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怎么死的_瞿秋白的死亡真相

1979春天，万物复苏，周月林再次上诉。

她已经记不起这是24年来的第几次上诉，但她依旧还在坚持着，她始终坚信，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而她总会洗清自己身上的叛徒罪名。

尽管这很难，毕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她不是叛徒，而她自己亦无法拿出证据证明自己不是叛徒。

但她从未放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再次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希望能还自己一个清白。

法院接到周月林的上诉后很重视，因为这已经不是周月林第一次上诉，而这个案子也已经过去了快24年，居然还在上诉，这至少说明案子本身另有隐情。

因此法院又将当年的那个案子拿出来，经过各方搜集证据，试图还原当年瞿秋白的被杀真相，看看周月林是不是真的被冤枉了。

经过工作人员的日夜努力，还真就发现了蛛丝马迹，因为瞿秋白已经被杀44年，而周月林被认定为叛徒已经24年，事情过去了太久，所以工作人员对当年的资料逐个排查，尤其是各个报纸。

这一查还真就查出了往年没有查到的东西，在一份不起眼的老报纸上，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赤共闽省委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这份报道在报纸上的位置比较偏僻，如果不是细细看，还真就很难发现。

正是有了这份报纸，大家抽丝剥茧，结合近来党史部门最新掌握的郑大鹏指认瞿秋白的资料一结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原来1935年瞿秋白被杀，并不是因为周月林和张亮的出卖，而是万永诚之妻和郑大鹏将瞿秋白出卖了个彻底，才导致了瞿秋白的被杀。

有了这个证据链，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了判决书：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

73岁的周月林拿到判决书的时候，泪水瞬间涌出来，差点滚到判决书上，她赶紧用衣袖擦了擦眼泪，却又禁不住放下判决书认认真真哭了一场。

她含冤24年，从1955年开始背上叛徒的罪名，她挣扎过、痛苦过，但她从未放弃上诉，然而一次次的上诉都被驳回，但终于还是还了她的清白。

她终于可以堂堂正正走在路上，对别人说：我不是叛徒，我没有出卖瞿秋白，我无愧于党。

周月林出生在1906年上海黄浦江边的一个贫穷渔民家中，因为贫穷，她的童年过得并不好，也没有读书，长大后就在纱厂做工。

但她与大部分纱厂的女工不同，她想抗争，想上进，想过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她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上夜校读书，参加革命，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党员，后入苏联学习。

周月林在苏联结识了梁柏台，并结为夫妻，两人还在苏联期间生下一子一女，到了1931年，两人被调回国工作，两个孩子则留在了苏联生活。

回国之后，周月林担任苏区的重要领导，更是在1934年被选为中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有17人，而周月林是唯一的女性，由此可知她的重要性，后来她还担任了国家医院的院长。

一头短发、一身戎装的周月林在苏区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她的未来可期。

然而在战争年代，明天和意外究竟哪一个先来，是很难预料的。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准备战略转移，即长征。有人参加长征，也有人留在瑞金继续战斗。

周月林和丈夫梁柏台就留在了瑞金，还有瞿秋白、陈毅、项英等，都留在瑞金继续革命。瑞金的形势很不好，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35年的二月，中央分局决定让瞿秋白、周月林、何叔衡、邓子恢、张亮一起突围出去。

他们的方向是从福建、广东往香港或者上海转移，此举既是让五人转移到新地方继续工作，也是为了让瞿秋白治病，瞿秋白身体一直很弱，他患肺病已经很多年，眼看着病症越来严重，此次突围出去也可以到上海求医。

我们看这一支突围小分队，就力量上来说，是很弱的，瞿秋白就不用说了，身体情况很糟糕，而何叔衡已经五十九岁，张亮也就是项英的妻子，怀着身孕。

五人中，老弱孕都有了，只有周月林和邓子恢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如果遇到突发情况，也只有这两个人是能够真正有实力突围出去的。

当然，鉴于这支队伍的特殊性，项英派出了一个警卫排来护送他们，他们向福建省长汀县四都山区进发，在汤屋，瞿秋白找到了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

为了让几人顺利突围，万永诚出了一个主意，让几人装扮成被俘的红军战士，由警卫排押送离开封锁线，。

众人自2月21日从汤屋出发，很快到达了长汀县水口镇，水口镇有一个汀江，汀江上只有一座小木桥可以通过，而小木桥早就有敌人把守。大家只能选择在夜晚从汀江的下游偷渡过江。

