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思和是谁_齐思和个人简介

齐思和（1907～1980）字致中，山东宁津人，著名历史学家。燕京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任北平师大教授，燕大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任北大历史系教授，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等职。学识渊博，兼通古今中外。在先秦史，世界中世纪史方面造诣尤深。重要论著有《西周地理考》、《战国制度考》、《中西封建制度研究》、《世界中世纪史讲义》等。1961年任《世界历史小丛书》副主编，对历史科学的普及做出了贡献。1980年病逝。

　　南开中学与曹禺丰子恺同窗

　　父亲先是在燕京读大学，后来又在燕京执教，前后有二十多年。

　　父亲是属于二十世纪的人：出生在二十世纪，受教育在二十世纪，去世在二十世纪。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化的时期，那个时代的学者也是各式各样的，父亲应该算哪种类型呢？我想他是属于二十世纪新式学堂教育出来的学者，从他的履历来看他完全符合这一点：他的小学是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度过的，中学则是南开中学，大学一年级是在南开大学，二年级转到燕京，后来又去哈佛……在这方面可以比较的是周一良先生，他在上大学之前完全是由自己家庭私塾培养的。

　　父亲在南开中学的那批同学可谓是人才济济：曹禺，天天拿着毛笔在那里写小说；父亲的另外一个同班同学丰子恺画画；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对历史发生了兴趣，经常写一些关于历史的文章。这就引起了范文澜先生的注意，在当时也有点对父亲“重点培养”的意思。后来也是在范老的鼓励下，父亲在南开中学毕业之后就报考了南开大学的历史系。

　　也是由范老教，读了一年之后，范老对父亲说：“你这么喜欢念书，不如到北京去，天津毕竟是一个商业城市，北京才是文化城市，那里的名师多。”

　　那是在1928年，燕京正好在招收插班生，父亲就报考了燕京历史系的二年级。

　　父亲刚到燕京大学的时候，燕京大学的名气并不大，但是已经颇受重视。到了燕京大学之后，父亲像是到了另外一个天地，这个天地里的空气跟天津截然不同。当时燕京大学刚刚从北京城内盔甲厂旧址搬到西郊海淀新址，美丽的校园内汇集了大量的名师。创办人司徒雷登一心想把燕京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洪业先生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来，在他看来，现代化的中国首先要有现代化的教育，洪先生是搞历史的，自然把历史看成是现代化教育中的重中之重。所以洪先生按照美国的模式，带着自己的期望，在燕京开始改造历史系，延请了大量的名师。

　　在此之前，燕京有名的老师不过陈垣先生一个人而已，之后顾颉刚、容庚等人都陆陆续续地来到了燕京。后来燕京的发展，处处都带着洪业先生设计的影子。

　　“父命不可违”被“逼”留学哈佛

　　父亲进入燕京大学的那一年，哈佛大学也正在中国寻找合作者，由美国铝业大王霍尔的基金会出钱，在中国创办一个汉学中心，最后这个机会被司徒雷登和洪业先生争取了过来，获得了那批资金的五分之四，组成了一个汉学机构，这就是哈佛燕京学社。资金则由燕京来管，具体负责人是一个美国人，但是洪先生的意见举足轻重。

　　父亲是第一个由燕京派往哈佛的学生。当时燕京每隔四年可以推荐一个人到哈佛去学习，由哈佛燕京学社出奖学金。哈佛要求这个人一定要在四年之内拿到博士学位，如果拿不到，哈佛就要在别的学校去物色这样的人选。父亲一进入燕京就显示了自己的史学根基，当时顾颉刚先生在燕京讲授“中国上古史研究”，父亲非常喜欢这门课。父亲回忆顾先生上课的时候常常旁征博引，见解新颖，学生都特别欢迎。顾先生上课，每堂课都要写满三个黑板。每遇到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同他的学术观点，顾先生必定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各抒己见，开展讨论，借此来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父亲听了顾先生的课，在大学期间就写了《与顾颉刚师论〈易系传〉观象制器书》那篇文章。1929年，燕大历史系筹办《史学年报》，编辑《史学年报》的任务竟然落到了父亲这个“外来户”的身上。

