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年是谁_王康年的最后结局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院宣判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
当天下午，王康年被处以死刑后，这一场令人发指的抗美援朝假药事件也引发了更多人的思考。
这背后看似只是王康年曾经利益熏心的行为，实则是建国初期国力衰弱、百废待兴之时，官商勾结、腐败丛生的真实表现。
从古至今，那些大发国难财的商人，即便因此富可敌国依旧会遭到人们的唾骂。对于王康年来说，他在商场上的摸爬滚打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官商勾结中度过的。
更让人感到可耻可恨的是，能够帮助老百姓缓解病痛的珍贵医药用品以及决定抗美援朝战士生死存亡的医疗物资，在王康年这里通通成为了发财的资本。
利益熏心之下不断吃着人血馒头，奸商王康年至今依旧让很多国人恨得牙根痒痒。
本来一生都难逃小人物角色的王康年，在192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年幼的时候，他就很希望能够去上海见世面、闯一闯，更希望自己能够折腾出点名堂。
1941年，17岁的王康年如愿考进了当时的上海大亚电台，逐渐成长为一名电台报告员，看似一份普通的工作，居然改变了他日后的人生轨迹。
这个上海大亚电台，当年主要业务范围是传递商业行情和广告一类信息，有时候还会推送一些商业投资建议。
王康年每天工作在这样的氛围中，接触的都是有关于商业的前沿信息，本来就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宝贵的机会。
除了长时间接触这些商业最新信息，王康年还曾极为用心地努力获取了不少市场调研情况。
就这样，王康年开始幻想自己能走向上海商界最前沿，而他当时也的确抓住了先机，又凭借着自己的岳父杨得春的关系，在当时的上海西藏路生吉里开设大康行，主要经营的商品是毛巾、雪花膏、万金油等这些日用小商品。
最初的王康年对于金钱有着强烈的渴望，还懂得踏踏实实经营生意。苦心经营一段时间后，又将店铺迁至了当时的上海北京西路434号景星里，更名为大康西药行。
而大康西药行恰恰是王康年开始走向堕落的开端。
曾经，很多商界大佬都很奉行“跟着政治做经济”这句话，而王康年当年也恰好摸准了时代发展的脉搏，捕捉到了药品商业中的巨大商机。
当时的上海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后，依旧到处弥漫着紧张的氛围，国共两党虽然经过共同合作将日寇驱逐，可两个党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却开始变得越来越一触即发。
可在当时的王康年看来，全国上下药品的供给面临着巨大的缺口，看似是危机也是巨大商机，而他也因此收集了很多市场资料，更是发现西药领域的广阔前景。
恰逢当年接连不断的战乱使得上海西药进口商业渠道基本全被打断，而国内民众、政府对于西药的需求有增无减，王康年也同样感受到这一领域即将迎来销售黄金期。
因此，他果断放弃了自己原先从事的日用品行业，大康西药行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在后人看来，即便抱着以盈利为目的大康西药行，如果能够给当时的民众及军队提供高质量的西药，并不失为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只可惜，王康年在开始药品生意时，就已经是被利益熏昏了头脑的状态。
之前的大康行一直采用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并没能给王康年积累足够的起步资金，这样一来，即便西药生意利益可观，资金不足的王康年依旧只能望洋兴叹。
但早已掉进钱眼里的他如何能够轻易放弃呢？为了如愿开始自己的西药生意，他打起了市场的主意，甚至搞了一场“空手套白狼”。
要知道，西药生意不同于其他商行，它是政府与民众的刚需且缺口十分巨大。
抓住了这样的市场特点，再加上王康年早先在商业电台工作的经历，他大肆搞起了开业大酬宾，对外谎称商行的货品都在运输中，如果顾客愿意提前支付定金来预定药品，到货后还可以享受更加优惠的价格。
如今看来，王康年的这一做法与庞氏骗局极为相似。
