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是谁_郑振铎生平简介

【人物名片】

郑振铎（1898-1958），出生于浙江温州，祖籍福州长乐，别名西谛、郭源新等。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学习，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20年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曾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年仅60岁。

福州新闻网记者 邱陵

在单一的文化领域，郑振铎不一定是位列其首的人，但像他那样集多种身份于一身而在各个方面成果斐然者，在现代中国恐怕不多见。

他对新旧文化都有相当的建树，集作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文学史家、版画史家等诸多身份于一身，堪称二十世纪的文化大家。

他是《国际歌》的首批译者，他帮助过郁达夫、老舍、巴金、庐隐、许地山等人走上文学道路。他提携青年才俊，与鲁迅并列，时有“南迅北铎”的美誉。

他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开拓者之一。他和沈雁冰、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界中。”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

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嗜书如命的他耗尽心血，一生为国家抢救、收藏图书，常把“我的这些书将来都是国家的”这句话挂在嘴边。不幸罹难后，家人将他搜集到的10万册藏书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完成“书生报国”的宏愿。

他以文化传人为己任，以学者名扬世间。作为文学史家，他用务实和创新的方式进行文学研究，他的《文学的统一观》《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是现代新型比较文学和文学遗产研究的奠基之作。

他早逝了，正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这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个不幸，也是世界文化的不幸。当然，他以其淳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和坚忍的劳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宝藏，这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世界文化的幸事。

恋祖爱乡 撰稿编书特意署上“长乐”两字

郑振铎青少年时就追求新思想、新文化。“五四”运动为中国现代革命史打开血与火的第一页，正值青年的他满怀爱国激情，参与援救被捕学生等活动，他在第一首新诗《我是少年》中就大声呐喊：“我有思想如泉”，“我有牺牲精神”。

在探索改造旧中国的道路上，他和早期中共的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瞿秋白等有着较密切的联系。他在和瞿秋白等人共同创办的《新社会》旬刊之《发刊词》中声明：“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民主）的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兴亡，匹夫有责，振铎先生以一介书生，坚守在上海这个“孤岛”，积极抢救珍贵古籍、民族文献。他全力协助鲁迅编辑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其后还组织出版了《鲁迅全集》《西行漫记》《列宁选集》《联共党史》等，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艰难地做着自己不懈的努力。

著名文史学家、曾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的宋云彬在《红尘冷眼》中，真实记录下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涉及到300余位现代名人，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一首诗里，他写道：“长乐平生风谊重，甘抛心力作调人”。

这里的“长乐”，是朋友们对郑振铎的代称，因为恋祖爱乡的他总是公开标明自己来自福州长乐，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两字，他编的一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他经常使用的两枚印章，分别是“长乐西谛”“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以致于朋友们对长乐印象深刻。

在他和爱人高君箴婚礼上，瞿秋白送的礼物是两方印章，分别刻有边款“长”“乐”各一字。这真是巧意双关，祝福两个长乐人白首偕老，百年长乐。

“长乐平生风谊重”一句，是对郑振铎人品的高度赞美；“甘抛心力作调人”，是说郑振铎花费了很多心力，在文人之间做居中调谐工作。郑振铎在整整奋斗了四十年的中国文坛上，以宽广无私的心胸和公正光明的人格魅力，一直是一个团结的因素。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郑振铎到燕京大学中文系当教授，兼清华大学教授。他与鲁迅、茅盾等人发起、创办大型期刊《文学》杂志，不久又在北平与章靳以创办《文学季刊》，还在北平和上海参与创刊、编辑了《太白》半月刊、《水星》月刊。这四个刊物是三十年代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当时，北平与上海、学院与文坛，有一道无形的鸿沟，而郑振铎成为了两者间的一座桥梁，他分别参与南北这几个刊物的编辑活动，无形中联结、集聚了南北作家。

1936年9月，由郑振铎和茅盾起草，鲁迅与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夏丐尊、冰心、巴金、丰子恺、洪深、张天翼、林语堂、周瘦鹃等二十一人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这是鲁迅一生签署的最后一个文件，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夏衍在几十年后回顾此事时说：“这个宣言是文艺界第一个大联合、大团结的文件，在现代文学史上，应该说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郑振铎在坚持联合、反对分裂这个问题上，表现了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

翻译《飞鸟集》 与泰戈尔共同演绎“灵魂交响乐”

早在上世纪初叶，泰戈尔的诗歌就传入了我国，陈独秀和刘半农都曾译过，但因数量较少，所以在当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直到1920年代初，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问世，泰戈尔的名字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

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

这是泰戈尔《飞鸟集》中第82首小诗，郑振铎将它翻译为：“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诗文恬静而蕴含哲理，意味着一切都平静自然地进行，优美而含蓄地表达出了作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飞鸟集》是泰戈尔的代表之作，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有300多首清丽的小诗，短小隽永，饱含哲理。泰戈尔之所以把诗集命名为《飞鸟集》，意在把自己比作寻求理想境界的“永恒的旅客”，这些诗句记录的则是他心灵的旅程。

