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玲丈夫是谁_王玉玲个人资料
1947年11月一天的傍晚，在山东阳谷县石佛镇韩庄村，一位叫王玉玲的农村妇女忙碌了一天后，给13岁的女儿韩秀融简单做了点饭菜后就叫她吃饭。
村里人都知道王玉玲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在女儿还没出生的那年，丈夫就失踪了，再也没回来，有传言说她丈夫参加了革命，被抓了起来；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到这里来打探过她丈夫的事；还有说她丈夫参加了抗战，死在了战场上……
各种说法都有，王玉玲想着，丈夫大概是没了，不然也不会十几年连个信都没有，尽管丈夫没了，但是这个山东女人却极为要强地带着女儿生活，日子总要过下去。
因为是两顿饭，晚饭吃完后，太阳还没有落下，王玉玲就坐在院子里砍点柴，天越来越冷了，她买不起煤，只好提早砍尽可能多的柴火，才能让自己和女儿过了一个暖和的冬天。
这种砍柴的活在别人家都是男人在做，但是王玉玲家里没有男人，只能靠她自己。
正在她费力的砍柴时，院门口出现一个五六十岁且枯瘦如柴的老人，头发很蓬乱，胡子邋遢的，一看就是要饭花子。
王玉玲看了一眼这个老乞丐，气就不打一处来，就是要饭花子也要长点眼力见啊，从他们家破旧的房子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也是一家吃了上顿就没下顿的家庭，怎么可能会有剩余的饭菜给要饭花子呢？
要饭花子模样的老人强忍着泪水，几乎用哽咽的声音问道：“俺不是要饭的，俺想向您打听个人，请问……这是韩子栋家吗？”
当十几年没有出现过的名字突然被人说起，王玉玲当即感觉到警惕，然后说道：“你是谁啊？俺不认识你，子栋早就已经死了，你快出去！”
这时老人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整理了一下头发，把脸都露了出来说：“你看看俺是谁？”
王玉玲看到男子的脸后，感觉到不可思议，直接声音发颤地说：“你……你是……子栋？”
老人一把将王玉玲搂进怀里说：“俺就是韩子栋啊！俺回来了！”
王玉玲曾无数次幻想过丈夫归来的场景，万万没有想到，丈夫会以这样的方式回来，可是她却想不明白，不足四十岁年纪的丈夫，如今却有五六十岁的模样，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于是她带着困惑问道：“这些年，你去了哪里，可把俺坑苦了”
韩子栋听了妻子抱怨一阵后，说道：“我刚从渣滓洞里跑出来……”
韩子栋是谁，为何会被军统的人抓捕且关押了十几年之久？他又是如何从看管森严的渣滓洞中逃出来的？
韩子栋于1909年出生于阳谷县石佛镇韩庄村一个破落乡绅家庭，到韩子栋爷爷那一代家里只剩下30亩地，这不是三五口之家，而是一个大家族。
这点地实在养活不了一大家子人，到韩子栋父亲那一代就只好分家，各谋生路，韩子栋的父亲还算要强，在外面能做点生意，不至于让一家人挨饿，而韩子栋的童年也不轻松，在12岁以前一直在山上割草、砍柴，后来家里条件好了一点，才让韩子栋去学堂读了一点书。
1925年，韩子栋考入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在这里，韩子栋很快接触了新的思想，在入学一年后，浩浩荡荡的大革命爆发，北伐军势如破竹击败北洋军阀，不久，韩子栋加入国民党。
当时也是国共合作期间，韩子栋先后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北伐完全取得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韩子栋心中对蒋介石政府颇为不满。
