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是谁_陈丕显的个人资料
前言
1928年4月28日，毛主席与朱老总率领的红军胜利在井冈山会师。
就在红军力量逐渐壮大的时候，许许多多有志于为全中国人改变命运的青年参加了红军，其中就包括了年仅13岁的陈丕显。
陈丕显是福建长汀人，长汀也是属于革命老区，那时的陈丕显尽管年龄不大，却认识几个字，他常常看到红军发布的布告，落款上写着：
”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
陈丕显牢牢的记住了这三个名字，并积极的参加了红军，2年后陈丕显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那时的陈丕显是中央苏区有名的“红小鬼”，中央苏区建立以后，毛主席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而陈丕显则担任苏区共青团儿童局中央局书记。
因为聪明伶俐，包括毛主席在内的领导人，都亲切地称陈丕显为“阿丕”。
尽管随着革命战争的征程，陈丕显逐渐长大，可“阿丕”这个名字却始终伴随着他，成为了那个年代最好的见证……
艰苦的革命战争时代。
陈丕显参加红军后，最熟悉的三个名字中，毛主席、朱德、陈毅。
尽管他后来也没想到，会与陈毅结下不解的缘分。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陈丕显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这一时期陈毅与陈丕显领导者苏区游击战争，在敌人围剿，环境恶劣的境地中，度过了一场又一场难关。
1935年2月，留守中央苏区的机关与红军决定突围，3月3日，项英、陈毅前往赣南省军区，送别即将突围到油山地区陈丕显、蔡会文等领导的红军队伍。
临别时，陈毅紧紧地握着陈丕显得手，两人深情告别。
尽管4月上旬，项英、陈毅的突围部队，也随着一起到了油山地区，但连日来的激战，部队伤亡惨重，许多的红军高级将领陆续牺牲。
陈丕显记得很清楚，这一时期的条件十分艰苦，基本上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对他来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给陈毅治疗腿伤的事儿。
1935年6月，陈毅腿负伤，由于缺少医药，伤口发炎感染，三个月都不见好，到了9月，伤口化脓红肿，已经不大能走路了。
没办法，陈毅抵达南雄县委后，就在驻地旁边的林子里临时找了个地方，打算把伤口的脓血挤出来。
陈丕显记得，一开始大家谁也不敢下手，就连陈毅警卫也是脸色发白，挤了半天，汗珠直往下冒，却怎么也不忍心。
“你怎么不用劲儿啊？”
陈毅笑着问道，伤口尽管疼痛，却依旧不改乐观的本色。
“我挤你要抖嘛！”
警卫员擦了把脸上的汗。
“这好办。”陈老总吩咐警卫员找来一根带子，把伤腿捆在一株杉树上，背靠着另外一颗大树。
警卫员没办法，只好上去接着挤脓血，血水混合着脓水从伤口处源源不断地涌出来，顺着腿流到了地上，就连受伤时碎在身体里的一小块碎骨也被取了出来。
那时山里条件差，尽管能挤出脓血，但是却没有消毒的药水，没办法只能用盐水硬洗，将纱布泡在盐水里，用竹签顺着伤口慢慢地擦洗。
尽管这办法是原始了一些，可效果却出奇的好，伤口后来再也没有发炎。
陈毅全程疼得说不出话，尽管如此，等到伤口清理完，他又开玩笑地说：
“这次挤干净，下次伤口就不会‘反攻’了。”
无论多么艰难的岁月，陈毅始终用乐观的革命心态，感染着陈丕显等红军战士。
1936年6月，陈毅、陈丕显带着游击队转战大余地区，往返于北山与油山之间，晚上歇宿就休息在两山之间，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两人在歇宿的茅草屋后面搭了块长木板，敌人一来他们就顺着木板跳出围墙往山上跑。
每次歇宿在大庾岭山顶时，陈毅就打趣地对陈丕显说：
“我们是头枕着广东，脚踩着江西睡觉。”
陈丕显这时年龄也不大，一听陈老总如此说，也故意做出“头枕着广东，脚踩着江西睡觉”的模样，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一直到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陈毅任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后，率部挺进苏南，开辟茅山根据地，而陈丕显则留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尽管如此，两人的友谊还是有增无减。
陈丕显妻子谢志成回忆：
“在我和丕显新婚之夜，他拿出一支崭新的左轮手枪，自豪地对我说，看这是陈司令前几天送的，当我看到这支精致的手枪，想要摸一摸时，他马上把手缩了回去，还对我说：不要乱动，这是陈司令员送给我的……”
不过两人分开也没多久，很快随着新四军逐渐的扩大，陈毅、粟裕率部在苏北发展时，急缺干部，又把陈丕显调了过来，不久以后，新成立苏中区党委，陈毅任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山东八路军南下后，在盐城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陈毅又要奉命进驻盐城任代总指挥。
临别时陈毅与陈丕显两人惺惺相惜：
“我们近几年不常见面，好不容易在一起才打开局面，又要和你分开，我心里有些舍不得，不过现在可比写梅岭三章那个年代好得多了，我这个司令员也是革命的一颗棋子，哪里需要哪里搬。”
总而言之，陈毅走后，陈丕显就担任了苏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政治委员，在苏中抗日根据地陈丕显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形成占据两万平房公里，人口八百万的局面。苏中军区部队后来也成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陈丕显充分显示出了自己卓越的领导才能。
