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谁_任弼时个人简介
1949年10月1日，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共产党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的成立。
但在这新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时刻，身为党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却被毛主席下令：不准参加开国大典，这是为何呢？
“党的骆驼”任弼时
任弼时是1904年出生在湖南湘阴的一个书香之家，受此影响，任弼时从5岁开始，便跟着父亲读书识字，在父亲的熏陶下，很快就学会了四书五经等传统课程。
1915年，12岁的任弼时就开始到长沙求学，从乡下到大城市，使他的视野更加开拓，逐渐懂得当前的中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内部军阀连年混战，外部势力虎视眈眈，他暗暗立下誓言，要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寻找一条出路。
由于任弼时也是贫苦出身，在学校期间，他更愿意结交家境贫苦的同学，其中就有新中国开国大将之一的肖劲光；两人相似的出身，加上有着相同的理想和信念，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学习之余，两人经常一起研究中国今后的道路，并一同参加了各种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很快就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在湖南求学的任弼时、肖劲光等人也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中；经历了“五四”洗礼后的任弼时，更加坚定自己要寻求一条救国道路的想法。
在五四运动在全国开展的同时，以毛主席为主要撰稿人的《湘江评论》面向大众发行，任弼时读完后，对毛主席的观点十分赞同，这也引领着任弼时等人走上革命道路。
不久后，毛主席等人又在长沙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任弼时在得到消息后，也积极参加俄罗斯研究会的活动；在这里，任弼时了解到列宁领导底层工农推翻旧政权，成为国家主人的“十月革命”后，开始对当时的苏俄产生了向往，恰逢此时任弼时、肖劲光意外错失了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两人在商议之后，决定前往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苏俄。
想要去外国留学，首先就得学会当地的语言，任弼时、肖劲光都报名参加了“留俄勤工俭学团”，随后就被送到上海学习俄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任弼时，肖劲光等赴俄勤工俭学的同学基本能够用俄语进行日常的学习交流，任弼时等人到达苏俄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并在这里成为正式的党员。
1924年，任弼时在苏联完成学习任务回到了中国，因他是到苏联留学过的人，在党内属于“高级人才”，因此一回国就进入上海党中央工作，任代理团中央书记，当时的任弼时，还只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但肩上却担着重任。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无数个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但在这危急时刻，时任安徽临时省委书记的尹宽，却盲目采取“错误”的方式，指示安徽各地的地下党组织反动暴动，结果均已失败告终，大量秘密党组织被破坏，党员干部被捕入狱，此举让处于危难中的中国共产党雪上加霜，安徽省委内部也矛盾重重。
中央为挽救安徽的党组织，委派任弼时紧急赶赴安徽，帮助临时省委解决问题。
任弼时首先来到省委的驻地芜湖，在省委会议上，任弼时首先传达了中央“六大”的指示精神；紧接着，批评了安徽省委过去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盲目指挥地下党组织发动暴动的错误，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妥善处理了省委内部的矛盾，避免让特务趁虚而入。
在召开完省委会议后，任弼时化装成一个生意人前往南陵县，准备在县城召开共青团会议，但由于内部出现叛徒，将这个消息告知了国民党反动派；因任弼时不知情，在召开会议时，一大批军警特务突然冲进了会议室，任弼时不幸被捕入狱。
任弼时一行人首先被特务关押在国民党南陵县党部，面对敌人的酷刑，任弼时始终没有屈服，只承认自己是一个生意人；特务见任弼时的嘴很“硬”，觉得这一定是一条“大鱼”，也不敢私自处理，便将其押到安庆。
当时任弼时被特务安排走水路前往安庆，很多旅客见他被带着手铐、脚镣觉得很好奇，纷纷赶来围观；这时，任弼时偶然发现旅客中有一个是他的同乡彭佑亭，他长年在江浙一带做生意。
这时彭佑亭也认出这个带着手铐、脚镣的人是老乡任弼时，准备上前打招呼；为防止身份暴露，任弼时给彭佑亭使了一个眼色后大喊：“老总，我不是姓赤，是姓胡，我叫胡少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
彭佑亭也心领神会，知道任弼时是要他帮助他将情况转告在上海的妻子陈琮英；彭佑亭在下一个站就下了船，乘坐火车紧急赶赴上海，当面将任弼时被捕的消息告知了陈琮英。
随后，陈琮英将情况上报给党中央，并根据指示带着女儿赶到长沙，准备参与营救任弼时的行动。
任弼时被关押在安庆警备司令部的饮马塘监狱；为了从任弼时嘴里获得党的秘密，特务用了各种各样的酷刑，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他，企图摧毁任弼时的意志。
但这一切对任弼时来说都没用，他依旧只承认自己是一个商人，其余的一概不知，见还是无法“挖出”有价值的信息，特务将任弼时暂时关押在监狱中。
而在监狱外，党组织也在想办法营救任弼时；因当时任弼时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敌人也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证据，最后组织上从长沙请了一个进步律师，将任弼时从饮马塘监狱转到安徽高等法院，陈琮英以长沙陈岳云纸店老板的身份，与法院一一进行了对峙，敌人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破绽。
1929年3月，在党组织的暗中协调下，任弼时被国民党安徽高等法院宣布无罪释放。
不久后，任弼时根据中央的安排，从上海前往江西苏区中工作；因任弼时初来乍到，对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多，起初执行了一些当时上海党中央的错误指示；但在实践中，任弼时很快就发现了错误，开始注重学习毛主席的苏区建设经验。