当时的翻译界存在着直译和意译之争，从《飞鸟集》的翻译来看，郑振铎是倾向直译的，他认为最好是“一面极力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然而他又反对“死的，绝对的直译”，认为这样的直译是“不可能而且不是必需”的，郑振铎在文章中说：“泰戈尔的这些短诗看来并不难译，但往往在短短的几句诗里，包涵着深邃的大道理，或尖锐的讽刺语，要译得恰如其意，是不大容易的。”

郑振铎将冰心引到了泰戈尔的身边，读了《飞鸟集》，冰心说：“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了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于是，便有了她的《繁星》和《春水》。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国诗坛上小诗和散文诗的流行，无疑与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诗很有关系。

诗人和译者，有着同样豁达而平和的人生态度。他们以《飞鸟集》为曲目，以各自的语言为乐器，穿越时空， 给世人共同演绎了一曲深沉而炽热、博大而宏远的“灵魂交响乐”。

一个人到底能做多少事情？这是人们经常面对郑振铎不得不发出的疑问。他是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人，他的学问好像要满溢出来似的，以学术领域来划分，根本圈不住他。

为了中华文化的传承，郑振铎做了大量开拓创新而又繁杂具体的工作，正如他在《求书日录》中所说的那样：“使民族文化历千古而不灭失，此担挑在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他在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时，开辟了我国现代报刊史上第一个儿童文学专栏：《儿童文学》。

他是进步的翻译家，为中外文化和思想交流孜孜不倦地辛劳耕耘。他最早把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对于战争之解释》译成中文，刊在《新社会》上，他和鲁迅先后翻译介绍俄国作家阿志巴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和《赛宁》给中国社会，他还是最早从俄文翻译《国际歌》歌词为中文的人。

郑振铎和鲁迅又是最早致力于中国古代版画的研究者，他们为抢救木刻版画精品，曾合作收集和出版了《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郑振铎还以独到的眼光和非凡的毅力收集并出版了《中国版画史图录》。他在复旦、燕京、清华等大学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关爱青年，有口皆碑，当代大学者季羡林说他“对青年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外，恐怕并世无二”，时有“南迅北铎”之誉。

为了研究敦煌“变文”等我国古代讲唱文学史料，他到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查阅被劫走的我国敦煌经卷。要看我们自己的资料，却要在人家的博物馆里看，人家还规定只准看，不准抄，这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欺负的一个历史写照。无可奈何，他就只好看一段，背一段，然后走出来默写一段。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请老舍、朱光潜帮忙一起看、背、默写。他的《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当时学术界都是扛鼎之作。

他义无反顾、全力以赴投入编印被吴晗称为“取精用宏”之“空前巨著”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积数十年的搜藏，汇集历代生活图录及实物拓片，精选复制，从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到铜器、甲骨，周、秦文化遗物，北魏造像，正仓唐器，敦煌遗书，宋元书影，名画以及工艺美术，名人画像墨迹……凡可以代表各时代生活文化特征的都辑入，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一页。

作为文学史家，他用务实和创新的方式进行文学研究，他的《文学的统一观》《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是现代新型比较文学和文学遗产研究的奠基之作。

解放后，郑振铎成为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作为学者型官员，他主持制订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等开新中国文化文物管理规范之先河。他创办的《文物》《考古》至今仍是我国最权威的文物考古专业刊物。

这个全能型文化巨匠，一生研读不倦，著作等身。他结集出版的著译有55种，主编和参与编辑出版的杂志、报纸有37种，图籍14种，丛书22套，编校、影印的中外著作40余种，创作近千万字著作。郭沫若赞誉郑振铎为“一代才华”。

《劫中得书记》是郑振铎在抗战“孤岛”时期，蛰居上海，为使大批珍贵文献和古籍典章免遭流失异域的厄运，竭尽全力进行抢救的真实记录。在《新序》中，郑振铎描绘自己访书的乐趣：“夕阳将下，微飔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

他遇空难后，家中十万册藏书都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而他节衣缩食、甚至举债抢救收购的价值连城的古代陶俑、瓷器等文物，早在1952年就已献给了故宫博物院。至此，一个“书生报国”的宏愿，画上了光辉圆满的句号。

唐弢（藏书家）：西谛写过诗，写过散文，写过小说。在这方面似乎很难说他有多少超越同辈人的地方，然而谈中国现代文学而不涉及西谛，却是一件难以设想的事情。

胡愈之（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 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 都做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专家）：振铎兄治学的范围是辽广的，也是多变的。他从五四运动前后起，由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而翻译东欧文学，而创作小说，抒写杂文，而整理中国古典文学，而探究中国古代文物。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文学、史学和考古学，而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为他毕生精力所在。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部门实在圈不住他。他只要对这一门学问感到兴趣，便开始阅读原著，大量收集资料，从目录版本的路线钻进去、推开去；兴之所至，便下笔写文，每每万言不休。有些个别朋友或嘲笑他有书痴，他也笑而不辩。

周汝昌（红学大师）：郑振铎的伟大，在于研究范围和气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就是一座高山，一般小儒难望其项背。

【代表作品】

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小说《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佝偻集》《欧行日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飞鸟集》《新月集》《印度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