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是谁_许地山的个人资料
民国时期处于西学东渐向纵深发展、文学改革如火如荼的阶段。吸收优秀外国文学、关注弱小民族文学的需求，使翻译这一重要媒介，尤其是文学翻译得以蓬勃发展，鲁迅、郭沫若、林语堂等大量文人投身其中。不过，其中一位学者型作家性格复杂，爱好广泛，精研哲学、宗教且中外会通，一贯将人生信仰贯彻于生活、创作、评论和翻译，其翻译成就却被长期荫蔽，他就是许地山。30多年间出版的翻译家传略均未见许地山名号，几部主要的中国翻译史著对其翻译及影响几乎未着笔墨。
一、许地山的翻译活动
许地山（1894—1941），笔名“落华生”“落花生”，“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先驱、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创办人之一。他精研宗教，熟习音律，善英语、梵文，在翻译上也颇有建树，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文学院和神学院，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印度哲学、宗教比较学，在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学、印度哲学、土俗学和人类学。他一生翻译作品颇丰，涵盖的体裁有诗歌、故事、散文等，领域涉及印度文学、圣经诗卷与歌词翻译。
许地山的翻译成就主要体现在印度文学翻译上。他崇拜泰戈尔，曾译《吉檀迦利》中数首诗歌，只是未曾发表（周俟松、王盛，1987：134），后译泰戈尔散文《在加尔各答途中》和诗歌《主人，把我的琵琶拿去吧》，分别发表于1921年4月《小说月报》12卷4号和1931年1月《小说月报》22卷1号。由于推崇泰戈尔，许地山进一步对印度文学发生浓厚兴趣，陆续翻译了三本珍贵的印度民间故事集：1928年译的《孟加拉民间故事》（商务印书馆，1929），1934年《二十夜问》（作家出版社，1955），1934年《太阳底下降》（作家出版社，1956）。其中第一部译作计263页，后两部分别为102页和84页。尽管这三部作品涵盖面和体量算不上很大，但它们是最早译入中国的印度民间故事，为中国学者开展印度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本故事集中，《孟加拉民间故事》体量最大，包括22篇极具印度特色的故事，网罗“罗刹”“天马”“鲛人”“龙”“鬼魂”等异域形象，为中国读者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印度文学特质。许地山还在译本前撰写了一篇五千字的“译叙”，内容丰富，极具研究价值，涉及到如下方面：
（1）翻译蓝本：是戴伯诃利（lal Behari Day）编撰的Folk-Tales of Bengal，其中故事是作者从印度农村妇人处听说。许地山以1912年麦美伦（Macmillan）公司版本为蓝本。
（2）翻译原则：因编译民间故事只求内容明了，不必如其余文章逐字斟酌，故他并未逐字逐句翻译，只把故事意思率直写出，原文辞句在译文中时有增减，这说明许地山追求译文的可读性。
（3）翻译动机：有二，一是自己对“民俗学”的深厚兴趣，二是其夫人周俟松爱读故事的兴趣。他的翻译纯粹是服务于兴趣与生活。
中国有许多民间故事本是从印度辗转流入的。许地山认为，多译些印度故事，对研究中国民俗学必定很有帮助（许地山，1929：3-13）。他还在“译叙”中详细分析了民俗学与故事的关系以及故事的分类：
另两本民间故事《二十夜问》（A Digit of the Moon）和《太阳底下降》（The Descent of the Sun）均来源于英国作家贝恩（F. W. Bain）编译的《印度故事集》（The Indian Stories of F. W. Bain）。贝恩此书共13卷，许地山选取的是第一卷和第二卷。其中《二十夜问》译本前附有许地山写的一篇“小引”，分别介绍故事背景、内容、源文本和印度故事的特点。可以推断，许地山翻译这两个故事集的目的与翻译《孟加拉民间故事》大致相似，即探究中、印民间故事渊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探路。我们比照阅读这两个故事集的源文本和许地山译本后发现，其翻译策略与《孟加拉民间故事》相仿，即不求完全对照，只求原文意思流畅表达，或曰追求译本可读性。
除印度文学翻译外，许地山曾作为基督徒重译雅歌（Song of Songs）。1919年4月22日中文圣经“和合本”出版发行。许地山参照美国学者莫尔顿（Richard Green Moulton，1849—1924）所著现代英文圣经选集里的雅歌（Moulton，1907），以当时出现不久的新诗体措辞和格式进行翻译，并另写长文《新译绪言》。该绪言和译文《雅歌新译》分别刊载于《生命》1921年11月第2卷第4期和12月第5期上。十分难得的是，在《新译绪言》中，许地山以学者的眼光，把国外学者对雅歌的文学解读加以综述，对牧歌体的历史起源、表达手法及其与中国田园体的异同做了详细介绍和总结（马月兰、任东升，2017：173）。雅歌辞藻优美，将美好爱情融入优美诗歌中，其中包含的大量隐喻与意象又指向其神圣作者（Gledhill，1994：255），是《圣经》中文学性极强的一卷，许地山重译时，便突出重现了其文学性。
