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英夫是个怎样的人_雷英夫生平事迹
雷英夫(1921年-2005年)，又名雷霆臣，1921年出生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白鹤镇雷湾村一个贫困的家庭。我党优秀的战略家、军事家。
雷英夫，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山西新军教导师军士第二团连政治指导员，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南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宣传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中共南方局军事组成员，军委总参谋部一局科长、作战部资料研究室副主任，叶剑英参谋长军事秘书，《解放日报》社军事副刊编辑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处科长、副处长、代处长，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二十九师八十七团参谋长、副团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八十三师二四八团团长、师参谋长，福州市军管会军事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周恩来总理军事秘书，军委作战部一局副局长兼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中央复员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兵工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作战处处长、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等职。一九六一年被晋升为少将军衔。雷英夫文韬武略，理论实践能融，被毛泽东誉为“洛阳才子”。
雷英夫自幼勤奋好学，在洛阳读初中时家境贫寒，因无法凑齐学费而被勒令退学。无奈之下，雷英夫只得选择辍学。
为了生计，他参加铁路扳道工的招工考试，由于无力缴纳16元的押金吃了闭门羹；后又欲考小学教员，仍因没有押金而被拒绝。为了生计，他多方奔走，先后报考过文书、布店学徒工等，皆因缺钱都无果而终。在尝尽世间人生冷暖、世态炎凉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但年少的雷英夫坚信“天生吾材必有用”。
1938年6月，雷英夫来到了当时中国人们都心驰神往的红都延安，8月，年仅18岁的雷英夫被编入抗大六大队学习。然而，他当时还不知道，这次学习成为他改变一生命运的起点。
一天，毛泽东来到抗日大学看望抗大的同学们，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雷英夫非常激动，他跑到毛主席跟前递上一个笔记本，请毛主席给他题个座右铭，毛主席欣然答应，给雷英夫题写了遒劲有力的两个大字“斗争”，雷英夫深受鼓舞。这是雷英夫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接触。
同年11月，为加强我军的参谋工作，中央军委准备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参谋人员，决定在抗大总校成立一个参谋训练班，学员从抗大优秀学生中选拔。因雷英夫在校期间表现优异，便毫无悬念的成为参谋训练班的一名学员。
1939年春，由毛泽东、陈云等人担任教员的抗大参谋训练班正式开学。毛泽东给参训班上的第一堂课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课堂上，毛泽东的讲解深入浅出、高屋建瓴，台下的学员们聚精会神，边听边记。为了掌握学员的听讲情况，在课间休息时，毛泽东抽查了几位学员的听课记录簿，雷英夫的笔记本有幸被抽到。看了雷英夫的听课记录簿后，毛泽东顿时感到这位小伙子不一般，因为不仅能认真听课、记录，而且在笔记上还写下了自己的见解和理解。为了更多地了解雷英夫，毛泽东询问起身边的滕代远。滕代远十分风趣地说，雷英夫是:“风高夜黑奔梁山”
这一句话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遂追问:“何以言之?”于是，滕代远就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雷英夫的情况。最后，滕代远告诉毛泽东：别看这娃娃初中未毕业，可思维敏捷，遇事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且写得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毛泽东对雷英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39年秋菊黄时节，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道：“南方局工作繁重，叶剑英亟待两名参谋作助手”。这时毛泽东的脑中闪现的第一人选便是雷英夫，于是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好！我给你推荐一个良材，雷英夫。”。
