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旭阳是什么身份_温旭阳个人资料

温旭阳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洛宁地下党最早的组织者，领导者和负责人之一。

温旭阳（1890.12-1936.2），字旭初，又名朝阳，1890年12月出生于洛宁县柴窑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幼年，温旭阳在本村私塾学馆读书，后就读于洛宁县立高等小学。在校期间，他勤奋好学，成绩优秀，思想活跃，喜论国事，经常和同窗好友路连舒、郭永固、郭景阳等秘密约会，组织反清救国会，利用假期，到乡村宣传，抨击时弊，揭露官府腐败和列强侵略。县立高等学堂毕业后，即受聘到张窑村任教。

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青年运动的推动下，他刻苦读书，立志革命。1918年春，28岁的温旭阳毅然放下三尺教鞭，辞别鬓发斑白的双亲，只身前往上海。到上海后，温旭阳进工棚，上茶馆，一边联络结识志同道合者，一边体察感受社会的变革。在一次与工友闲谈中，他得悉孙中山先生寓居上海的消息，便产生了拜谒孙先生的愿望。于是，他到处求亲告友，千方百计打听孙先生寓所，后在一位河南籍军官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以偿。面对着这位仰慕已久的时代伟人，温旭阳谦陈己见，倾吐肺腑，论国势之衰败，言救国之志向，深得中山先生赏识。中山先生向他详细阐述了三民主义和“大同世界”的理想等，温旭阳听后深受启发，开始懂得光有朦胧而单纯的打富济贫的良好愿望是难以获得事业成功的，必须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同心协力一齐干，才能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完成“大同世界”的宏伟事业，并赠他笔和墨盒，鼓励他坚持革命奋斗，于是，他带着中山先生馈赠的毛笔和墨盒，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归途。

从上海回洛宁，数千里的路程，温旭阳因无钱买票坐车，只得徒步跋涉，白天沿途乞讨，夜里和衣而眠，历时40余天，终于回到家乡。原本一个血气方刚、身强体壮的男子汉，一到家竟瘫倒在了床上，朋友们听说他回家纷纷前来看望，当看到他从口袋里掏出的仅是几把枯黄的豌豆苗和野菜苗时，无不为之泪下。

回县后，温旭阳虔诚地信奉三民主义，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主张集会结社，并根据中山先生“大同世界”的理想拟定了大同社章，组织大同社，团结广大劳苦大众，以反抗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1920年，豫西遭遇大旱，尸横遍野，人民群众纷纷外出逃难，当地政府不管不问，不理不睬，温旭阳为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向樊村曹恩祖等借银四百伍拾元分给无法生活的群众，受到群众的爱戴。

1925年，受大革命浪潮的鼓励，温旭阳以打富济贫、除暴安良为目的，在家乡组织建立农民自治会(俗称炮会)，洛河南岸十几个村庄的青壮年踊跃参加，一时声势颇为浩大。此后，温旭阳领导炮会和当地的土豪劣绅进行了生死斗争。在斗争中，他注意团结社会进步力量，主动和当地名人张升初、杜已初联合(时称“三初”)，搞统一战线，提出“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的口号，公开与反动县长程耀阶、当地恶霸张粹甫、雷应甫、李栋甫(号称“三甫”)抗争，戏称程耀阶为程叫街，并把其欺诈群众的罪恶事实写成布告，印成檄文，四处张贴散发，让洛宁人民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同时，温旭阳又亲赴省城告状，国民党河南省府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顺从民意，罢了程耀阶的官。人们闻此无不举额相庆，拍手称快。一时间，“三初进了城，三甫不安宁”的歌谣不胫而走，传遍了县城乡村。1926年，温旭阳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7年，温旭阳在洛宁县底张草庙岭组织群众击溃刘振华镇嵩军部队缴获了武器、马匹，用这些武器装备了农民革命队伍中的“自治会”。