最年轻的兵团政委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将所属纵队统一编为4个兵团，其中以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纵队组成第四兵团（亦称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兵团司令员，陈丕显任兵团政委。
至此，陈丕显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兵团政委，时年32岁。
如果说就以这个情况来看，到1955年9月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时，授予上将军衔的萧华，还比陈丕显年龄大几个月。
毫无疑问，如果陈丕显也参加授衔的话，他会成为比萧华还年轻的上将。
不过，也正如陈老总所说的那句话”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陈丕显得长处并不是在军事指挥上，而是在地方工作上。
整个淮海战役期间，陈丕显作为华中工委书记，领导华中支前司令部，仅在华中地区，就动员了107万民工负责后方输送物资，光是随军的民工，就达到了22.5万人，供应粮食5500万公斤，有力的保障了前线部队的补给。
1949年4月，陈丕显就任苏南区党委书记、苏南军区政治委员，领导了当地1100万人民积极投入到了土改、反霸、反匪等工作中。
新中国建立后，陈丕显又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2年2月22日，华东局负责人谭震林打电话通知陈丕显：
“中央和华东局决定调你到上海工作。”
陈丕显又惊又喜，喜的是他之前就听说，老首长陈毅在上海担任上海市长，这次又能和老首长见面，陈丕显心里十分高兴。但担忧的是，以上海的种种情况，自己能否胜任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不过相反的是，陈老总对这位老部下的能力还是十分信任的，一见面就高兴地说：
“陈丕显，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
1953年，陈毅一家由南京搬往上海。
一到上海，陈毅与陈丕显两家就迫不及待地聚在了一起。见面后，陈毅让儿子陈丹淮喊陈丕显“阿丕叔叔”，喊谢志成为“小谢阿姨”。
陈丹淮很疑惑，哪有人姓阿的，况且叫一个大人“小谢阿姨”，之前似乎也从来没有过。
不过陈丹淮的所思所想是多余的，大家聚在一起以后，他发现父亲几次拍着“阿丕叔叔”的肩膀，喊着“阿丕、阿丕”。
时隔多年后，陈丹淮才感觉到，父亲与“阿丕叔叔”他们结下的友谊真的很不一般。
陈丕显从1952年3月开始，担任上海市第四书记开始，便一直在上海工作。
1956年，陈毅调中央工作，临走时与陈丕显一起谈了在上海的工作和体会：
“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极其复杂，在工作指导上既要积极，又要慎重，二者并重，不可偏废，只积极不慎重，会出乱子；只慎重不积极，也会被动，党的团结，社会安宁，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可或缺的条件。”
一如当年在苏中时，陈毅将这个千钧重担，都交托给了陈丕显。
1956年7月，陈丕显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9月陈丕显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陈丕显也成为这届中央委员会中最年轻的委员，时年40岁。
1965年11月，陈丕显就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邓小平提议：陈丕显任总政治部主任
五十年代，陈丕显在上海市委工作期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两人之间的工作往来也特别多，对于陈丕显的能力，邓小平十分看重。
1965年9月，陈丕显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专程找他谈话，谈到对华东局以及上海市委领导班子的安排时，邓小平对陈丕显说：
“华东局第一书记以后再议；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阿丕你来搞了。”
不仅仅是邓小平、周总理、陈云、叶剑英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陈丕显予以充分肯定。
叶剑英每次到上海视察，陈丕显都负责安排工作。
因为长期忘我的工作，陈丕显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1966年2月，陈丕显确诊为癌症，尽管如此他依旧还是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
尽管面临的困难重重，陈丕显始终坚持信念。
邓小平对陈丕显的处境十分关心，1975年9月29日，邓小平向毛主席请示，将陈丕显调往北京工作：
“……我的意见，他还年轻（不到六十），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哪个省去工作……”
1977年初，中央拟调陈丕显赴云南任省委书记。
陈丕显还在考虑去不去时，叶剑英专门找他来谈话：
“阿丕，如果身体不适应高原气候，你就干脆先回部队算了。”
老首长粟裕也建议他：
“干脆回部队，现在好几个大军区都缺干部，比如南京军区就没有政委呢。”
尽管老领导们对他的工作情况都给予了建议，但陈丕显还是觉得，既然是组织安排了，那么自己就要服从安排，胡耀邦也建议他“不管干什么，先干起来”。想到这里陈丕显不再犹豫，动身前往云南。