很快，雷英夫就到叶剑英处报道，对外的公开身份是18集团军参谋。在南方局期间，雷英夫果然不负众望，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成为叶剑英身边的得力干将，叶剑英非常满意。当年在重庆，蒋介石准备向十八集团军下手，闻讯后，叶剑英在作战会议上舌战群儒，赢得了国民党众多高级将领的广泛同情，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制造摩擦分裂的企图。叶剑英这一次的讲稿出自于雷英夫之手。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称叶剑英“吕端做事不糊涂”，这件事就是其中一件事。
皖南事变发生后，雷英夫执笔起草了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传单，内容有理有据，驳的蒋介石理屈词穷、无言可辩，在全国人民面前失去了民心。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剑英奉调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雷英夫也一同随行。在延安，雷英夫担任八路军总部作战部资料室主任并兼任《解放日报》军事副刊编辑。
1942年6月下旬，在苏德战争爆发一年之际，雷英夫写了一篇题为《苏德战争一年》的文章，被《解放日报》作为重点文章发表在显要位置并连载两日。文章对苏德双方的战况进行了综合研究，有理有据。
一日，叶剑英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看见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刊有《苏德战争一年》一文的《解放日报》。细观之，文章的许多地方被圈圈点点，且在多处标记。当毛泽东向叶剑英提到这篇文章时，叶剑英忙说:“是小雷写的”。毛泽东赞许道:“这娃娃有出息啦!”接着毛泽东又说，走，去王家坪，我们拜见拜见这位才子。
见面后，毛泽东紧握住雷英夫的手说:“你写的《苏德战争一年》我看了，很好，准确地反映了战争的情况和我党的观点，文字通顺，说服力强，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
雷英夫谦虚地说:“这是报社交给我的任务，算是勉强交差……”
毛泽东继续夸奖说:“听叶参讲，他舌战群儒的讲演稿是你写的，还有南方局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传单，也是由你执笔，真不愧为‘洛阳才子’哟!”
1943年8月18日，一篇署名“朱德”、题为《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的文章，被《解放日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于“军事副刊”。文章强调，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旺盛的战斗士气务需与良好的战斗技术相结合，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该文是按照朱德的观点和思路，由雷英夫执笔写成的。
文章面世后，在高级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一致称赞文章旗帜鲜明，分析深透，抓住了当前军事教育的要害。唯独林彪指责这篇文章是“单纯军事观点”“违背了我军政治建党的原则”。一天，林彪将雷英夫叫到自己在王家坪的住处，劈头一顿训斥，声色俱厉地说:“你是文章执笔人，应该好好检查检查，要从世界观上找问题!”为此，雷英夫深感苦闷与忧虑，找到了朱老总。朱德说:“你不要害怕，历史自有公论。”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严肃地批评林彪，在不适当场合，随意批评军队主要领导人，做法是错误的，并指出林彪对“政治建军”的理解是片面的。能够让毛泽东亲自出面打抱不平，可想雷英夫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
雷英夫除了解放战争时期在陈毅麾下带兵打仗外，其它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央军委总部工作。因此，他能够有机会长期接触、向经验丰富的首长们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加上自身超群的天赋，雷英夫很快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名极有战略头脑的年轻将领。
1946年，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叶剑英担任北平军调部中共首席代表，雷英夫跟随叶剑英也到北平军调部工作，先任叶剑英的随从参谋、后任计划执行处执行科科长，随后又代替宋时轮担任代处长，当时八路军没有实行军衔制，但是为了方便工作，给雷英夫的军衔是中校。
由于雷英夫不仅办事能力很强，而且人也很聪明，在与国民党谈判的过程中，他据理力争，对此国民党方面十分恼怒，但也无可奈何，总是想方设法要把雷英夫从谈判的队伍中排挤出去。他们经过反复揣摩，发现雷英夫的军衔是中校。因此，美、蒋代表就以雷英夫军衔太低为由，要求中共方面撤换，但是遭到了中共方面的拒绝。
正在此时，突然发生了颇为棘手“雷奋强少校之死”、案件。