1927年春，冯玉祥率部东征，温旭阳以洛宁县农民代表的身份西上迎接，在潼关向冯玉祥面陈治理洛宁的大政方略，表明“打倒土豪劣绅”的决心和勇气，得到了冯玉祥的赞扬和赏识。冯玉祥在郑州开各界代表会，温旭阳应邀参加，并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提出了治理洛宁的建议，表示拥护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的宣言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主张，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支持。

国民党洛宁县长毛迪康、县财政局长张粹甫等人沆瀣一气、贪污钱财、坑害百姓，冯玉祥下令撤职严办，并委派梁炳麟就任洛宁县县长。梁炳麟一到职，即组建国民党洛宁县党部，由李宗白任主任，温旭阳任执行委员兼农工部长。

县党部成立后，温旭阳等人积极开办党务训练班、中山主义讲习班、农民协会，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阐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主张，组织农民协会，团结广大贫苦民众，实行“二五减租减息”，抵制日货，破除迷信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倡导合理负担，并以告状、请愿等方式与反动土豪劣绅进行斗争，迫使地方当局取消了长期压在洛河两岸人民头上，吸吮人民膏血的“悬粮银子”，受到了广大贫苦群众的热烈拥护。

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遭失败。此时坐镇河南的冯玉祥也随风转舵，由左而右，大肆进行清党反共活动。1928年春，冯玉祥下令要求所辖县府限期成立民团军，并明文责令洛宁、宜阳两县联合组建一个民团旅，委派廉朝臣任旅长。温旭阳、张升初等人以洛宁连年灾荒，群众无力负担民团费用为由，联名上书省府，恳请免建。可是急于登上旅座的廉朝臣却无视民众疾苦，连连指派副官到县催办，对温旭阳等人的陈述非但不听，反而态度骄横。温旭阳不畏权势，据理抗争，并于王范镇集日派人将廉朝臣的副官捆绑起来，戴上一顶写着“打倒军阀余孽”标语的纸糊高帽，进行游街示众。国民党河南省府听说后立即下令撤职查办梁炳麟，解散县党部，缉拿温旭阳和李宗白同志，对洛宁革命人士进行血腥镇压。温阳阳被迫离开洛宁，只得离家出去，辗转到山西、河南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此后，他曾多次秘密回家，给父亲及亲朋好友讲述革命形势，谈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介绍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组织工农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情况，叮嘱家人“要坚强起来”，“我们总有一天会推翻反动统治势力，使大家过上好日子的”。

1928年至1930年，温旭阳为了找到共产党组，亲赴山西，开封进行革命活动。1932年春，洛宁籍中共党员李宗白奉中共河南省委和豫西特委之命，从上海回到洛宁，带回上级党组织“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拟在洛宁宜阳建立豫陕边区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精神。温旭阳见到日思夜想的战友，犹如久旱逢甘霖的禾苗，二人一见如故。经过几天几夜的交谈，凝结在温旭阳心里多年的疙瘩终于解开了，他认识到：要真正解放劳苦大众，彻底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黑暗统治，只有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才可以推翻反动的国民党统治。经李宗白的介绍，温旭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温旭阳工作勤勉，与李宗白朝夕相处、苦乐与共，共商建立中共洛宁县党组织大计。他们深入贫苦群众之中，搞秘密串连，先后发展了马发科、王振纪等十余中共党员，组建了柴窑、中高村、上高村等五个中共党支部，温旭阳和李宗白分别任支部书记。他们组建农民武装，开展以抗苛捐杂税为中心的斗争。温旭阳曾率领400余名农民包围洛宁县城，迫使旧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取消苛捐杂税，使税吏不敢轻易到洛宁西南地区要粮款。正当革命活动日趋高涨之际，河南省互济会负责人张乔叛变投敌，李宗白遭通缉再次被迫离开洛宁。温旭阳忍受着与战友、师长生离死别的苦痛，毅然肩负起领导中共洛宁地下党组织的重任。

