂改为“码头”(又叫“公口”、“社”)，码头要分五个堂口：“仁、义、礼、智、信”(又称“威、德、福、智、宣”)。
五个堂口是五类性质的人参加：仁字是旧社会有面子、有地位的人物，义字旗是有钱的绅士商家，礼字旗是小手工业劳动无产者。有几句概括特征的口头语：“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口头语：“仁字旗士庶绅商，义字旗贾卖客商，礼字旗耍枪。”至于智、信两堂的人，都是旧社会中“最低级”的体力劳动者，不过其组织办法中，有些莫名其妙的规定。如旧社会被认为操下等职业的娼妓、烧水烟、修足匠、擦背、理发、男艺人演女角等类人，都规定不能参加袍哥。还有搞盗窃的，妻子乱搞男女关系的，母亲再嫁的，也都遭到鄙视，不能参加袍哥。但是抢劫财货的土匪流氓，却又可以参加。
每一个公口(堂口)的组成份子为十排：头排首脑人物称为“大爷”。大爷中除了“龙头大爷”或“坐堂大爷”之外，还有专司赏罚的“执法大爷”，另处还有些不管事的“闲大爷”。
二排是一个人，称为“圣贤二爷”，这是大家推举出来的人正直，重义守信的人，隐喻为桃园结义的“关圣人”，但这个人一般是在码头上不起作用的老好人。
三排中有一位“当家三爷”，专管内部人事和财务收支，尤其在开香堂时，负责安排规划各类事务，这是一个全码头的重心人物。五排称“管事五爷”，分“内管事”、“红旗管事”、“帮办管事”、“闲管事”。“内管事”即“黑旗管事”，必须熟悉袍哥中的规模礼节、江湖术语。办会时，由他掌管礼仪，唱名排坐，和传达舵把子的吩咐。“红旗管事”专管外交，负责接待三山五岳、南北哥弟。在联络交往中，要做到来有接，去有送，任务相当复杂。袍哥中有两句流行口语：“内事不明问当家，外事不明问管事。”
五排以下，还有六排的“巡风六爷”，在办会期间或开设“香堂”时，他便专司放哨巡风，侦查官府动静，负通风报信的专责。八排九排的人，平时专给码头上各位拜兄跑腿办杂事，一到开设香堂的会期，他们最为忙碌，听从当家三爷的支配提调，全码头就靠这些人上下跑跳。十排又称“老幺”，老幺还要分“大老幺”、“小老幺”。从一排起到十排止，总称为“一条龙”。在成都，一般码头都称“公”和“社”，社还要分“总社”和“分社”。
各地袍哥都不设“四排”和“七排”，据说四是桃园结义如有赵子龙在当为四弟，故虚此席。七据说是叛徒，瓦岗寨的罗成，行七。八、九忌杨家将八姐九妹之称。因此就没有人操四排和七排了。
哥老会虽是以“讲豪侠、重义气、解放推食、急人之急”相号召，又以旧礼教的“五伦八德”为信条，但是由于封建意识恶性膨胀，一部分人的逐渐变质，结果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袍哥，即所谓“清水”和“浑水”。
袍哥每年有几次会期，最郑重的一次就是农历五月十三的“单刀会”，相传是三国时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日子。这一天，大小码头、公口都要隆重举办盛会，张灯结彩，大排香案，欢宴会众，广纳宾朋。初次参加袍哥的人，必须具备“身家清、己事明”两个条件，才由引进拜兄引入会场，参见恩拜四兄即恩兄、承兄、保举、引进，接受“栽培”，确定“排行”，然后才可以称兄道弟，成为正式的袍哥。原先的袍哥，也要在这次会上论功行赏，办理“提升”。其他的集会，如正月办“春台酒”，腊月要办“团年会”，还有不定期的“迎宾会”。在会期中，除了互相拜望，大吃大喝，大赌大抽(鸦片)之外，还要借此机会解决仇怨纠纷，由头面人物站出来“捞梁子”。
在重庆，袍哥的码头绝大多数是在茶馆里。有的茶馆前正式挂出某某公或某某社的招牌，茶馆为袍哥的活动中心和联络站，经常由红旗大管事坐堂负责。
袍哥还规定有十八条罪行，如不孝父母罪、不敬长上罪、殴打亲属罪、调戏妇女罪等等，犯了以后要受到“剽刀”、“碰钉”、“三刀六个目艮’’，‘‘自己挖坑自己埋’’、‘‘挂黑牌’’、‘‘连根拔”和“降级”等等惩处。其他在袍哥的经典《海底》中还规定有“十条”、“十款”、“十要”、“十禁”、“五伦”、“八德’’、“九章”，文字通俗，真伪莫辨。所有这些规定条款，在成都地区的袍哥组织中，实际上都很少执行过。
袍哥的经济来源和势力
关于袍哥组织的经济来源，据范绍增在全国文史资料第84集写的《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一文中说：“…钱的来源，主要的有以下几个：一是嗨袍哥时缴的基金或有钱袍哥的投资，二是拜码头、开茶馆的收入，三是大摆赌博、抽头吃利，四是经营烟毒、囤积粮食油脂等不正当收入，五是贩卖枪支弹药武器等。后来还产生一种“保烟帮”专门为到山区购办鸦片烟土的帮伙保镖，安全通过关卡，到达目的地后，收到取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保镖费。范绍增所述均系一般来源，各地区袍哥组织情况不同，手段千奇百怪，无法详述。但有的组织或明或暗接受特务机构、军队、政府津贴或挂出军、政某部门招牌，公开收税催捐，中饱私囊，则是显而易见的。
重庆袍哥大小公口(码头)，十几年来在千个以上。除了“孙、吴、丁、张”和“马、袁、江、汤”之外，更为出名的有能通长江一带青红两帮的冷开泰，有名震川南的邓叔才，有北路总关火的马昆山，有倒插鸡翎子的龚谓德，有八方搁平的陈俊珊。这些人的作用和毒气，确也不亚于范绍增、陈兰亭、石肇武之流。
袍哥会的消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以土地改革的方式加强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取缔一切民间帮会组织，并且对抵抗解放军的武装袍哥会大肆镇压，包括给共产党提供过帮助的红色袍哥组织也都迅速瓦解了，其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