1946年6月的一天，雷英夫突然接到报告，说军调部赴山东晏城执行任务的小组中，国民党方面代表雷奋强少校被八路军（1946年6月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毙。被击毙的不仅是国民党的少校，而且还是军调部工作人员。雷英夫深感这件事的份量，于是向叶剑英报告，并很快电告了延安。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方面借机大做文章。国民党的首席代表郑介民气势汹汹，声称中共若不“惩办凶手”、赔礼道歉，他们要全体撤回，进行讨伐。南京方面一些政客公然提出要惩办中共“祸首”陈毅，要把雷奋强的尸体运到北平举行国葬，甚至扬言要兴兵讨伐，“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
对此，中共中央十分冷静，提出“先弄清真相，后再作处理”意见，北平军调部决定成立一个三人调查小组，前往山东进行调查。经叶剑英和李克农商量后，决定派雷英夫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参与调查。国民党代表是温天和，此人是军统局的一名老特务，以耍手腕搞阴谋出名。美方代表是马亭上校，此人是军调部美方副参谋长、美军工程师。
6月19日，三人出发，当天就到了山东济南。
在济南调查时，国民党军以枪走火为借口向雷英夫射击，雷英夫立即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严正抗议。由于人证物证俱在，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被迫当场赔礼道歉。但是第二天，在临沂现场进行调查时，国民党又派人向雷英夫开枪。当开枪者被当场扭获后，雷英夫愤怒责问温天和，这个老特务被问得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调查过程中，尽管国民党方面准备了不少漏洞百出的伪证。经雷英夫再三盘问调查，终于查明了事件的真相。
原来，那一天，雷奋强乘一辆轧道车从晏城去济南，他虽是军调部的国民党方代表，但未携带任何军调部的标志或证明。进入解放区后，八路军的哨卡要求其停车接受检查。但雷奋强盛气凌人，蛮不讲理，不仅拒不接受停车检查，而且不顾哨兵的多从警告，横冲直撞。无奈，八路军的战士只好将其击毙。
根据调查结果，三人特别小组给出的主要结论有两条：一是事故责任在雷奋强本人；二是对此事不再采取任何其它行动。
这个结论完全推翻了国民党事先的造谣诬蔑，使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前又一次颜面大失。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勃然大怒，大骂郑介民是蠢猪、饭桶，亲自下令把特别小组中的国民党代表温天和押送南京，交军统局法办。对于温天河的最终结局，雷英夫后来说：“这个国民党老特务为其主子效尽了犬马之劳，这次去山东调查，他为制造伪证和行刺我方人员可以说费尽了心机。但是机关算尽，最终还是受到自己主子的惩处。”
雷奋强的案件调查结束之后，美、蒋方面又提出雷英夫必须离开军调部要求，理由依然是他的军衔太低。同时，郑介民还威胁说：“雷英夫这个人尤难对付，坚决要求调走他，不然的话，就想办法把他干掉!”
美、蒋方面以军衔低为由，要求撤换雷英夫的情况上报到延安后，毛泽东主席笑着说：“雷英夫是我们中共的代表，军衔高低与他们无关，美、蒋有什么权力干涉我们的内政？他们三番五次提出这样毫无理由的问题，本身就很不正常，我们必须坚决拒绝，第一，坚决不同意调换，雷英夫军衔高低是中共内部事务，不需他们干涉；第二，如果他们还不知趣的话，我们马上晋升雷英夫为上校军衔，如果他们还嫌低的话，就晋升为少将。”
后来李克农风趣地说：“若不是敌人还算是知了点趣的话，我们当时就把雷英夫同志从中校直接升了为少将！”
有趣的是，虽然雷英夫在军内资历并不高，但在1955年授衔时为大校，1961年又晋升为少将。
雷英夫的聪明才智在朝鲜战争中有一次得到了证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雷英夫时任周恩来总理的军事秘书、军委总参作战室主任。
当时，虽然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一路高歌猛进，将敌人击退到了大海边，仿佛是战争形势一片大好。特别是苏联和朝鲜领导人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以为全面胜利在即。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朝鲜战局发展的雷英夫认为，美韩联军虽然已经被人民军逼到了釜山一隅，敌人的援兵却在源源不断地增加，此时釜山的美韩军已经达到了二十多万人，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逐渐向联合国军倾斜。特别是釜山的滩头阵地，平均每八公里敌人就有一个师，创造了世界战史上兵力密集之最。此时，虽然几乎所有朝鲜人民军的精锐都在前赴后继地向美韩联军防线猛攻，但是收效甚微，而且后方太空虚，尤其是狭长的地形对朝鲜人民军也很不利。
通过分析，雷英夫坚信，美军不会甘心失败，他们可能调运驻扎日本的两个战略预备队搞突然袭击，从狭长地带的蜂腰部位仁川港登陆，截断朝鲜人民军的后路。雷英夫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周恩来，并从六个方面陈述了理由。周恩来立即将雷英夫的预测和判断，通过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在电话里说，请总理带雷英夫即刻来一趟。
事实上，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对美军的行动也早在预料之中，他预言战争将会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为了未雨绸缪，毛泽东于8月5日命令东北边的防军，务必于8月底前完成战争准备。