1929年，韩子栋被国民党省党部派往淄博煤矿搞工人运动，期间，韩子栋倾向共产党，同情工人，组织工人罢工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被反动派定了图谋暴动的罪名，予以捕杀，韩子栋闻讯逃回了老家。
反动派立即在山东全省通缉他，韩子栋在老家待不下去，索性北上求学，到了北京之后，没多少盘缠的韩子栋开始半工半读，一面在春秋书店打工，一面在中国大学经济系深造。
很巧的是，韩子栋打工的春秋书店是进步的爱国人士创建的，店里有许多关于革命的书籍。
韩子栋是好学上进的人，在书店打工的他自然不会浪费免费读书的机会，就这样他在书海中接触了最进步的革命思想，对革命事业产生了无限的向往。
也是在书店打工的时候，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成员周怡，两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几次攀谈后，只觉相见恨晚，在周怡的引荐下，韩子栋通过了组织的考验，于1932年初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党组织考虑到韩子栋有中国大学学生的公开身份，办事也很机敏，派他去反动派的特务机构“蓝衣社”做卧底。
蓝衣社是戴笠一手创建的特务机构，管理严格、防止消息外泄的措施很缜密，起初韩子栋很难得到有用的情报。
从社员嘴里问不出话来，韩子栋就换了个思路，他打着“蓝衣社”的旗号在学校里吸纳熟悉的人成为社员，有了熟人，韩子栋更容易得到情报。
在蓝衣社卧底期间，韩子栋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地下组织展开工作提供了便利。
1934年，有人向反动派告密说韩子栋为共产党工作，为了自保，韩子栋以母亲病重为由，回了山东老家。
临行前，周怡代组织交代韩子栋两件事：一是让他蛰伏的同时留意山东地区国民党驻军的所有情况；二是等到他再回北平时的接头事宜，她告诉韩子栋回北平找组织的话，就到北沿沟北口里路西进胡同南第二个门找关系，并把接头暗号告诉了他，如果党组织找他，会把信寄到中国大学，写上韩大可收。
韩子栋在老家躲了三个月后，发现北平那边没什么异动，觉得事情已经平息了就回了北平。
不久之后韩子栋收到了一封寄给中国大学韩大可的信，可是信中措辞不对，韩子栋心中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他去了周怡告诉他的接头地点，接头暗号却对不上，韩子栋知道肯定是出事了。
韩子栋的预感是正确的，韩子栋走后不久，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韩子栋的身份也暴露了，于1934年11月6日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关在了宪兵三团驻地。
被韩家引以为傲的韩子栋入狱之后，韩家遭受了灭顶之灾，先是韩子栋父亲，在得知他入狱的消息之后急火攻心，一病不起，第二年就去世了。
韩子栋的三弟一直以韩子栋为榜样，全面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游击队，不幸被国民党的县长残忍杀害了。
韩子栋的母亲承受不了接踵而来的变故，被活活气死了，韩子栋的长兄要撑起韩家的门楣，可这接连的变故实在让他心力交瘁，害了一场重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才捡回了一条命。
后来还因“两个问题弟弟”被汉奸上门勒索，被敲诈走了20多亩田地，从前殷实富裕的家庭，开始为吃饱穿暖而发愁。
韩子栋的大嫂劝老三媳妇改嫁，听说韩子栋要被枪决，也劝韩子栋妻子王玉玲改嫁，王玉玲不肯，兄嫂无奈，不能绑在一起饿死，只好分家各自找生路。