许地山善音律，会弹琵琶，能谱曲编词，且熟稔西洋乐曲和西洋民歌，因此翻译了20多首外国歌词。1932年，北平中华乐社柯政和主编了十册本《世界名歌一百曲集》，每册十曲，其中第一册全十曲与第三册中三曲歌词为许地山所译，第一册“前言”也由他撰写。基于对音律的热爱与歌词翻译过程中的感悟，许地山既翻译又根据原曲歌谱自行创作歌词，这在同时代学者里极为少见。1933年，柯政和主编三册本《初中模范唱歌教科书》（前两册为北平中华乐社出版，第三册为新民音乐书局出版），收有许地山的歌词译作和创作。第一册收入许地山翻译的歌词4首，创作的歌词3首；第二册译词3首、作词7首；第三册译词8首、作词1首。这些译词多为情歌，或向爱人传递爱恋与忧思，或与亲人朋友话别，或诉说人在他乡对故土的怀念，而许地山自己作的词多为勉励青年人畅想美好生活，无论是译词还是作词，都明显体现出许地山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社会人文的关怀。在《世界名歌一百曲集》第一册“前言”中，许地山提到自己与音乐的渊源，由于看到“学校所授底唱歌不但与十几年前一样”，甚至和“小学时代所学底不差只字”（转引自商金林，1996：60），所以出于普及音乐教育的目的，他自己开始翻译、创作歌词。文章最末，许地山提到了自己翻译歌词时的策略：
以直译为主，如能一字对一字，把原意达出来更好，如不能只好意译了。译底不通顺自知难免。但有原文对照我想也可以使译者藏藏拙，看不通时，看原文也可以。
（商金林，1996：61）
但结合他所译的歌词来看，这种说法难免自谦。他的翻译是忠实基础上的灵活应对，具体策略下文会进行深入探讨。
清末民初，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构建新文学呼声高涨，翻译也得以迅速发展，大批文人志士为此创立众多文学团体，如新月社、创造社、未名社等，其中声势最为浩大的是文学研究会。许地山作为该团体创始人之一，其翻译从选材到策略再到思想，都有深刻的个人和时代印记。
（一）翻译选材基于理念兴趣
许地山翻译内容杂，选材广，但也并非无迹可循。结合他的个人发展经历与所处的时代坐标，可以发现影响他翻译选材的因素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个人兴趣的顺从。许地山的译作中，体量最大的当属印度文学，这与他对印度文学的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脱不开关系。许地山幼年便深受佛教影响，“生本不乐”和“因果循环”等佛家思想在他的作品中均有所体现。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自然格外受他关注，他还曾亲赴印度进行研究，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印度文学的兴趣。泰戈尔也是许地山对印度文学产生深厚兴趣的原因。他将泰戈尔奉为偶像，不仅翻译其作品，甚至模仿其穿着举止。这两个因素使得许地山对印度文学兴趣与研究颇深，甚至学习了梵文，进而选择大量印度文学进行翻译。同时，在《孟加拉民间故事》的“译叙”中，许地山提到的两条翻译动机均与兴趣相关。由此可见，许地山首先考虑的翻译题材都是遵循兴趣而来的。
第二，对“为人生”的深刻践行。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在选材上较为盲目，缺乏系统性。随着文学翻译规模扩大，不同文学倾向被直接反映到文学翻译思想中，文学翻译观出现了由为宣教启蒙到为人生、为艺术的转向，文学翻译选材也随之变得有选择、有计划、有主题，促进了文学翻译的繁荣发展，为新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顾建新，2003：82）。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选材体现出文学倾向与风格，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学。许地山作为文学研究会创始人之一，践行“文艺为人生”理念，创作与翻译都基于人民疾苦与社会所需。因此，当他看到学校里教授的音乐还是十几年前的老样子时，便身体力行，甄选西方优秀经典音乐，翻译其歌词，同时还自己创作歌词。
第三，对宗教的理性虔诚。许地山是一名基督徒，同时又对佛、道二教有自己的认识，他对宗教所持的态度并不是盲目信奉，而是理性、选择性的。他曾在福建加入“闽南基督教伦敦会”，但逐渐不满其教义，开始有志于宗教比较学研究。正是出于对宗教的理性虔诚，同时在社会环境宽松、文人追求文学改良、呼吁构建新诗学的条件下，许地山才能在中文版圣经“和合本”仅出版两年后，便在1921年翻译出雅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