当时春寒料峭，汀江水更是冰冷刺骨，周云林和邓子恢还好说，而对于瞿秋白、何叔衡和张亮来说，简直就是一场酷刑，长途跋涉本就已经劳累不堪，还要躲避敌人可能的追击，现在又要渡过冰冷的河水，而张亮因为怀着身孕更是有寸步难行之感。

但即便如此，大家也无法停下来，只能硬拖着身体前进，实在走不了，就由警卫队的人架着往前走。

等他们到达距离水口镇十里地远的小径村的时候已经是2月24日的清晨。

当时的他们又冷又饿，暂时在这个小山村停下来休息，或许是太过疲惫让大家的警惕心降了一些，当他们在山村里烧火做饭、烘烤衣服的时候，炊烟很快吸引了有心人的注意。

驻扎在水口镇的福建省保安第十四团的一个叫李玉的营长得到消息后，迅速带领营里的人就赶来阻击瞿秋白他们。

保安团的出动，让这次突围变得异常艰难，队伍里唯一身强力壮的邓子恢指挥着警卫队与保安团战斗，为其他人的突围争取时间，不过瞿秋白等人对此地的地形并不熟悉，再加上身体条件也不允许，不知道应该往什么地方突围。

也就是这犹豫不决的档口，敌人的人数越来越多，而己方人数越来越少，邓子恢只能让大部分警卫队与保安团继续战斗，而他自己则亲自带领大家突围。

大家很快爬上了一座小山，在爬山的过程中，何叔衡已经气喘吁吁，不得不由警卫队的人架着往前走，而等到大家爬上山顶之后才发现，这座山是一座孤山，后山陡峭难行，而山下早已由保安团围住。

看到这样的情形，何叔衡突然站出来，对邓子恢说：“开枪打死我吧。”

邓子恢自然不肯这样对老同志，还是让警卫队的人护佑着何叔衡，而何叔衡已经不想拖累大家，趁大家不注意跳下了山崖。

大家来不及悲伤，实际上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瞿秋白更是躺在山顶上发着烧痛苦不堪，而张亮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滚下去。”

大家拼着最后一口力气往山下滚去，很快周月林发现了前面的十几个警卫队的成员，周月林快步追上他们，只要继续往前走，很快就出了包围圈，但让周月林不安的是，她没有看到瞿秋白和张亮。

她并不担心邓子恢，但她深知瞿秋白和张亮的情况，如果没有人帮忙，他们是很难突出重围的。

来不及多想，周月林转身往回跑，在不远处的草丛中，周月林发现了瞿秋白，紧接着又在附近发现了躺在草丛中的张亮。

此时的两人已经没有力气继续行走，周月林只好将两人安置在山沟里，对他们说：“你们在山沟里休息一下，我去找一个能藏身的地方，先躲起来，等到夜里再走。”

说完，周月林就一边躲避敌人一边在附近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很快，她发现了一个小水塘，水塘周围的草丛很高，人藏在里面很难被发现。

她赶紧回去找到两人，将两人搀扶到了水塘这里，三个人静静地躲在草丛中，希望敌人在搜不到人的情况下能够离开。

但他们这次遇到的敌人并没有那么轻易就放弃，就是跌落悬崖的何叔衡，他们都找到山崖下面，对头破血流的何叔衡进行搜身，而当他们发现何叔衡还没有死的时候，连击两枪。

很显然，他们是要得到些什么的，自然不会轻易撤退，这就给三人的突围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邓子恢和警卫队已经突围出去，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无法再返回来救他们，况且也不知道他们被围在了什么地方。

在没有人支援的情况下，三人只能等待，但等待的时候，他们也没有闲着，必须要做好被捕的准备，毕竟，即便是被捕了，只要他们的身份暴露不了，就有被救出去的可能性。

实际上，几人早在离开福建省委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一旦被捕，就要拿出方案来，在被审问的时候，需要说什么，怎么说，都要经过反复推敲，所有的细节必须对上，以达到滴水不漏的程度。

他们各自都编造了一套新的身份，比如周月林就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现在红军大部队已经离开了，医院也解散了，所以她要回闽西老家。

而张亮就叫周莲玉，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是被红军绑票的受害者，丈夫不肯出钱救她，所以红军要把她押送到别的地方去，遇到保安团之后，那些押送她的人都跑了，然后她就遇到了好心的不知道姓名的护士。

而瞿秋白则叫林琪祥，是江苏人，曾在北京大学学过中文，后又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和古董生意，后来又进入医校学医一年。他本来在1932年去福建投亲，结果半路上被红军抓到了瑞金，在瑞金做过医生也做过文化教员。

