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改变了什么_五四运动改变的意义
五四运动，究竟改变了什么？
犹记得在读鲁迅先生的作品《伤逝》时，里面有一句颇为触动笔者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女主角子君说出了千百年封建史中所有女人都不敢说的那句话，“我是我自己的”。
倘若子君尚在人世，那么，当她看到二十一世纪的女孩的生活，又会有怎样的心理活动呢？自周礼兴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教条走入千家万户，到现在女孩能够参加各式各样的相亲节目，这些开明的、开放的、自由的变化又该归功于什么呢？
那便是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中，最先被解放的并非思想，而是女人的脚丫。当时旧中国的封建思想已经贯彻两千年，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被解放谈何容易？改变往往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先进人士将目标定为将中国女性的“缠足”改为“天足”。
不过，即便是针对缠足的革命，亦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轻松。我们且来举个例子，五四运动时期，郭沫若先生的长兄与父亲曾因女子是否缠足爆发家庭冲突，这起冲突足以让我们窥见两代人在思想上的巨大鸿沟。
当时，郭沫若先生正在与大哥闲谈，大哥询问郭沫若“中意大脚女人还是小脚女人？”思想先进的郭沫若的回答自然是喜欢前者。听完这段回答之后，大哥表现得很满意，他提高了声调说道：“看来你的确很文明，小脚是野蛮，大脚才是文明。”
谁知，郭沫若还没有回话，兄弟俩的父亲便发出一声怒吼：“混账东西！”两兄弟闻言一惊，只见父亲从床上爬起身来，叱责道：“你说这就是文明，那你岂不是把你的祖宗十八代都归为蛮子一类啦？”郭沫若和兄长哑口无言，快到而立之年的大哥更是因为父亲的责骂哭出声来。
平心而论，郭家老爹算不得顽固，但两代人之间的代沟着实不小。以野蛮与文明来对标女性的大脚小脚，似乎预示着那个时代西方的文明论与进化论已在晚清传播开来，成为五四青年衡量价值的标尺。然而，郭家父子的家庭矛盾，却拼凑出一幅令人唏嘘的画面。
虽然两辈人属于不同的时代，郭家老父也并不是守旧的顽固派。但事实证明，封建的性别认知早已在老辈人心中扎下根，想要改变谈何容易？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思维上相对固化的男同志，五四时期的女性更容易接受这一变革。当时最早接受新思想的那一批青年女性，已经开始以“标新立异”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1919年，女青年庐隐通过考试，拿到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国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庐隐回忆道，当时学校每个周五都会举行一次演讲会，某次演讲会期间一名参与演讲的女同学竟以“恋爱自由”作为主题进行演讲。当时，这名女同学神采飞扬地站在讲台上，将“恋爱自由”这四个字端端正正地写在黑板上。
女同学的动作让在场的所有学生都有些错愕，但庐隐暗地里却对其十分倾佩。这名勇敢的女同学，引用了许多关于西方恋爱观的理论，又举出不少西方的案例。听取演讲的同学们，有对这段演讲嗤之以鼻的，也有像庐隐一样暗中佩服的。演讲的女同学鼓足勇气，总算是完成了这场演讲。在演讲结束过后，庐隐来到这名女同学面前，鼓励她将来再接再厉。
就这样，庐隐与这名演讲的女同学都成了学生眼中的新人物。
每逢新世纪来临，总会出现有别于旧时代的崭新变化。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最大的不同，或许就是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著提高，此外男性心中女性的形象也变得重要起来。我党的创始人，哲学家张申府对个人恋爱经历的讲述，相当生动。
张申府同志与绝大多数人都不一样，在五四运动展开以前，他并没有女朋友。“女朋友”对于张申府而言就像是带有西方色彩的新名词，在以往的中国并无此概念。在老一辈的世界里，男人可以有妻子，可以有侧室，就是没有女朋友。因为五四运动的到来，张申府获得了寻找女朋友的自由。张申府认为，自己在五四运动之后，才成为一个男人。