1932年冬，国民党洛宁县政府在政治上强化统治，在经济上搜刮民财，各地土豪劣绅也趁火打劫，涂炭百姓。洛南五区区长曹振范借县府摊派大烟捐之机，私自追加款额，强令农民交纳，闹得各村鸡犬不宁。温旭阳于是指派王振纪等人出面组织群众掀起抗烟捐运动。短短几天时间，参加抗烟捐的群众便由几十人猛增到近千人，他们举旗舞棒，一路上高喊“取消苛捐杂税”、“惩治贪官污吏”等口号。从区公所一直闹到县城，国民党县府见势不妙，慌忙下令关闭城门，派民团实行武装镇压，群众便以土炮、火枪还击，一场血战一触即发。县长张廷柱为避免事态恶化，只好下令收兵回城，被迫向围城的农民代表表示；只要大家不再闹事，县府一定认真查处，取消不合理税款。事后，国民党洛宁县政府不仅减轻了大烟捐，而且允许参加抗烟捐斗争的村庄单独成立一个景阳区，直归县府管辖。不再受曹振范等地霸的敲诈勒索。中共河南省工委对温旭阳等人领导、发动的这场抗大烟捐的斗争极为关注，曾三次派人到洛宁巡视指导工作，赞扬温旭阳“有干的决心”。

为了更好地结合实际，开展革命工作。1934年，温旭阳根据中共豫西工委的指示，决定在本村兴办学校，以此为阵地，掩护革命，宣传马列主义，培养教育青年，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温旭阳以自家房院作校舍，发动其他中共党员、农会会员捐献桌凳，指定中共地下党员郭大儒做校董，自己任教员。随后又把家里的几亩田卖掉作为办学经费，创办华族明耻小学，开始在柴窑办明耻小学，免费让农民子弟入学接受教育。为扩大学生视野，增长学生才识，温旭阳利用闲余时间引导学生阅读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的进步书籍，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阿Q正传》《子夜》《女神》等，并以苏武牧羊调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华族明耻小学校歌》：华族明耻小学校，志在育英豪，抗除凶虎豹，彼倭奴逞残虐，迫我廿一条。朝鲜被夺取，台湾并吞了，琉球及冲绳，索款二百兆，奇耻大辱，热血溅洗，誓把倭奴剿。

最近更猖狂，鲸吞满热疆，侵沈阳，陷吉林，血染黑龙江，民众无组织，政府不抵抗，卖国求荣把我锦绣河山拱手送东洋。同胞齐奋起，万众一心，消灭野心狼。

中国地位下降，不齿于列强，丧权辱国臭名扬，法权不治外，关税被限量，租界如林立，外债如山岗，得陇又望蜀，欲壑实天涯。唤起民众，誓雪国耻，驱倭寇振兴我中华。

此外，他通过组织互济会、农会、青年会、读书会等，结合群众的切身利益进行斗争，使当地革命浪潮日趋高涨。

经过两年多的办学，发展党的骨干力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就在邻村黄村、柴窑、张洼、崇阳、底张东南村，长水、缝衣口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成立了区委。温旭阳任书记，曲乃生、吴广武为委员。并与河底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加强了统一领导。还组织了农民读书会，救国会，互济会。使洛宁地下党组织形成一个强大体系，人数达到数千人之多。

为了壮大党的武装力量，温旭阳曾派曲乃生到开封找当时革命的同情者李俊甫，用钱款现洋一千元买枪十支，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革命需要，于是，温旭阳就利用当时地方武装头目与统治政权的矛盾，想方设法同他们联合，相互利用，相互支持，壮大革命力量，使党的武装力量的空间增大。逐步削弱国民党统治的势力。

1935年春，当时25军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率领红25军，从豫南经豫西到陕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温旭阳亲自到陕南洛南会见徐海东将军，汇报洛宁党组织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情况，得到徐海东将军及红25军的支持。