红军长征后，他成了卫生所的所长，春节期间携款逃跑，想到上海去生活，结果就遇到了军事活动，在东躲西藏的过程中与两位妇女相遇，藏在了水塘附近的草丛里。

三人躲在草丛里又将之前想好的身份重新修改了部分，以符合当下的情况。但周月林和张亮还是犹豫了，毕竟瞿秋白没有看病经验，也不会开什么方子，很可能会露馅。

不过对此，瞿秋白倒没有什么担心的，他对两人说：“说别的我像吗？现在是要敌人相信你俩的口供，不怀疑你们。敌人如果怀疑我，找一个人来认我还不容易？”

两人一听也是，为了逼真，周月林将本该自己保管的五根金条拿出来给了瞿秋白。

三人又合计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漏洞了， 这才重新开始关注他们的处境，李玉的人已经越来越近，丝毫没有放弃的迹象，似乎不找到点什么决不罢休。

很快，三人就被发现了，然后被带了回去，为了让他们吐出自己的身份，三人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审问的时候也是分开的。

但因为三人提前已经想好了口供，所以应付审问并没有什么问题，李玉是一个谨慎的人，对三人更是反复审问，但所有的口供都能串起来，这倒也无法弄清楚他们的真正身份，李玉将审问的结果报告给了团长钟绍奎。

钟绍奎并没有立刻相信这三人的身份，但因为周月林和张亮都是女人，且张亮还怀有身孕，钟绍奎觉得两人即便和共产党有什么联系，也不过是小角色，不值得大费周章。

倒是瞿秋白让钟绍奎很上心，瞿秋白面对敌人太过镇定，这让钟绍奎不得不防，万一是个领导，那就是大功一件。

所以在这三人中，瞿秋白成了最被关注的一个人，而周月林和张亮则相继离狱。

先是李玉对周月林很感兴趣，就奏请钟绍奎将周月林带回自己家中，让周月林为他的妻子接生和伺候月子。

而张亮则被一个富商看中，这个富商已经年过五十，但老婆不能生养，他听说保安团抓住了一个怀孕的女子，就起了心思，花了大价钱将张亮买回家，生下来的孩子归他所有，而张亮也做他的小老婆。

周月林和张亮这样被买走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毕竟大部分女子都没有大身份，被抓住后卖出去还能得到不少钱，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周月林和张亮都离开了监狱，而瞿秋白则依旧被关押着，继续被审问，钟绍奎对他有怀疑，但也仅仅是怀疑，无法真正探知他的身份，只能先放在监狱中。

出去的周月林和张亮并没有忘记瞿秋白，但她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先等获得信任后再做接下来的打算，而瞿秋白也给好友鲁迅和妻子杨之华等人写信，希望他们想办法将自己保释出去。

原本，如果瞿秋白的身份得不到证实，是可以被保释出去的，只不过会有些困难，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就在鲁迅、杨之华等人寻找办法的时候，却传来了瞿秋白身份被揭露的消息。

瞿秋白这样的重要领导人，一旦身份暴露，自然就没有了活着的可能。

那么，瞿秋白又是怎么身份暴露的呢？

说起来也是巧合，4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被敌军包围，万永诚在与敌人激战中牺牲，而他的妻子也被俘虏。

一个省委书记的妻子，知道的东西估计少不了，所以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在万妻这里轮番上演，经过几轮折磨后，万妻叛变了，她还真就交代出了敌人很感兴趣的东西。

她对敌人说：中共前总书记瞿秋白、重要干部周月林、何叔衡，副主席项英的妻子张亮等人，一个多月前曾路过省委，听万永诚说，他们一行在濯田一带已经被捕。

紧接着，另有长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被俘后也交代了一件事，那就是瞿秋白等人已经在水口镇被俘。

其余还有一些叛变的人虽然级别很低，但也提供了一些可能的消息。

这些消息对敌人来说太震撼了，他们赶紧对最近抓捕到的人员进行排查，这一排查就发现林琪祥、陈秀英和周莲玉三人的嫌疑最大。

钟绍奎立即下令将被保释出去的周月林和张亮重新押入大牢突击审问，原本两人都一口咬定了自己的身份，但钟绍奎却找来了红军的叛徒杨跃彬和朱森，这两个人都曾和周月林、张亮在瑞金共事过，自然认得两人。

周月林和张亮的身份就这样确认了，但她们还是依旧守口如瓶，什么都不肯透露。

只不过此时的瞿秋白的身份已经基本确定了，不过是少指认者，很快，指认者就出现了，之前曾在瞿秋白领导下做事的郑大鹏叛变了，经过他的指认，瞿秋白的身份确凿无疑。

三人身份的最终确定让钟绍奎很兴奋，他甚至越级直接向南京邀功，将审讯结果报告给了南京方面。

很快，蒋电令宋希濂，将瞿秋白就地处决，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被处决，而周月林和张亮则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于9月20日关进了龙岩监狱。