对陈丕显的工作能力，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人都十分看重。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上酝酿建立中央书记处，很多小组都建议，调陈丕显到中央书记处工作。
尽管如此，考虑到当时陈丕显还在湖北工作，一时之间没有人选替代，于是党中央只好暂时不调动他的工作。
一直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会议召开，中央下定决定，调陈丕显到中央书记处工作。
不过就在十二大召开前夕，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因身体健康原因，将要卸任，不再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考虑到这一职务的重要性，曾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担任过兵团政治委员，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政委的陈丕显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陈丕显历任过党政军诸多领导干部职务，工作经验丰富，年龄也较轻，也适合到军队工作。
1982年7月15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十二大筹备事宜。
就陈丕显任职问题，邓小平于8月14日，专程与陈云、李先念等人交流意见，并与军委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人商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
十二大召开之前，中央就陈丕显任职达成了初步意见，拟让陈丕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
不过，就在十二大会议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另外一个情况。
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余秋里，在十二大召开前，确认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但由原来负责经济工作改为负责政法工作，拟接替彭真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
为此邓小平专程找到余秋里，传达了他中央的决定。
尽管如此，余秋里依旧感觉有些为难，他自己觉得，自己过去长期在军队从事政治工作和负责经济工作，并不熟悉政法工作，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应该重回部队工作。
于是，余秋里专程找到王震，谈了自己的想法：
“我到书记处以后不管政法，能否与丕显同志调换一下，由我做总政治部主任，丕显同志做中央政法委书记，主管全国公检法工作？”
王震将余秋里的请求转告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重视，尽管事前的人事安排中，没有考虑这一点，但余秋里无疑也是党政军优秀的领导干部，虽然已经离开军队24年，但在军队工作具有丰富的经验。
考虑到这一点，邓小平委托胡耀邦，专程询问了陈丕显的意见。
虽然事先已经安排了陈丕显到总政治部工作，大家也都接受了这一建议，但陈丕显心胸豁达，他对胡耀邦说：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到总政治部工作可以，到中央政法委也可以。”
进一步广泛征求意见后，1982年10月，就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人选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做出批示：
“就这样改定：秋里去总政，丕显管政法。”
由于是仓促之间决定，余秋里到总政治部工作时，一时之间还来不及做军装，只好穿着蓝色中山装上任，而陈丕显得任命，一直到1983年5月才公布。
对陈丕显得大度，余秋里深表感激，一次见到陈丕显时，余秋里当着众人的面对他说：
“阿丕，我感谢你。我要请你吃饭，连续三天请你吃饭。”
说着余秋里还深深地对陈丕显连鞠了三个躬，以表示感谢。
陈丕显从13岁参加革命开始，一直到晚年，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始终兢兢业业的工作，晚年退休后，还始终关心着国家大事。
1990年4月，陈丕显担任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名誉主任。
有一次，全国老龄委员会有人反映了一个问题，陈丕显气得大发雷霆，可后来通过调查，发现情况有所出入，与事实不符，陈丕显专门找人向被批评的那位同志道歉。
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梁茂淦回忆：“我在陈丕显同志身边工作两年多时间，除了写书之外，还有不少秘书工作。在两年多的朝夕相处中，我向他学到了许多书本上难以学到的东西。”
“陈丕显同志除了原则性很强和性格刚烈的一面之外，还有厚道、宽容、随和、重情重义、善解人意、心地善良的另一面。用现代流行的说法，叫做“性情中人”……一个身经百战、性格刚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个晚辈面前，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让我至今为之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