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是谁_林斤澜的生平简介

林斤澜(1926年——2009年)是继老舍、杨沫之后《北京文学》的第三任主编，1986-1989年在任期间曾推出余华的成名作，刘恒、刘震云的代表作;他是当代短篇小说圣手，与汪曾祺并称“文坛双璧”。

作者：赵李红

4月11日上午，著名作家 “林斤澜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作协举办。 “林先生是我的老师，1984年到1986年，我在军艺上学时他给我们讲过课。”视频中的莫言先生生动地把林斤澜的小说比作有营养有滋味的牛肉干——耐嚼……

“别人叫他老林、林老，我叫他小林。”北京作协原秘书长，80多岁的郑云鹭跟林斤澜打了一辈子交道，当天更是抱病从医院治疗后由通州赶来参会：“当时刘庆邦还不是今天的市作协副主席，还没有今天的成就和知名度。有一天，小林问我，写《走窑汉》的那个作者入会没有?他并不是只顾埋头写自己的小说，只顾办刊物的事，而是非常关心新人的成长，关心文学的繁荣。还有一个小故事，老作家骆宾基的女儿返城后没工作，他一直惦记在心，就来找我说这件事。骆老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后来组织上就在作协给安排解决了。”

“哎哎哎……”“哈哈哈……”林老的热情和标致性的笑声让许多人记忆犹新。北京作协秘书长王升山笑谈：“敢情网络语‘呵呵呵’的语式林老早就在用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作协工作时，刚三十出头的他还担任作协党支部书记，“支部成员有骆宾基、林斤澜、刘绍棠、浩然、江山等一干大名鼎鼎的老作家。都说文人相轻，但林老即使和政治观点、文学见解不同的人也和善相处、宽厚待人。那每逢紧要关头的‘哎哎哎’‘哈哈哈’是保护色(汪曾祺语)、是睿智、也是坚持原则。”

已是九十高龄的邓友梅先生无法出席纪念会，特别嘱咐作协的同志要会中连线表达自己对老朋友的思念之情——“我们从新中国刚成立时就在一起，我和斤澜像亲兄弟。我最困难的时候他帮助过我，他最困难的时候我帮助过他，像我们这样的关系在这代作家中真不多……”

远去的年代、尘封的往事，一个个久违的老同志、一桩桩老故事紧紧围绕林斤澜展开，如一场快闪将今天的时光倒回到文学鼎盛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难怪八零后知名作家马小淘心生幻觉，本以为是出席一场青年作家读林斤澜先生作品的研讨会，却被会场上满满的追思、感恩产生浓浓的代入感——“读过林老的作品，今天又听到林老人品高洁的故事，我要做林老的读者……”

“莫言说林斤澜先生是他的老师，听过他的课，那林先生则是我文学的启蒙者之一。”著名作家、北京市作协主席刘恒说：“我跟林斤澜先生的渊源开始于当兵的时候。我十五岁当兵，十六七岁开始喜欢文学。那时候我手上有高尔基的《在人间》和《鲁迅全集》的第二卷，偶然从我们副支队长手里得到一本《人民文学》，里面就有林先生的《台湾姑娘》，给我印象很深。”

林先生1986年到《北京文学》当主编时，刘恒还是一个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青年编辑。那时正在师大脱产学习。“我的《伏羲 伏羲》发表后，是他在任上为我召开的作品研讨会，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研讨会，也是我唯一的一个作品研讨会。”

许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刘恒会写更会说。听过刘恒讲话的人，无不为其出口成章且如书面语般的严谨生动、新颖风趣所折服。刘恒爆料林斤澜先生也是他口头讲话的启蒙者——“在座的老同事以前见过我在会上发过言吗?没有吧。在部队我也是没吭过声，这跟我为人处世有关。记得在这次作品研讨会上，林先生说，大家说了那么多，你不说不合适吧?结果我第一次发了言。‘你小子还挺能说啊。’林先生笑着夸我一句。所以，今天我是怀着感恩之心怀念林先生……”

与林老搭档四年的原《北京文学》执行副主编陈世崇则把林老视为良师益友。最令他佩服的是林老忠厚的人品和长者之风。

“1994年，我离开《北京文学》已有一年多的时候，因病住院。有一天，林老来看我，提着重重的一兜水果。他是坐公交车来的，我知道他家到医院没有直通车，要倒车的。林老临走又嘱咐我几句好好养病早日康复的话，望着那蹒跚离去的身影和一头皓发，我突然意识到，林老已是年逾古稀的人了，他要回家，像来时一样坐公交车，再倒一次车，我的眼眶湿润了……”“我和林老相识、相处这么多年，聊过无数次天，他从不向我谈起他的不幸，即使在我担任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北京作协分党组书记，能够帮助解决某些问题的那些日子里，他也从没有向我提及过生活中应该解决而没有得到解决的个人问题”。

被评论界称为“文坛双璧”的汪曾祺与林斤澜，一个是沈从文的学生，一个曾做过老舍先生的助手。但很多人为林斤澜抱憾，觉得他的文学成就被严重低估。

“我只想说，好好读林老吧，他的那些即使只有几千字的短文，都是捧着心、凝着血、滴着泪写下的。”林老在任时的小说组组长、后任《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因出差未能到场。她在纪念文章中这样表达：“在中国文坛，还有几人像林斤澜一样，毕其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写小说，写短篇小说。林老不仅有近二百篇短篇小说存世，更撰写了大量谈短篇小说技巧的文论。林老谈虚实、谈取舍、谈重复、谈情节、谈叙述……充满真知灼见，引人穷究，丰富了文学最高殿堂。

汪曾祺先生的女儿汪朝深情回忆了父辈交往和亲历的林叔叔。“他们谈文学时我们不在场，倒是父亲去世后我们代表他经常去看望林叔叔。母亲去世后在墓地安葬时林叔叔也去了。每逢过年过节我们去看他，感觉就像是走亲戚一样。林叔叔为父亲做过很多事情，我父亲没为他做过什么，当然，也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

汪朝说：“父亲‘文革’后出第一本书的时候，他不太想写了，零零散散的篇目凑不够一本，他就不想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是林叔叔催促说，你态度积极点。包括北师大出版社出他第一套全集的时候，林叔叔为他写序花费了很多工夫，为父亲做过很多事……林叔叔去世前我们去医院看他，那时他的情况还不错。记得是春节前，我们还带了一瓶酒。把酒给他放到被子垛里，说让他好了再喝。没聊尽兴就有领导来看他，我们就走了，这是和他最后一面。这些年来，我们常常想念他……”

林斤澜先生和《北京晚报》也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工作中笔者就得到他的关心支持。每次约稿他都不会让我失望。1994年晚报扩版，“五色土”新建“文学与社会”版。当时的副刊部李凤祥主任、高立林副主任嘱我去组些名家稿件。于是我便向德高望重的汪曾祺、林斤澜求助。虽然他们有还不完的全国报刊的“稿债”，但却一次次给我寄稿，有时也请人带稿。在他们的带动下，众多作家的稿件陆续在晚报上发表。而珍存的林老《邮民浮想》原稿、信件，让一段段往事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