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是谁_凯丰生平简介

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有的党员同志曾经犯下过错误，甚至还是严重的错误，比如周佛海、张国焘、王明、博古、陈昌浩和凯丰等人。其中，有些人彻底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演变成了历史的罪人；而有些人却能迷途知返，继续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依然还能被亲切称为“同志”。

在之前的文章中，文史不假已经讲述过博古和陈昌浩的故事。他二人在革命工作中犯下过严重的政治错误，但却能够及时改正，最终成为了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人。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凯丰，也属于这样的一位同志。

凯丰（1906年2月——1955年3月），原名何克全，江西省萍乡人，杰出的理论宣传家和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虽然多次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但依然得到了伟人“知错能改，不搞阴谋”的评价。

1906年2月，凯丰生于江西萍乡市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中学毕业后，思想进步的他考入武昌高等师范，期间迅速成长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多次在鲁迅主编的进步刊物《莽原》上发表文章。

1927年2月，凯丰正式成为了共青团员，并且因为表现积极而获得了前往苏联留学的机会。当时，苏联允许我国每年都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进行学习。期间，他与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陈昌浩等人接触密切，并且形成了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30年，凯丰从苏联毕业后回国，并在博古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分配到广东工作并且担任了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由于缺乏白色恐怖下的对敌工作经验而遭到逮捕。营救出狱后，他被派往了上海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的主编。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上升的中日民族矛盾，南京国民政府却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歪理邪说，继续对红军进行血腥镇压。为了揭露国民党的丑恶嘴脸和卖国行径，凯丰在《东方青年》和《红旗周报》等进步刊物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号召学生和各界人士都能团结抗日。

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王明、博古等人逐渐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开始推行以“教条主义”和“媚苏主义”为主要特点的“左”倾路线。受此影响，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大范围的破坏，甚至就连上海的中共中央总部都有时刻暴露的危险。

不得以，中央总部只能搬离上海，来到了位于江西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里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已经非常稳固。1933年，凯丰也来到了苏区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博古已经成为党中央的临时负责人。

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得益于博古的支持，凯丰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他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功当选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

面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等人却将毛主席排除在军事领导层外，终于遭至了反“围剿”作战的失利。经由朱德和毛泽东辛勤经营的中央苏区就这样葬送了，红军被迫开始进行长征。

在长征初期，博古和李德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导致红军的处境更加艰难。一路的人员牺牲，红军的规模已经锐减到一半以下，处在了生死存亡之际。

1934年12月11日，在红军占领湖南的通道县城后，毛泽东立即找到“最高三人团”中的周恩来，建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和研究下一步的军事路线和方针。

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将博古和李德意图去湘西与二、六军团进行会合的构想驳斥得体无完肤，他明确建议:

当前，应该主动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改向四川进军，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毛主席的建议，得到了洛甫、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但博古、李德和凯丰等人依然固执地坚持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动摇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但由于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故而也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重大转变。

随着红军继续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转进，终于抵达了贵州黎平并在此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上，毛泽东和博古、凯丰等人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主张折返黔东地区并伺机在湘西创建根据地，但毛泽东却指出这无异于自投罗网，应该去川黔边界寻求机会。

在周恩来、洛甫等人的支持下，这次会议终于达成了攻打黔北重镇遵义的目标。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终于认识到，如果再继续任由博古和李德掌握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那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教训将会重演。

1935年1月7日，红一军团终于占领了遵义县城，党中央决定在遵义老城子尹路80号召开临时会议，专门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与战略转移过程中的一系列错误。

身为临时负责人和“最高三人团”成员，博古深知此次会议就是针对自己。所以，他精心准备了材料和发言稿，认定自己可以在会上自圆其说。

当遵义会议开始后，博古代表中央洋洋洒洒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报告。理论素养很高的他，通过看似条理清晰的分析，尽可能将一切失败的责任都归结于客观原因，即国民党反动派太强大，我党和我军的实力太弱小，妄图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发言结束后，博古在环顾四周后傻眼了。因为，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获得支持和谅解，可是除了与自己关系交好的凯丰以外，所有人都脸色铁青。甚至于，原来的“亲密战友”李德也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按照会议的预定流程，博古发言完就应该是周恩来发言。在自己的发言中，周恩来比较客观公正地评判了之前的军事和政治工作，对于自己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丝毫没有推诿责任。

接下来，会议进入到公开讨论的阶段。最先发言的是洛甫，他义正言辞地表态:

我坚决不认同博古同志的报告！

然后，洛甫从口袋中拿出准备已久的报告，以同样丰富的理论知识回怼了博古，指出他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随着他的发言，整个会场都鸦雀无声了。毕竟，洛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和周恩来，因而颇具震撼力。

在这可怕的沉默中，博古率先打破了僵局。他指了指时间，说暂时休会吃饭，下午继续再进行讨论。午休期间，凯丰悄悄找到博古，表达了自己的支持态度，希望他能在下午开会时表现得强硬一些。

下午会议刚刚开始，毛泽东就第一个站出来发言。通过无可辩驳的事实，他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临时中央在军事和政治上的错误一一列举，并且针对性地驳斥了博古的发言内容:

正是由于博古、李德执行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我们才会出现这么大的损失。

紧接着，洛甫、王稼祥和朱德等人先后发言，表达了对于毛泽东观点的支持。并且，他们同时还建议中央，尽快恢复毛泽东对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眼见会议的主基调已经确定，上午一言未发的李德决心为自己辩解。他提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并没有太大过错，即便有，也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敌人的过分强大才是主因。

李德的发言很明显是在延续博古上午报告中的论调，属于是老调重弹，立即就遭到了与会人员的一直声讨。在这个过程中，博古虽然脸色很难看，但他并没有干涉大家的发言，允许就此事畅所欲言。

此时，作为这次会议中为数不多支持博古的代表，凯丰主动要求发言。他一开口，就将矛头对准了毛泽东，甚至多有敌视和轻蔑的语气:

你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顶多也就是看了《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学来的，现在根本用不上了。你还会什么？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吗？

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攻击，毛泽东倒是显得很淡定、很从容，他面带微笑点燃了一支烟，回问了一句:

我说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吗？第一句是怎么说的？

显然，凯丰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这样询问自己，一时间竟愣住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怎么看过《孙子兵法》，只是拿它来举例罢了。紧接着，毛泽东继续发言:

战争的规律，古今中外皆然，我们祖宗好的东西为什么就不可以借鉴呢？为什么一定要弄些教条来束缚住我们的手脚？

博古眼见唯一支持自己的凯丰也被驳斥到哑口无言，只得再次宣布散会，等第二天再接着讨论。

第二天的遵义会议，周恩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勇于承担自己的错误，还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之后，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毛泽东不仅恢复了军事指挥权，而且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正式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层。

遵义会议后，红军翻开了新一页的篇章。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开始越战越勇，通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等一系列的神来之笔，彻底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从此转危为安。

目睹了这一切的凯丰，彻底对毛泽东变得非常信服。他不止一次表示:

我宣布收回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他才能领导的了我们的党，领导的了我们的红军。

到了1935年6月，随着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看到破破烂烂只有三万人的中央红军，竟然产生了轻视和夺权的想法。他不仅反对中央向川陕甘北上的方针，反而提出了南下西康并建立根据地的主张。

这一次，凯丰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北上的方针，而且还利用自己的理论优势写成了一篇名为《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长文:

张国焘是想搞西北联邦政府，最终把党中央也“联邦”进去。

在随后的日子里，张国焘分裂行径已经昭然若揭，几乎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于是，作为老乡的凯丰和张国焘较上劲了，不断写文章批判他的错误路线和主张，还为自己赢得了“长征路上的笔杆子”这样的雅号。

红军长征胜利抵达延安后，凯丰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此时，他和毛主席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毛主席认同他的理论知识和水平，而他则敬佩毛主席的军事指挥和政治能力，二人真可谓是不打不相识。

1937年初，凯丰写下了一首催人奋进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毛主席在审阅歌词时批示:

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

在同年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凯丰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继续分管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并且入选了党报《新华日报》的编委会。

即便到了抗战中最艰苦的时期，他也没有放松过宣传工作，不仅组建了中央编译局，而且自编完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册》等著作。

到了1945年，党的七大重新选举中央委员会，凯丰因为早期工作中不善于与人相处，因为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而没有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遗憾地落选了。毛主席对此十分关心，有意留出时间让他在大会上发言，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希望能赢得广大同志们的谅解。

抗战胜利后，凯丰成为第一批奔赴东北开展前期工作的同志。1945年11月1日，他在关外创办了东北局的机关报《东北日报》，形成了极好的反响。等到该报办刊一周年时，他特意致信毛主席请求题字。毛主席欣然题写并且很快回信:

凯丰同志: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已大半年，现在好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

建国以后，凯丰担任了东北局常委、沈阳市委书记，积极为建设沈阳这座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不懈努力。

自从参加革命后，凯丰就一直没有积蓄，始终牢记着共产党员廉洁奉公的守则。即便是，女儿在1951年3月结婚时，作为父亲的他也只是这样写信勉励:

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不断提高政治文化。而且，更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

1953年，凯丰奉调进京担任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很快就编写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正当凯丰准备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之际，却被查出患上了肝癌，而且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只能紧急入院治疗。期间，许多中央领导都前往医院探望，鼓励他不能放弃治疗。

1955年3月23日，凯丰还是在北京病逝了，时年仅49岁。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布讣告:

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同志因病在1955年3月23日12时55分于北京逝世。他的灵柩停在沙滩松公府夹道10号原北京大学旧址孑民堂内，定于3月24日上午10时至下午6时举行吊唁，11时起灵，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凯丰的追悼大会，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负责主祭，陪祭的则有陈伯达、陆定一、徐特立、杨尚昆等人。

凯丰生活在一个激情燃烧和热血沸腾的革命年代，作为年轻气盛的理想主义者，他在早期革命中的确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出现过严重的政治错误。但是，他在革命实践中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还以共产党人的气魄勇于改正，从此坚定追随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到了2006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特别撰写了《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其中，给予了他这样的评价

凯丰同志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一生先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逝世已经50多年了，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