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刘反曹什么时候形成的_拥刘反曹的形成和演变
对于古代历史，民间最熟悉的就是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关于三国时期的影视、游戏、音乐、戏剧、文章等等层出不穷，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就连刚识字的幼童，也对三国人物如数家珍。
对于三国时期的人物，人们支持、同情刘备蜀汉一方，憎恨、贬损曹魏一方。在人们的认知里，刘备一方代表着忠义、仁善、正统，而曹操一方代表着奸诈、残忍、逆贼。因而，对刘备一方，极尽溢美之词，以致关羽、诸葛亮等人成了神仙一样的存在；而对于曹操一方，则是各种戏谑、讥讽和贬损，在戏剧舞台表演中，曹操是以“白脸”奸诈形象示人的。
然而，真正读过正史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那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呢？“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最早是何时出现的？它又是如何演化的？为什么“刘备之仁”和“曹操之奸”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
这种“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把它推向高潮的就是《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小说自诞生以来，就广受欢迎，获得空前成功，而这部当时民间文人创作的不入主流的小说，现今人们把它归为“名著”，成了殿堂级的作品。这部小说得以在全社会风靡和普及，而它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固化了三国历史人物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然而，冰冻千尺非一日之寒。“拥刘反曹”的倾向是渐渐酿成和演化而来的，并非一部小说就可达成的。其实，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的很长的历史时期，民间就开始渐渐有了这种倾向，而最早可追溯到东晋时期。
一、始作俑者《世说新语》
东晋袁宏所撰的《后汉纪》，否定了曹魏代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与他同时期的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撰写的《汉晋春秋》，为维护汉家统治，以蜀汉政权为“正统”，自此以后，刘备的蜀汉政权为“正统”的观念开始流传。“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唐朝刘知几《史通·探赜篇》）。
到了南朝宋时期，范晔撰写的《后汉书》，颠覆了曹魏政权的合法性，将蜀汉的正统观念进一步固化。
之前的这些作品，虽然开始“拥刘”，但还没有编造出明显的“贬曹”故事。而最早明显开始出现“贬曹”倾向的作品当属南朝宋刘义庆所撰写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
《三国演义》的框架基本是“据正史”，而具体的故事则多是“采小说”，而这采集的故事一是来源于蓝本《三国志平话》，二是来源于笔记小说《世说新语》。
在《世说新语》之前，陈寿的《三国志》对于三国人物，基本上保持了客观记述，对曹操的成就和功绩给予了肯定，时人对曹操多称“曹公”，后世史家也以“魏武”、“魏帝”尊称曹操，可见在正史中，曹操的形象基本上是一个有建树、有作为的文学、政治、军事领军人物。
而到了南朝宋时期，刘义庆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对曹操、曹丕父子颇有意见，编了不少针对他们的“黑料”。《世说新语》关于曹操的内容，共计25条，多描绘其性格中的奸猾、多疑、残忍与浪荡。如《世说新语·识鉴》中，说到士人对于曹操的评语，记载的是，桥玄称曹操为“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而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所引的《异同杂语》，记载的是，许劭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在《世说新语》里，把评价之人和评价之语全部篡改，尤其是将“奸雄”改为“奸贼”，对曹操的贬损，已是非常明显了。
《世说新语》对曹丕也多是贬低，关于曹丕的10条事迹，竟有5条是描绘其不仁不孝与刻薄寡恩。更离谱的是，无中生有地编造了迫害曹植的“七步成诗”与“枣杀曹彰”的故事，曹丕也因此饱受后人诟病。
刘义庆为何在《世说新语》里，一再贬损曹氏父子呢？原因在于，刘义庆是南朝刘宋王室出身，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而刘氏家族虽建立刘宋王朝，但出身是“低级士族”，因而，他们心底怀着执著的“正统”观念。刘氏家族想要证明和维护其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就以承袭刘家汉朝为旗帜，对曹氏代汉建魏提出批判与抵制。
而且，东晋衣冠南渡，让吴地成了南朝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吴人与曹魏，敌对多年，吴人自然贬低曹氏，刘氏家族与吴人找到了共同的仇敌，加剧了“贬曹”的社会风气。
二、宋元时期“拥刘反曹”思想的高潮
南朝刘宋时期的“贬曹”思想，并非一直贯穿下去，在隋唐时期，人们虽赞扬刘备，却极少贬低曹操。唐太宗李世民，抨斥的不是曹魏代汉，而是司马氏篡魏。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在论及曹操时，多用“魏武”、“魏祖”这样的敬称，多肯定其统一北方之功业。
然而，到了宋元交替的时期，“拥刘反曹”的思想达到了高潮，在民间尤其为盛。此后，这种观念一直流传至今，难以扭转改变。
苏东坡《志林·怀古》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说明在那时，在民间说书艺人的口中和话本里，已经形成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街头巷尾的老百姓，听人讲书，听到刘备兵败，竟同情啼哭，而听到曹操兵败，则欢喜称快。情感的天平，严重倒向了刘备一边。
宋元时期，不仅民间如此，而且在文人的文学作品里，很少再有对曹操的敬称，而是大量出现了把曹操称为“阿瞒”“老贼”之类的蔑称。李纯甫《赤壁风月笛图》中，有“老狐胆落武昌东”之句。（狐狸的意象，是狡猾奸诈的负面象征）。
那么，为什么在宋元时期，“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甚嚣尘上呢？
宋元交替之际，“拥刘反曹”的情绪空前高涨。究其原因，在于当时胡汉民族矛盾尖锐时期，以蜀汉为“正统”，是“兴汉灭胡”、“光复中原”大业中的一道鲜明旗帜。
赵宋一代，虽然经济空前繁荣，但军事上孱弱，深受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的侵扰。在汉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蜀汉政权提出的“兴复汉室”的口号，让宋元时期的汉族文人找到了精神共鸣和慰藉。
尤其是南宋，偏安江南，与当年的蜀汉是何其的相似！同病相怜，自然一拍而合。
人们为了“拥刘”，只好“贬曹”。
大文豪朱熹继承《汉晋春秋》的正统观，更是提出“帝蜀寇魏论”，此后，曹氏父子翻身无望。
而身处元代异族统治的汉人，心念故朝故土，因而他们将“拥刘反曹”的旗帜高高举起。
到元末明初之际，“拥刘反曹”思想依然大行于世。在这种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下，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自然免不了承继这种思想倾向。毕竟，人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谁也无法跳出时代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