韩子栋的妻女分到了20多年碱地，丰年糊口尚且艰难，光景不好的年头就更难了。
可以说韩子栋为了革命放弃了家庭，他的家人为此失去了很多、艰难度日，而韩子栋本人被捕之后，更是跌进了人间地狱，经受了无尽的折磨。
蓝衣社是军统的前身，是国民党特务云集的机关，却被韩子栋这个红色特工渗透进来，恼羞成怒的国民党特务发了疯似的折磨韩子栋，企图让他开口咬出更多党组织的机密，找回些颜面。
韩子栋的信仰是纯粹的，无论特务怎样严刑拷打，韩子栋都严守秘密，不肯背叛党组织，无计可施的特务们将他列为政治犯，判处无期徒刑。
韩子栋被关押在北平监狱之后，国内的局势发生巨变，韩子栋辗转被押送至南京、汉口、益阳的监狱关押，最后被押送到了贵阳息烽集中营、重庆白公馆监狱。
从1934年被捕到1940年的六年间，韩子栋一直被关在不见天日的牢房里，一次都没有被放过风，生活在幽暗的漫长岁月里，韩子栋靠着强大的意志力和坚定信念支撑才没有让自己崩溃。
如此艰难的环境下，韩子栋心心念念的还是如何跟敌人战斗。他入狱那天就明白，就算自己咬死不承认自己共产党的身份，敌人也不会主动释放自己的，如今之计最重要的是活下去，强健体魄、伺机逃出去。
为了麻痹敌人，韩子栋决定伪装自己，在遭受了各种酷刑和长时间关押后，翩翩君子韩子栋已经变得蓬头垢面、精神恍惚。
韩子栋索性装疯，没事就望天傻笑，放风的时候无论是烈日当头还是瓢泼大雨，他都发疯了似的奔跑，累得吐沫子爬不起来才算完。
时间长了，看守们也都相信他是真的疯了，毕竟在这活棺材里疯了傻了的人多了去了，韩子栋疯了也很正常，看守们都习惯了，从此都管他叫“疯老头”，也不怎么看管他，任凭他在牢房外游荡，有时还差遣他干些体力活，看守们外出采买的时候，还会带着他，让他给扛东西。
韩子栋成了难友中行动相对自由的人，也成了难友们接触外界消息、互相传递消息的重要媒介。
其实韩子栋装疯，除了麻痹敌人，放松对他的警惕，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着放风的机会奔跑来锻炼体魄。
因为韩子栋知道想要逃出魔窟，身体素质是至关重要的，可在不见阳光、人挤人的监狱里，走路的机会都不多，怎么能强健体魄呢？所以韩子栋借着装疯，跑步来强健体能。
期间，戴笠身边四大金刚之一的沈醉到白公馆提审犯人，发现韩子栋在外面，问看守这人怎么在外面？
看守回他：“这老头疯了，放他活动活动，不会惹事的。”
沈醉仔细观察了韩子栋好一会说：“我看他不是真疯，疯了的人眼神不会这么机警，把他关进来，出事就晚了。”
看守们只好把韩子栋关起来，关了几个月后，看守们觉得沈醉也是大惊小怪，明明是一个疯透了的老头，也懒得管他，仍旧放他在外面，奴役他干活。
其实在贵州息烽营监狱的时候，狱中党组织就在为集体越狱做准备，只是时机还没成熟的时候，难友们就被反动派转押到了重庆的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
在两口活棺材里，反动派的看守更严格，虽然狱中党组织依旧在想方设法越狱，可越狱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1946年8月中旬，罗世文、车耀先两位志士被提审后再没回到牢房，监狱头目谎称送他们去南京了，难友们都清楚那是刽子手的谎话，他们二人已经遇害了，反动派要对难友们下手了。
狱中临时党支部书记许晓轩和支委韩子栋等人都觉得不能坐以待毙，一定要越狱，集体越狱不行，就单独越狱，能走一个是一个。
谁先越狱呢？许晓轩召开狱中临时党支部会议，大家都推举韩子栋，的确，韩子栋装疯很有成效，敌人根本不戒备他，还让他出去帮忙采买，逃出去的机会最大。
韩子栋虽然想让妇女和孩子们先走，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逃出去的几率更大，许晓轩看出了他的纠结，告诉他说：“你越狱是带着将狱中情况尽快汇报给组织的重任的，只有你逃出去了，难友们才更有可能被营救，所以你一定得成功。”
