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法律什么样_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为了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和剥削，战国时代还曾制定了一些政治方面的制度：封建法律的制定战国初期，李悝在魏国变法时所制定的《法经》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化的封建法典。这部法典的重点，主要在于镇压“盗贼”。其后，商鞅在秦国变法也是依据这部《法经》制定法律，只是把“法”改称为“律”，同样把镇压“盗贼”作为法治的主要任务。《商君书•定分》认为，颁布法令和设置官吏是为了“定名分”。定了名分，就能“大诈贞信，臣盗愿意，而各自治也。”封建法律的制定，主要在于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巩固地主阶级专政。

战国中期以后，各国政府为了加强统治，其所制定的法律条文越来越繁多。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上的《秦简》，就是秦国晚期执行的法律。《秦简》中记载的秦律，虽非秦律的全部，但其内容对秦的刑罚却反映得比较具体。

《秦律十八种》的内容相当广泛，这类律文实质上是官府统治所需要的各种规章制度。《田律》、《厩苑律》是关于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牛马饲养方面的法律。它规定要及时报告降雨后农田受益面积和农作物遭受风、虫、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情况，不许任意砍伐山林，“居田舍者毋敢酞酒”（《田律》），按田之数缴纳刍稿，对牛马饲养好的奖励，坏的惩罚。《仓律》、《金布律》对国家粮食的贮存保管和发放、货币流通、市场交易作出了规定。《徭律》、《司空律》是关于徭役征发、工程兴建、刑徒监管的法律。其他的《置吏律》、《军爵律》、《效》和《内史杂》等是关于官吏任免、军爵赏赐和官吏职务方面的法律。总之，从农业到手工业，从徭役到交换，从经济到政治等多方面的制度，在《秦律十八种》中均有反映。这些内容说明，秦国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在极其广泛的领域具体地利用刑罚手段对劳动人民实行镇压。

《法律答问》多采取问答形式，对秦律中的一些条文、术语和律文意图所做的解释。从内容范围看，其所解释的是秦律中的主体部分，即刑法。《法律答问》中很多地方以“廷行事”即判案成例，作为依据，反映出执法者根据以往判处的成例审理案件，已成为当时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表明，当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或虽有规定，但有时执法者也可以不依规定，而以判例办案，这就大大有利于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法律答问》中还有一部分是关于诉讼程序的说明，如“辞者辞廷”、“州告”、“公室告”、“非公室告”等，是研究秦的诉讼制度的重要材料。《法律答问》不是一种私人对法律的任意解释，在当时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其对于了解秦的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封诊式》主要是处理民间民事和刑事的案例。在有关刑事案例中，大部分是关于盗牛、盗马、盗钱或盗衣物、逃亡、逃徭役以及杀伤等方面的内容。多数被告和送请处分的对象，是法律上称为“士伍”的无爵庶民。只有“告臣”、“告妾”的被告是属于奴隶性质的。“告臣”的主人可以因其“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请求卖给官府充作刑徒。“黔妾”的主人爵为五大夫，因女奴“悍”，派有公士爵位的家吏向官府请求处以黔■之刑。这些都说明《秦律》是保护有臣妾的地主阶级利益的。

从史籍和秦律的记载看，秦的刑罚大体可以分为十二类：一、死刑；二、肉刑；三、徒刑；四、笞刑；五、■耐刑；六、迁刑；七、资；八、赎刑；九、废：十、谇；十一、连坐；十二、收。这十二种刑罚不仅轻重不同，而且在同一种刑罚内，又按处死的方式、对肢体残害的部位、鞭笞多少、刑期长短、迁徙远近和资罚金钱数目等，分为不同的等级。《秦律》还规定，各种刑罚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两种、甚至三种并用。这种不同刑罚的排列组合，在秦的司法实战中，使本来种类已相当多的刑罚更加名目繁多，使本来已经残酷的刑罚更加残酷。

当时法令的颁布有一套例行的制度。据《管子•立政》载：每年正月初一，百官在朝，国君“乃出令布宪于国”，地方官要“受宪于太史”；等到大朝之日，地方官都得“习宪于君前”，太史要“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就是要把法令的底册送到太府保管，把法令的典册当国君的面前分发给地方官。然后，由地方官带回地方，向下级传达完毕，“然后可以布宪”，即按法执行。因为这时的太史等于国君的秘书性质，所有法律都由他亲手颁发，而太府是国家保存重要文件和典册的府库，所以法律的底册要送太府保藏。因此战国时代有把法令称为“太府之宪”（《战国策•魏策四》）的。爵秩等级的规定战国时代的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地位，在国君之下规定了不同于过去的“人有十等”的爵秩等级。