1935年，正是蒋介石向我豫陕苏区进行围剿。为了配合反围剿，温旭阳抓住机会，发动这些地方势力联合起来，打击围剿的国民党县保安团和省保安团第25师，并组织柴窑，东南村、曲阳的地下党员带领农民武装分别对高村、原岭、良泉沟，牛王庙反动势力进行打击，致使围剿的敌人伤亡残重，溃不成军。大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人民的志气，得到中共河南省委和豫西工委的表扬，肯定了温旭阳对整个区委工作的领导才能，对其经验也进行了推广。

温旭阳在以学校为阵地，以教书为掩护，教育、培养进步青年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同时，还积极到校外进行活动，发展党员。他经常怀揣一本圣经，以传经布道的名义到各村走家串户，进行革命宣传。经过他含辛茹苦地工作，短短几个月中共党员已发展到20余人，先后又组建起东南村、曲阳、苏村、黄村等党支部，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洛宁县第一个区级组织——南山区委，温旭阳任区委书记。

中共洛宁地下党组织的迅速发展，日益引起国民党势力的注意和敌视，尤其是为害一方的大地霸张粹甫之流更是百般仇恨，他们官匪勾结、狼狈为奸，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终于向温旭阳伸出了罪恶的魔爪。

1936年春，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紧对根据地的围剿，洛宁当地形势也相当严峻。然而，温旭阳不顾个人安危，仍坚持在明耻小学教书。

4月5日，晨曦初露，在底张峪柴窑村村北的土路上，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匪兵正猫腰弓背，向村中的一户农家小院扑去，不一会儿便把院里院外围了个水泄不通，两挺机枪直对着油漆斑驳的窑门，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学校。几分钟过后温旭阳推门而出，立即被守候在外的国民党匪兵一拥而上，反手绑缚。

温旭阳被匪兵推搡着来到村外一个麦场，奉命搜捕的一个姓唐的中队长因没有抓到温旭阳是共产党的证据，便示意暂停执行，由他到东南村请示大队长徐吉生。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温旭阳没有忘记一个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他健步跳上场边一个碌碡上，深情地环视了下四周熟悉的村庄、河流，然后面对荷枪实弹的匪兵和闻讯前来的群众，神色自若地发表近两个小时的演说。他首先愤怒地斥责了国民党政府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压百姓、涂炭人民的滔天罪恶，然后说道：“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和乡亲们相处了一辈子，谁都知道我温旭阳是一个好人，平常没有犯过什么法，也没有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我有今天，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陷害。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不怕死，我只要求乡亲们记住我是为什么死的。”

说到这里，温旭阳把目光转向国民党士兵：“士兵弟兄们，你们这里面也有穷人，天下穷人是一家，为什么要替地主老财卖命，帮他们干坏事?今天我死，我并不记你们的仇，而是要提醒你们，跟着地主老财走，只有死路一条，赶快醒悟吧!”最后，温旭阳以诵读秋瑾的《感时》诗来作为他演说的结束语：

浊酒难消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当时聚集在麦场周围的群众不下数百人，听着温旭阳慷慨激昂的演讲，无不热泪盈眶，就连那些持枪弹压的士兵也有不少暗自流泪，人群开始骚动，你拥我挤，窃窃私语，从东南村匆匆赶来的敌保安团大队长徐吉生惟恐有变，慌忙下令枪杀了温旭阳。温旭阳英勇就义，时年46岁。

1951年，中共洛宁县委、洛宁县人民政府为温旭阳烈士树碑，以纪念他高尚的革命品质和坚强的斗争意志。

1986年，经中共河南省委批准，在洛宁举行了温旭阳同志牺牲50周年纪念大会。会上，中共洛阳市委负责人高度赞扬了温旭阳高尚的革命品质，坚强的斗争意志，卓越的战略远见和领导才能，号召全市人民学习革命先烈，为建设美好的洛阳而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告慰烈士的英灵。

温旭阳为领导创建豫陕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的追求真理，立志革命的崇高理想、热爱人民，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勇于斗争，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卓绝的战略远见和领导才能，深为广大群众爱戴和崇敬。他用毕生精力献身于人民的革命事业，用鲜血浇灌了胜利之花,用生命铸造了胜利之果,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河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