在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两人与孩子相依为命，很快时间就到了1938年，当时的大环境稍微缓和，梁柏台的好友陈士明得知周月林被关押在龙岩监狱中，遂疏通关系将两人保释了出去。

狱中三年，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

周月林试图找到组织，但时过境迁，当初的地下组织关系已经中断，周月林无法和组织取得联系，根本联系不上自己的同志，所以她就带着张亮和孩子倒浙江新昌县梁柏台的老家。

但此处同样对梁柏台并不友好，她原本是要打听丈夫的消息，结果梁家人根本就没有梁柏台的消息，实际上他在周月林离开不久就牺牲了。

丈夫寻不到，梁家对于周月林来说就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况且梁家还有梁柏台的原配陈莲芝在，说起来陈莲芝也很可怜，她和梁柏台之间并没有爱情，但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后来梁柏台离开家乡在苏联结识了周月林。

周月林无法在这样的梁家待下去，就又和张亮一起去寻找项英，但两人在半路上走散，这一分开就是永远，后来张亮找到了项英，但被项英当做叛徒枪毙（也有说法是张亮失踪了）。

而周月林辗转到了武汉，在武汉，她曾与党联系，但备受冷落，此时的她才知道，她和张亮被怀疑是叛徒。

这也怪不了别人，毕竟只有她和张亮知道瞿秋白的身份，也是两人和瞿秋白一起被捕的，瞿秋白死了，而她们两个活着，人们自然会怀疑是她俩出卖了瞿秋白。

而且瞿秋白被杀的事情虽然已经见报，但当时的报纸几乎都没有说明是谁出卖了瞿秋白，而且敌人似乎还有意隐瞒此事，将叛徒的身份往周月林和张亮身上引，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月林根本无法自证清白。

她无法和党取得联系，心灰意冷之下回到上海老家，在得知父母已逝的情况下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勉强度日。

建国之后，她还曾因为出色的能力出任街道的干部，生活似乎走上了正轨，然而，她心中仍有痛，她在苏联的两个孩子一直没有消息，根据时间推算，他们倘若还在世的话，都已经成年，却不见回国，亦没有任何的消息传回来。

而周月林也无法和苏联那边取得联系。她多么希望这两个孩子能够出现在她的面前啊。

然而出现在她面前的并不是孩子，而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原来1955年6月，瞿秋白去世20周年，他的遗骨安葬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

而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叛徒，谁是叛徒呢？五人中，何叔衡在当时就已经牺牲，而邓子恢突围了出去，只有周月林和张亮始终自爱瞿秋白身边，对瞿秋白最是熟悉。

不是她俩出卖了瞿秋白还能是谁？

很快，周月林被当做出卖瞿秋白的重要嫌疑人被关进了功德林监狱，十年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

周月林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自己突围出去又回来救人能惹下这样的祸端，她知道自己被冤枉了，但她无法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是被冤枉的。

别说是别人了，如果她是旁观者，她也会认为自己就是叛徒，因为如果她是叛徒，整个事情都能说得通，她受不住严刑拷打，供认了瞿秋白的身份，然后导致瞿秋白被杀，而她自己被关押后又放出来，这没毛病。

然而，她知道自己没有出卖瞿秋白，没有出卖任何人。

所以她在狱中，在劳改农场，在工作的地方，只要有机会，她就会上诉，只不过每次上诉都因为证据不够而维持原判。

即便如此，她也不气馁，还是不停的上诉，她相信，真相可能会晚到，但只要还有机会，她就会争取。

没想到，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等来了机会。

1979年春天，她再次上诉，法院对此很重视，一个年过七十岁的老人能如此锲而不舍的上诉，本身就说明这个案子或许有隐情，所以他们开始多方求证，在证人找不到的情况下，力求找到证物。

谁能想到，一份不起眼的报纸就这样被找了出来，上面就报道了一个关键性的证据，那就是万永诚的妻子出卖了瞿秋白，后又有郑大鹏的指认。

林琪祥就是瞿秋白，证据确凿。

44年过去了，瞿秋白被杀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而这一切，和周月林、张亮都没有关系，她们并没有出卖瞿秋白。

很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周月林无罪，第二年，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了政策，办理了离休手续。周月林回到梁柏台的老家，一直到1997年去世。

她终于被有生之年摘除了叛徒的身份，终于可以有一个舒心的晚年，唯一的缺憾或许就是，她到死都没有两个孩子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