当周恩来和雷英夫赶至菊香书屋时，毛泽东正在根据厚厚一大摞电报和资料，仔细研究关于美军的最新动态。在雷英夫汇报其6条理由时，毛泽东一面静听、点头，一面还不时用铅笔在面前的稿纸上写写画画。当雷英夫汇报完毕后，毛泽东没有过多说话，只说了六个字“有道理，很重要”。
随后，雷英夫说，他对美军的“登陆时间”登陆时间也作了预测，9月15日的可能性最大。毛泽东对此颇感兴趣，随即问“能否谈得更具体些”?
雷英夫说:“经过对朝鲜西海岸9月至11月海潮的考察研究，发现有三个最佳日期可供选择，即9月15日、10月11日和11月3日。围绕三个最佳日期，各有2至3日的好时机。仁川海岸可供靠岸利用的时间，每12小时内只有3个小时。假设登陆时间选择在9月15日，这天最高涨潮时间有两次，一次在上午6时59分，另一次在下午日落35分钟后的19时19分。因此，9月15日较另外两次时间相对来说更为可能，故美军登陆极大可能选定这天。”
果然不出雷英夫的所料，1950年9月15日凌晨6时30分，美军在仁川的月尾岛实施登陆。9月16日下午，控制了整个仁川地区并迅速向北推进，将朝鲜人民军拦腰截断。
事后，毛泽东说:“不要什么都认为美国如何如何，我们的小参谋能预测出麦克阿瑟的登陆时间和地点，而且是那样精确，这可以说在军事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我们的小参谋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职能悄然从执行机构向决策机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英夫先后担任过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军事组组长、中央复员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军委作战部作战局副局长及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军委兵工委员会秘书长，后任总参谋部作战部一处处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战略小组成员兼总参谋部防突小组办公室主任，先后负责复员、整编、兵工、作战、外交等诸多工作，他政策水平高，具有很强的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面对繁重复杂的工作任务，毫无怨言，日以继夜，兢兢业业的工作。他曾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政府代表团、军事代表团的成员、顾问出访了苏联、波兰、瑞士、朝鲜等10余个国家，先后两次参加日内瓦会议，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不辞辛劳，四处奔波；他曾作为我国优秀军事指挥员被送往苏联学习现代联合作战军事理论，回国后运用自己深厚的军事理论知识和实战指挥经验，叁与指挥了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炮击金门和边海防斗争等。1955年，雷英夫被授予大校军衔；7月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1年，被晋升为少将军衔；1988年7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雷英夫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长达十年之久，但他始终保持了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
得到平反后，雷英夫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工作。他忠诚于党军队的教育事业，积极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身作则，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直到1985年7月离职休养。
离休后，雷英夫不顾身体多病，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学院全面建设，注重思想改造和党性修养，充分表现了一个老党员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严格要求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在病危时，他向家人嘱托，一定要遵照党中央提倡的丧事从简的精神去办，不给组织添麻烦，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雷英夫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畏艰险，雷厉风行；襟怀坦白，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具有共产党人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德；他好学不倦，勤于思考，博览群书，文化修养深厚。他党性坚强，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廉洁奉公，为人正直；他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谦虚谨慎，一生淡泊名利；他艰苦朴素，团结同志，勇于奉献。
2005年1月9日，雷英夫因病逝世，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