当时魏、赵、韩、齐、燕等国的爵秩，大致为卿和大夫两级。在卿中有上卿、亚卿之分。例如魏国，翟璜“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吕氏春秋•下贤》）；在赵国，蔺相如曾“拜为上卿”（《史记•蔺相如列传》）；在齐国，孟子做过“卿”，是当时的三卿之一（《孟子•公孙丑上》）；在燕国，乐毅曾为“亚卿”（《史记•乐毅列传》），荆何曾彼尊为“上卿”（《战国策•燕策三》）。在大夫中有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等。例如魏国，吴起为西河守时，曾赏人为“长大夫”（《吕氏春秋•慎小》），后来须贾曾为魏之“中大夫”（《史记•范睢列传》）；在赵国，蔺相如做过“上大夫”（《史记•蔺相如列传》）；在齐国，淳于■、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都曾列为“列大夫”（《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史记•赵世家》载，赵派赵胜前往接受韩国所献上党郡十七邑时，赵胜告诉上党郡守冯亭说：“敝国君使胜致命，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吏民能相安，皆赐之六金。”这样以“益爵三级”来赏赐吏民，说明当时的赵国还有一整套的爵秩等级。

战国时代楚、秦两国的爵秩等级比较特殊。楚国的最高爵位叫“执”

（《吕氏春秋•异宝》），此外还设有“五大夫”（《战国策•楚策一》）、“三闾大夫”（《楚辞•渔父》）等官爵。秦的爵位，商鞅变法时曾分为二十级。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衰；第四级不更，是相当于士的；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是相当于大夫的；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是属于庶长一等，相当于卿的；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列侯，是相当于诸侯的（《后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刘劭《爵制》）。

列侯也称彻侯，列侯之下还有伦侯。列侯和伦侯有“食其租税”的食邑，《琅琊台刻石》附记随从大臣有列侯武城侯王离（即王翦）、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和伦侯武信侯冯毋择。武城、通武等都是食邑名。关内侯，居于秦的本土“关内”，虽无食邑，但有指定户数的租税收入。据《商君书•境内》载：爵位第八级公乘以下，只有赏赐的田亩，没有“税邑”：到第九级五大夫就有“税邑三百家”；各级庶长、左、中、右更和大良造，都“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有了六百家的赐邑和赐税的，就可以“养客”。“客卿”做到相国，就可以升为正卿。秦国所封爵位，也有以户数作为等级的。《战国策•秦策五》说：姚贾由于破坏四国合纵有功，秦王封他“千户，以为上卿”，便是其例。

秦爵原是军队中官兵的等级身份。不论官或兵，如立了军功就可以逐级递升爵位。凡是斩得敌国甲上首级一者，国家就赏赐爵位一级、土地百亩、宅地九亩和替服役的“庶子”一人；要做官的，“为五十石之官”（《韩非子•定法》）。《荀子•议兵》所说的“功赏相长也，五甲首隶五家”，就是说斩得五个甲士首级的可以给予“五家”作为隶属的人。接着《秦律》规定：在一定范围内，爵位可以用来赎免自身或家人的奴隶身份；犯罪时，还可以按照爵位高低在一定范围内减轻刑罚。所以，《秦律杂抄》云：“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即有帮助秦人出境，或除去名籍的，上造以上罚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这就是说，同犯一罚，因爵位高低不一，而判刑也就不同。

战国时期的法律是公开维护当时的爵秩等级的。秦在商鞅变法时颁布的变法令，就有“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传》）的规定。李悝在《法经》中对尊卑爵秩等级其及占有田宅、奴隶也有规定，超出这个规定的叫做“逾制”，这在《法经•杂律》中就有严禁“逾制”的法律条文。这时的爵位一般不是世袭的，是对过去的世卿世禄制的一种否定，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战国的兵制变化与防御工事的进步春秋战国之间，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社形式的崩坏，宗法制的解体，以氏族组织为基础的宗族成员和“私属”的军队编制解体了。由于“国”“野”区别的消失，战争规模的扩大，以“国人”为军队主力的状况也改变了。为了适应当时战争的需要，随之也就产生了新的军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