韩子栋重重地点了点头，因为韩子栋是山东人，被关押到重庆后，人生地不熟，连语言都不太通，所以看守们更不怕这个疯老头逃跑，几乎每次外出买东西，看守都会带着他。
韩子栋每次随特务买菜，都将一把利刃和便衣藏在身上，买菜的钱也都全部带着，以便伺机逃跑。
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终于逮到了一个逃跑的机会，他决定拼死一试。
那天几个特务上街采买，带着韩子栋当苦力，还没买菜呢，就遇上了特务的老相识，特务们就摆起了龙门阵，聊着聊着来了兴致，几个人正好凑一桌便要打麻将，让韩子栋和一个勤务兵在门口等着。
韩子栋看牌桌上的大特务赢得正起劲，乐得嘴都合不上，根本无暇他顾，他摸了摸口袋，所有的菜钱都在里面，数目不小，刀和便衣也在身上，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只是旁边的勤务兵有点碍事，得先想法子把他支开。
韩子栋拿了一张大面额的钱币，塞进勤务兵手里，说道：“兄弟，你去买两个西瓜吧，要大个的，回来给他们解解暑。”
勤务兵一看这么多钱，跑趟腿不仅有西瓜吃，还能混两盒烟钱，他何乐不为，拿着钱就走了。
韩子栋见状，悄悄地退了出去，一路向东奔去，临走之前，韩子栋还特意将手中的扇子卷成一个卷放在箩筐上，别人见了也只当他是去解手，一会就回来了。
等买瓜的勤务兵回来后，没看见韩子栋的踪影有些奇怪，他问特务们韩子栋哪去了，特务们顿觉不妙，赶忙去厕所和周围去找，可哪里还有韩子栋的踪迹啊！
特务们只好回去报告“疯老头”走丢了，犯人从白公馆监狱跑了，此事一出，整个军统高层都震荡了，将能调动的军用车和特务都派了出去，特务们推测韩子栋不会走水路，大概率是去贵阳或成都，便兵分两路去追。
而韩子栋偏偏选了水路，他逃出来后一路狂奔，跑到了江陵江边，看着韩子栋破破烂烂的行头，船家都不肯载他。他求了好多船家，终于有一位愿意载他，韩子栋就在船上帮忙刷碗、打扫卫生，搬搬抗抗抵船费，去到了湖北宜昌。
过江之后，韩子栋换上了难友小萝卜头给自己送来的衣服，那是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顶着病痛熬了通宵为自己缝制的。看着衣服，他告诉自己必须得加快脚步，难友们还在等待自己去救他们。
韩子栋又买了一双新鞋和一顶帽子，剪掉了邋遢的头发和胡子，整个人清爽了很多。就是白公馆的特务走个照面也不一定能轻易认出他，就别说各个关口的特务还是比对着“老疯子”的画像来找韩子栋了。
为了躲避特务的盘查，韩子栋尽量避开大路，走些偏僻的小路，在嘉陵江的一个小码头上，韩子栋发现了一艘开往宜昌的货船，便称自己是绵阳国立六中的教员，急着回宜昌老家看望病危的母亲，请求搭个顺水船。
货船本是不准载人的，韩子栋再三请求，船主被他的孝心打动，便同意载他去宜昌，船快靠岸时，十多个水上警察和特务突然上船检查，机警的老水手把韩子栋藏在了后仓。
没有找到违禁品的警察不肯罢休，在后仓发现了蜷缩在一角的韩子栋，韩子栋正用棉被裹了大半个身子，警察厉声斥问那是谁，老水手说那是得了霍乱病的船工，说着还用竹竿掀起被子角，给警察看“病人”头发。
当时霍乱病肆虐，警察也害怕，听水手这么一说赶忙就走了，得船长和水手相助，韩子栋逃过一劫，进了宜昌城。
城里特务查得很严，住店必须有国民政府发的身份证，韩子栋因为没有身份证，找了很久都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打听一番，韩子栋找到了一家河南人开的新生旅店。
老板一听韩子栋是河南老乡，对他很热情，又是点烟又是上茶，韩子栋陪他拉了一会家常，觉得气氛烘托好了，便跟老板说：“老弟我急着回乡探望病重的母亲，路上却遇上土匪抢劫，行李、钱财和证件都没了，还请老哥帮帮兄弟，让我住一晚，明早就走……”
客栈老板有些为难，说道：“不是兄弟胆小怕事，只是警察查得严，我怕……”