可想而知，求药若渴的民众与其他药品商贩们无不被王康年的这种营销手段打动。大量的订金投向了王康年的西药行。
对于当时的王康年来讲，可谓是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自己的起步资金，而他因为抓住了市场的需求，迎来了事业发展高峰期的同时，那万劫不复的命运随之而来。
资金问题的确解决了，看似完美的经营计划却再度出现了问题。由于西药与普通商品不同，即便在当时市场需求缺口极大的情况下，依旧需要层层审批，哪怕资金雄厚也不能保证药品顺利到货。
这样一来，王康年的计划遇到了新的阻力。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大陆经过短暂的和平又迎来了解放战争，动荡的局势下药品价格飞涨，王康年对外的承诺也很难兑现。
就这样，进货途径越来越困难，药品价格水涨船高，王康年当初靠大包大揽获得的起步资金如若无法按约定兑现药品，可想而知，他的药品生意还没有开始就已经一败涂地。
面临危机，王康年依旧没有放弃对利益的极度渴望，他并没有多加考虑自己已经开始危机重重，反而不停地吸纳客户的定金来填补亏空。
甚至，他再一次动起了歪心思，那就是用客户没能及时取走寄存在西药行的药品来支付其他交了定金来取药的客户。这样的拆东墙补西墙真的是一场无本万利的“好生意”。
动了歪心思，尝到巨大甜头的王康年，在当时丝毫不懂得以良性的方式逐渐缓解自己的商业危机。
可没想到，即便是这样的拆东补西，西药行的经营依旧面临危机，这一次，王康年再度向欲望的深渊跌落。无论如何都无法填补经营上的亏空，他居然动起了生产假冒伪劣药品、以次充好的念头。
救人性命的药品居然在王康年这里被偷换成由玉米粉片，可想而知，如此引发的严重后果有多可怕。
越来越多的无辜民众因此或病情加重、或失去生命，王康年的这一行径也逐渐被人们察觉。
而他私自销售客户寄存的药品的行为，也渐渐地让自己越发的声名狼藉。事情败露后，面对西药行被民众围堵得水泄不通，王康年最终当众承认了自己没有办法兑现承诺以及进行赔偿。
在这样的情况下，负债3亿多元的王康年面临破产。在这其中，一位名叫严广骏的药商因王康年居然损失了2亿多元。
之后的王康年被告上法庭，当时却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本应受到法律严惩的他侥幸躲过严惩。
原因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急需恢复，在工商部门和刚刚成立的新药业工会共同调解之下，大康西药房即便被告上法庭，最终还是可以在负债的经营状态下重启药品生意。
经过了这一场风波，大部分人都会懂得悬崖勒马，可王康年在通往堕落深渊的路上依旧不断加速着。
而这一次，他打得不再只是普通民众的主意，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与好处，王康年选择与当时的机关单位做买卖，而为了让自己的目的顺利达成，他开始不择手段大肆行贿。
据后来的统计，王康年靠着“投其所好、送其所需”，先后将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拉下水，最让后人感到可恨的是，王康年在此之后预谋大发抗美援朝国难财。
当年，上海很多正直的工商界人士已经看到了以王康年为首的许多不法商人对于整个社会与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
他们纷纷开始举报，即便这样，王康年也没有善罢甘休。
恰逢1950年抗美援朝战役拉开帷幕，国家对于药品的需求与日俱增，无奈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际上举步维艰，所以药品的供给只能寄希望于国内的各大药品企业。
早已令很多民众及工商界同行十分不齿的王康年再一次获得了起死回生的机会。
因为抗美援朝军队需要的药品量十分巨大，对于当时的王康年来讲，更是大康西药行的一剂强心针。他也将偿还巨额债务的希望依托于此。
所以，当志愿军派代表来到上海采购药品时，王康年通过关系找到了这些人员，面对他们大包大揽并满口承诺会在预定时间如期交货。
众所周知，战场上的急救药品对于挽救伤员生命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可在王康年拿到订单货款时，他就已经做好了打算。
当时的店员已经提醒他西药行根本没有消发灭定药粉以及氯霉素这些战场上的特效消炎药，更没有渠道去订购这些药品，王康年故技重施估计，再一次用玉米粉以次充好。