1933年的春夏之交，任弼时被派到湘赣苏区，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开始参与领导军队工作，1934年7月，红六军团成立后，任弼时改任军政治委员会主席，成为红六军团的最高领导者。
由于当时中央的领导权掌握在博古、李德等不懂军事也不懂政治的人手中，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败；在这种环境下，任弼时决定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采取毛主席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方法，取得沙市伏击战的胜利，毙伤600余敌军，俘虏敌旅长以下1000余人，变被动为主动，极大鼓舞了士气。
但即便如此，还是无法改变全局的困境；同年7月底，红六军团奉命离开湘赣苏区进行西征，与贺龙领导武装取得联系。
两军会师后，任弼时实事求是，不仅顶住巨大压力，抵制博古、李德让两军分开行动的错误方针，还抵制了张国焘企图分化二、六军团的阴谋，为革命保存了一支力量。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在延安召开了党的七大；在这次大会上，除选举了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还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人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成为党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
任弼时与刘胡兰
值得一提的是，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就是任弼时进行推广的。
在1947年年初，为鼓舞士气，延安各界组织慰劳团到部队中慰问；其中，张仲实带的慰劳团来到了山西文水县；在县委会议上，工作人员汇报了文水县云周西村15岁女候补党员刘胡兰的事迹，张仲实听后很感动，认为应该进行推广；在回到延安后，立即向任弼时做了汇报。
刘胡兰早年就参加过儿童团，协助八路军站岗放哨；日本投降后，刘胡兰参加了县里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在完成学习后，就成为村里妇救会的秘书。
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调集大军全面进攻解放区，鉴于敌强我弱，县里将干部转移到山上，刘胡兰本也在转移之列，但她却主动要求留下来，与反动派做斗争。
1946年底，刘胡兰与武工队一起将“反动村长”石佩怀处决；石佩怀的家人将消息告诉了反动派，不久后，敌人调集军队包围了云周西村；由于叛徒的出卖，刘胡兰不幸被捕。
刘胡兰虽然年纪小，且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党员，但她却拥有着极强的党性，始终不屈服，她自己走向敌人的铡刀，壮烈牺牲，年仅15岁。
当时任弼时手中有不少报上来的典型材料，但觉得都不适合推广；但在听取了张仲实的汇报后，认为刘胡兰才是好典型；当场表示：“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对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
不久后，任弼时就向毛主席汇报了云周西村15岁女烈士刘胡兰的事迹，毛主席听完后，当即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字；随后，刘胡兰的事迹在解放区中迅速传播，并载入史册。
被毛主席“拒绝”参加开国大典
任弼时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
但“怕工作少”的任弼时，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积劳成疾，血压高得厉害；除此之外，还患上动脉硬化、严重的糖尿病等等，每天都要半躺在床上办公。
1949年，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办公后，在西郊机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身为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也参加了阅兵；但回来后不久，任弼时就病倒了，血压的低压高达150；毛主席得到消息后，连夜召开会议，决定让任弼时暂时放下手中的所有工作，到玉泉山静养。
由于任弼时的病情迟迟得不到好转，开国大典前夕，毛主席专门征求了医生的意见；但医生却说，任弼时不能参加，因为这个历史时刻，大家都会很激动，现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
任弼时听闻这个消息，坚持要去；无奈之下，毛主席专门下令：任弼时，不出席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任弼时在玉泉山休养所，打开收音机，收听从天安门传来的实况广播。
不久后，苏联派了一个医疗小组专门到中国为任弼时看病；检查报告出来后，大家才知道此时任弼时的身体已有多种疾病，苏联专家向党中央建议，将任弼时送到苏联进行全方位的治疗。
同年年底，任弼时到达苏联，斯大林从苏联全国抽调了最有经验的医生，组成医疗小组负责任弼时的治疗工作；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任弼时的身体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但任弼时是一个“怕工作少”的人，虽然呆在苏联的生活条件很不错，但其实他的内心十分着急；党的五位书记，除任弼时外，其余四位都在国内忙着建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因此在病情出现好转后，任弼时就向医生表示要出院，回国参加工作。
1950年5月下旬，任弼时回到了国内；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任弼时的身体刚刚出现好转，不能超负荷地工作，每天的最长工作时间最好不要超过四个小时。
但此时新中国刚刚诞生，一切都百废待兴，四个小时对任弼时来说，根本不够用；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第七舰队开到了台湾海峡，局势顿时变得很紧张，任弼时主动要求参加中央的工作，结果恢复中央领导工作后，任弼时根本停不下来，最终还是病倒了。
同年10月25日清晨，任弼时的夫人发现丈夫状态不对劲，马上向组织报告；傅连璋第一时间赶到任弼时的住所，并请来了苏联专家救治，但由于任弼时的病情实在严重，尽管大家都做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没能挽救任弼时的生命。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逝世，终年46岁。
任弼时是党和人民的“骆驼”，在46年的人生中，他将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给了党和人民，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