韩子栋见状便起身告辞：“既然大哥有难处，小弟就不好打扰你了！”
老板一把拉住了韩子栋说：“咱是老乡，俺怎么也不能让你睡大街上，这样吧，你委屈一下住在后面的库房里，对付一宿。”
韩子栋笑着感谢老板，可算有个落脚的地方，晚上韩子栋和衣而卧，半夜时听到警察来查房，每个房间查了个遍才走，韩子栋又躲过了一劫。
次日清晨，韩子栋感谢了客栈老板后，向河南出发。之所以去河南方向，韩子栋是早有打算的，在狱中他结识了一位河南的难友郑绍发，当时郑绍发声称蒋介石是他的胞弟，他从河南跑到重庆认亲，被军统扣押在了白公馆。
但碍于他的尴尬身份，白公馆的特务们好吃好喝的供着郑绍发一家，郑绍发是个朴实的农民，他女儿郑喜云也是个善良的姑娘，他们一家憎恨特务，同情狱中的革命志士，看到面黄肌瘦的小萝卜头时，郑绍发心疼的流了泪，经常把肉包子塞给他，让他多吃点。
他们一家对疯老头韩子栋也很照顾，每当有特务故意欺负韩子栋时，他们都会帮忙解围，与韩子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郑绍发即将被释放的时候，曾对韩子栋说如果有机会出去的话，路过河南许昌一定要去他家住几天，还反复说了自己家的位置。
韩子栋想要去华北解放区，正好可以去郑绍发家休整几天，韩子栋走了好几天才找到郑绍发家，郑绍发见到韩子栋很开心，杀鸡买肉招待了他，让他在自己家住着，等战争结束了再走。
韩子栋有使命在身，怎能多逗留，于是对郑绍发说：“大哥美意兄弟心领了，只是家中母亲病重，我得回山东阳谷老家去看望，无奈手里的盘缠都花光了，能不能借贵宝地赚点钱再走。”
“放心兄弟，这事交给大哥了”郑绍发拍着胸脯说道，自从他重庆认亲后，也算是十里八乡的名人，谁不得给点面子啊！
在郑绍发的帮助下，韩子栋在许昌干起了账房和跑堂的活计，还用饭店伙计的身份开了一个路条。干了一个月后，韩子栋领了薪水，就告别了掌柜的郑绍发，坐火车去了郑州，又转到新乡。
他在各个村口间疾驰，躲避着特务的盘查，迫切地寻找解放区，终于在一个村口，他看到了解放军的标语，便果断进村，直奔民兵处，终于找到了他心心念念的组织。
那一天，韩子栋足足睡了一天一夜，他已经太久太久没睡过好觉了，寻找组织的一路上他担惊受怕、奔波得太累了。
中央党组织经过审查，恢复了韩子栋的党籍，并将其派往山东工作。当时中央组织部负责调查韩子栋的同志曾问他有什么要求时，韩子栋淡淡地说：“只希望再活几十年，亲眼看到蒋家王朝覆灭，看到建成社会主义。”
那位同志深情地感慨道：“你能经受14年的秘密监狱生活的考验，即使在全党党员中也是罕见的，堪称难能可贵。”
在完成了使命之后，韩子栋回到了老家，以为他早就死了的妻子看认出他后欣喜若狂，随即也感伤不已，她俊朗健壮的丈夫，不过十几年的光景，怎么就成了浑身是伤病的老头，这十几年他都经历了什么啊，她不敢想！好在一切都过去了，他们一家人团聚了，以后可以守在一起过安稳的日子了！
14年的牢狱之灾给韩子栋的身心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他每次听到铁锅炒菜、钥匙碰撞的声响时，都会不自觉的全身紧张、汗毛站立，心中烦躁不安，想逃跑、想怒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但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和幸存者，他肩负着许多使命，余生他不断的回忆着那段历史，帮助难友书写材料，评定烈士。
他总说自己是在所有狱友的帮助下逃出来的，带着难友们的期许他才能坚持着找到组织，如今自己能为他们做的，除了墓前的一柱香，就是向别人讲述革命同志们在监狱中顽强同敌人做斗争的事迹，革命能够取得胜利不容易，不能忘记那些为革命奉献生命的同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