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是谁（何兹全个人简介）
史学泰斗何兹全
何兹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十五六岁在北伐革命的影响下加入国民党。二十三岁在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的赞助下创办了当时影响甚广的《教育短波》刊物。二十四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经当时的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和北大校长胡适先生推荐，先后到日本、美国留学，而后都因为爱国原因毅然回国。
他一生勤勉爱国，心里装着人民，自誉为“爱国一书生”。
在回忆录中，何兹全这样写道：“我是一个爱国的书生，心中的祖国就是大陆。我回来是向共产党投降的。我真诚地向共产党投降，换取共产党的宽容，真心想在她的领导下，建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的新中国。”可见他的报国之心。
提起何兹全老先生，人们总是想到——历史学界的泰斗，知名大学教授，著作等身……还有一个做北大副校长的儿子等，这些足以让你未见其人，先仰其名。其实何兹全是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老人，普通的就像领居家的老爷爷，亲切、和蔼、仁厚。
1931年，他考取了北大。当时的北大，入学时不分系，何兹全选的是政治系。他选择政治系的理由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一定要探个究竟。然而，一段时间过后，政治系的课程没能回答他的问题，他又转入史学系。
北大史学系云集着一大批名师：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等。这些老师讲课有共同的特点：生动、清晰、深刻、独到，何兹全对他们十分钦佩，也渐渐懂得，老一辈学者是以扎实的学问为根基的，重要的古籍他们都能背诵，譬如，傅斯年先生讲课善于引用古书，经常整篇背诵，记忆超人。
这里顺便提及，2006年，笔者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书中收入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钱穆《国史大纲》的提要。胡适自觉而精熟的研究方法、傅斯年关于中国古史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钱穆提倡史心与史识的思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举这个例子，意在旁证何兹全教授的北大记忆。
北大教授们的学术思想深深影响了年轻的何兹全。他从钦佩、欣赏到决意效仿、学习。就这样，在名师的引领下，他的人生脚步开始走向史学殿堂。
大学二年级，20岁的何兹全就开始阅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那时，北大位于北京的沙滩，还没有像样的图书馆，一个叫松公府的平房院落用作图书馆，二进院的北房是古籍图书馆，书桌又长又宽，由于看书人不多，有时一个人可以占半个桌子。书借多了，三面围起来，像个书墙。读书人近乎“苦行僧”，但在书墙里看书，如同置身于世外桃源。借书时不用查书目，也不用写借条，只要报上书名，图书管理员敲敲脑袋，略一寻思，就把书递到手上。读书无疑给人以精神享受，但是，一个青葱年少的人每天要和老祖宗对话，要和“之乎者也”打交道，与青灯黄卷相伴，其感受是不言而喻的。松公府里的书有限，何兹全就跑到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看。当时，他的住所在北大东斋，从住所到北图，要经过北海大桥。闭馆后，他独自走在大桥上，南北两海的景色吸引着他，一天的寂寞与枯燥便渐渐散去。
在图书馆，他接触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也浏览了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托玛斯·穆尔和他的乌托邦》，这为他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读书是寂寞、单调的，但是，“每天钻进图书馆看书，书读多了，自然就有心得，就有想法。”伴着青春的激情与锐气，他开始跃跃欲试，大有“少年心事当拿云”的豪迈与气魄。
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活，特别是回忆当年往返于位于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与北大东斋“啃”《大藏经》的情形时，何先生难耐激动：“在北大读书的4年，是我过去生活最幸福、最有意义、生活得最像个人样的时期。北大4年，是在有知识、逐渐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中生活的。”我想，何兹全先生以自己的经历诠释了寂寞的意义与内涵。如果读书必须以寂寞相伴，那么，这种寂寞就是火山爆发前的沉寂，预示着“于无声处听惊雷”。
老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都经历的中国的哪些时代变革呢？一起来看关于他的访谈。
主持人：何思源是当时国民党时期的北平市市长，也是你没齿不忘的恩人，还是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女士的父亲，他对您都有哪些影响？
何兹全：何思源是我族兄，我们都是山东菏泽县人。我们老家是书香门第，在当地算是大户人家。1931年我考取北大，是他帮助我，资助我读书、留学，使我长大成人。
解放前夕，他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吁，国民党特务在他家里安放了定时炸弹，他的女儿何鲁美被炸死，全家也都受了伤。国民党撤往台湾时，他留在了新中国，直到1982年去世。他对我的栽培之恩，永生难忘。
主持人：你的性格是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甚至还有点软弱，这种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呢？
何兹全：可能有两个原因吧。一个是祖父时代家境败落，但是后来父亲做了军官，收入好些，我因为是家里排行最小，父母比较宠爱甚至溺爱我，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苦，养成了心地善良，不愿争斗，但却有些平和软弱的性格。另一个原因是，进入社会后，交往的朋友各式各样，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有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的，也有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我的态度和立场比较中庸，看什么事都很平和，不走极端。那时我的性格就已形成，即进步，但不过激。
主持人：您十五岁就加入了国民党，是自愿的，还是稀里糊涂的凑热闹？您那时对国民党了解吗？
何兹全：应该是大半稀里糊涂的，小半有点自己的想法。那时我在南华学校读书的校长非常进步，还有几个老师也很开明。当时有同学跑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我就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当时对国民党、政治理想、三民主义等等都没有太多了解，只是有一股冲劲，一腔热血。但我从小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我。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我加入了国民党，时间大概是1926年底。
主持人：是什么原因使您选择了学历史？
何兹全：北伐战争失败后，当时有种思潮就是反思革命为什么失败了？于是当时兴起了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农村、中国社会史的思潮。我喜欢刨根问底，也想知道中国社会是如何来的？如何发展演变的？于是就考了北大，刚开始选了政治系，后来发现当时的政治系只讲现代政治，不讲历史根源，于是就决定转到历史系，开始了一生的历史研究。
主持人：对您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何兹全：有三个人对我影响最大。一个是何思源，他资助我读书，学习。如果没有他，我不会有今天。第二个是陶希圣先生，他是我的恩师，是他指引我走上了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陶先生教给我如何用辩证唯物史观的方法去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最后一个是傅斯年，他也是我的恩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机关里写社论，混日子，是傅先生邀请我重回史学馆，使我重新走上了做历史学问的道路。不然我可能早就死了。
主持人：您1947年留学美国，又为何从美国回来了呢？
何兹全：我1947年5月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要学习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史，目的是为了和中国历史比较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回国，另一个是留在美国，或者去台湾。因为当时傅先生去了台湾，而且把我的书物都带过去了。如果我留在美国也没问题，当时我已经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取得了研究院的职位和待遇。但我还是选择了回国，我觉得是“祖国”这两个神圣的字眼带给我的力量，把我这个游子召唤了回来。
主持人：国民党的大队人马都跑去台湾了，您却没去，而是独自一个人跑回了大陆，当时是怎么想的？
何兹全：我心中的祖国是中国大陆。我记得俄国大史学家罗斯托扎夫一生流落欧美，临终时说了一句非常伤感的话：“我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心里特别难受，倍感辛酸。有祖国的人是无法真正体会到一个没有祖国的人的内心世界的。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何兹全长期潜心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并于1989年完成了近五十万字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引起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他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众多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怀有爱国之心，关心政治，一直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事情，一辈子做学问，一辈子不忘国家和人民对他的栽培。
他的一生是无悔的，当别人称呼他为教授、知名专家、学者时，只有他心里清楚，自己依然是那个怀揣爱国梦的“少年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