这一次，王康年造假的程度更加令人震惊。就连卫生棉球、急救包这些极为重要的医疗物资，他都敢用腐败的棉花，甚至是污染的纱布来以次充好。
可想而知，原本可以经过及时救治保全性命的抗美援朝志愿军，很多因此受到严重感染而牺牲。
纸终究包不住火，随着越来越多的志愿军因此丧命，王康年的可恶行径被揭穿，再加上以往的劣迹斑斑，王康年终于引发了民众广泛的不满。
要知道，单单因为王康年这一类黑心商人生产的假冒伪劣救援物资，就使得志愿军中有2万多人因此丧命，他们都是新中国最重要的精锐力量，如此巨大的损失很快惊动了中南海的最高领导们。
当毛泽东知晓此事后，怒发冲冠并将那些劣质产品扔在地上，大声说道：“该杀！”
之后，毛泽东立即指派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对当时医疗生产和销售行业进行整改与排查，经过大范围的排查后，终于找到了这一切幕后最大的黑手就是大康西药行。
经过调查发现，当时的大康西药行根本不具备任何大规模生产药品的能力，除此之外，为了交付大量的药品订单，王康年还不断地使用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手段。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根本不合格的药品，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地通过层层审查，最终送往抗美援朝前线，可想而知，王康年买通了多少与此相关的政府官员，才使得他的预谋如此顺利地进行。
经过进一步审查才发现，王康年的确是一位腐蚀政府干部的老手。
在破产之后，如果没有国家的扶持，王康年无法东山再起，可他却从不懂得踏踏实实做事业，反而在自己的西药行专门设立了“外勤部”，让他的“外勤部长”不断运用各种手段对国家机关相关的工作人员行贿。
王康年曾公开叫嚣：“大康就是干部的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那个时候，无论是政府工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生活得很清贫，也就是这样，让其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工作人员落入了王康年精心设计好的圈套。
当年，很多报刊都报道了王康年的可恶行径，更是详细报道了王康年尤其在对抗美援朝军用物资方面的造假。
据《人民日报》的记载：
1951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派人到上海购买一批医药用品。王知道后，设法拉上了这笔生意（价值3亿元人民币）”
1951年12月11日，“第一次交货期限已到，货栈里的职工马维善和滕仲年才发现货色还缺一半，王欺骗职工和采购员说：我已在广州买好了一批货色，就要到了。”
两天后（1951年12月14日），广州货物并未运到，滕仲年和仓库记账员马维善又向王康年催促进货。
王推说银根紧，只买了一些价钱便宜的药品，对前线最需要的几种药物（消治龙粉50磅、黄凡士林1200磅、氯霉素 100瓶、消发啶粉400磅、次苍50磅、血压器3只）仍不肯买进发出，继续挪用志愿军的购药款进行投机活动。
面对职工催询，王表示“朝鲜路途遥远，没关系，这事我是拿得稳的。”
这时，志愿军采购员先运一部分药物去东北，责成王康年把另一部分（一亿二千多万元）药物短期内装箱发出。”
1952年1月16日，大康西药行26岁的会计主任董渊，终于将王康年各种无耻行径详细记载后，将检举信投入了政府的举报信箱。
当年，全国上下都在积极开展着“三反五反”整风运动，而王康年也就成为了运动中的反面典型。
他的利益熏心使得抗美援朝志愿军在战场上付出了惨重代价，上海民众强烈要求将这个奸商处以死刑，以此告慰因他丧命的志愿军战士。
最终，在中央的亲自批示下，王康年因行贿罪、投机倒把罪等等一系列的罪名，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当1953年2月28日的枪声响起，王康年重大案件告一段落，也为后人敲响了警钟，这钟声至今依旧振聋发聩，值得所有商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一生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