同一种事物，在不同当事人眼中看来往往是不一样的。
陈独秀观察五四运动的角度比较独特，他认为这场思想解放虽然带来了平等和自由，却让更多的青年人像喝醉了酒一样。大家都在提倡婚姻自由恋爱自由，于是乎，便有许多青年开始将写情书交异性朋友当成生活的重点。大家都在倡议尊重女性的人格，青年们便将女性拔高到神圣的地位上去。大家都在主张书信的隐私，青年们便将这种秘密自由当成诱惑异性的工具。这位行走在五四运动前沿的先驱者不由得对这些现象产生质疑，倘若青年们长此以往，这究竟是思想上的进步还是退步呢？
之所以五四运动期间，青年们的思想像光谱表一样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张申府与陈独秀的看法都有一定道理。旧道德正在垮塌解体的过程中，在此期间新道德还没有成为主流。这一时期的青年，无疑是缺乏主导思想的。他们的思维，往往会新旧交缠，进退维谷，难免会陷入急功近利和自我放逐的误区中。“自由”与“解放”的概念对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青年来说无疑是新鲜的，所以青年难免会滥用“自由”与“解放”。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成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五四运动时期的男女平等观，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并取代旧思想的。五四运动开展期间，《新青年》无疑是当时思想观念最前卫的刊物。然而当时为《新青年》撰稿的女性作者，她们的自我理解依旧保守。她们始终在文章中强调女子教育应当以培养贤妻良母作为目标。那么，该如何成为所谓贤妻良母呢？新女性们给出的方案是利用几千年来女性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服从之性”，佐以良好的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新时代女性。
当时也有不少女性提出了不同观点，她们认为女性的脑力与体力都不及男性，况且女性在婚姻后还要养育子女，家庭责任重大。“若复欲与男子享同等之地位、权利，势所不能也”。唯一能解决这一现状的办法，就是致力于求学，通过道德和学问上的提高，成为新时代的贤妻良母。在这两种女性观点的交织下，该时期报刊上所刊印的征婚启事，往往会出现某女子“旧道德”与“新知识”并驾齐驱的情况，并以这种新旧兼备的优点当成择偶者心中理想对象的模版。从这里也能侧面看出，五四运动期间这些半新不旧的价值观、思想观，始终在影响着新道德的繁育过程。
五四运动期间的全面解放，还要得益于日渐激化的社会转向，这种社会转向直接影响了同时期的青年男女，迫使他们以最果断的方式实现对女性的重新认识。高素素于《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到在解决女性问题期间，理应“有两前峰：曰破名教，曰破习俗。有两中坚，曰确立女子之人格，曰解脱家族主义之桎梏;有两后殿，曰扩充女子之职业范围，曰高举社会上公认的女子之位置。”
而青年时期的主席，亦针对传统包办婚姻引发的“赵女士事件”，于《大公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女士要是有人格，必是有自由意志;要是有自由意志，必是他的父母能够尊崇他容许他，赵女士还会乘着他那囚笼槛车似的彩轿以至于自杀其中吗？”
面对同样的问题，赵执信的观点也很透彻：“如果只是把所谓夫权、同居权、扶养权、义务取消了，也不过是治标的办法。一定要把平日的生活和婚姻制度相连的—性欲、孕育、家事—诸男女分工问题，一一能下解决，始能算做解放……必要把同这种束缚有关的许多分工问题，替自己重新订一个秩序，才可以解放。”
赵执信的呼吁，让人不由得想到鲁迅笔下子君的那句“我是我自己”。对于五四青年来说，当务之急是为自己重新制定新秩序。于是乎，在女性被压迫了几千年的东方古国，青年将男女平权及女性解放作为议题的关键。
毫无疑问的是，这项议题的落地生根持续了百余年，生活在当下的我们终于能够看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变革无疑是喜人的，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来说，正因为前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才能让后来者骄傲的说出那句“我是我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