　　父亲担任《史学年报》的主编一共三年，一直到他毕业。他毕业的时候，他的同学在《燕大年刊》上为他的毕业照片题词说：“于学无所不窥，上自群经诸子，下至康、梁、胡、顾；每读一书必有新奇问题发现，尤精于考证学、史学方法、两汉历史。”

　　可能是这个原因，洪业先生看重他，把他作为去哈佛留学的人选。可父亲开始并不想去，因为父亲当时的兴趣在中国史方面，他自己说：“四年的工夫在中国我可以做出很多成绩来，到美国我去做什么呢？做中国史？那里没有书，教授也不如中国。”但是洪先生就是看中了他，认为父亲能在四年之内拿到博士学位。

　　他劝告父亲说：“你应该去，不光是能够保证四年之内拿到博士学位，保证这个人选落在燕京大学，而且对于你个人也有好处，到美国去，看看他们的研究方法，可以开阔你的眼界。”但是父亲还是不想去，洪先生无奈之下，就去动员我的祖父，祖父就又跟父亲谈。父亲当时还是有传统的思想，觉得“父命不可违”，只好去了哈佛。

　　但是去哈佛也有难题，让父亲感到犯难的是不知道到了美国之后学什么，学中国史，好像在那里没有什么可学的。洪业先生又建议父亲：“你到那里去就学他们最擅长的学科。”三四十年代的哈佛，是美国史研究的重镇，所谓“明星教授”云集。洪先生建议父亲到那里去学美国史，父亲当时还不太情愿：“美国史那么短？！”洪先生说：“虽然美国历史比较短，但是他们研究得比较深，你可以学习他们研究的方法，回来之后用这种新方法研究中国史，对于中国史你就能有新的突破。”父亲到了哈佛之后，觉得自己责任重大，因为不单关系到自己的学业，还关乎到学校。所以到了之后一头扎进了图书馆，开始了现在所谓的“三点一线”的生活。父亲的苦工没有白费，在哈佛，就连当时以严格要求著称的施莱辛格教授，都不得不对父亲刮目相看，给了父亲的论文很高的评价。这样度过了四年，算是不辱使命，把博士学位拿了下来，而且也了解了当时国际学术界的趋势。我们家里现在还保存着父亲在美国学习时的笔记，一大本一大本的。

　　回国任教开辟比较史学

　　父亲学成回国之后，就任北师大历史系的教授，父亲为什么去北师大呢，他说：“我一直在私立学校学习，我想到国立学校去教书，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父亲带回来的是一个新的学科，听父亲说当时在美国真正学美国史的包括他在内就只有两个人，另外一位是皮明举先生，后来一直在湖南，是清代大学者皮锡瑞的后代。当时父亲除了在北师大专职任教之外，还在北大、清华和燕京同时兼课。父亲在北大开的是史学理论和世界现代史，最近天津古籍出版社要出版名师讲义，让我编父亲的讲义，我就又在家里找了一通，经过了多少次劫难，父亲的手稿所余不多，幸好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父亲1936年在北师大开的史学概论讲稿，后来又找出来一份1957年在北大历史系开的“历史古籍选读”讲稿中的一章，交给了出版社。

　　史学理论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门新学科，很受重视，父亲利用自己在美国学到的方法树立了自己独特的一种学风，即研究中国的也研究外国的，形成了“比较史学”的学术特点。父亲回国的第二年，胡适曾经打算把父亲聘请到北大专职任教，跟父亲谈了之后，父亲也希望到北大去。父亲在北师大辞职，决定接受北大的邀请，但是紧接着“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因为祖父齐璧亭（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校长）跟随学校搬到了大后方，父亲不得不留在北京以便就近照顾在天津的祖母，又不愿意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学校里教书，所以就回到了燕京执教，北大没有去成。

　　直到1952年，父亲才到了北大，父亲和北大的缘分，到了这里才算“圆”了。

　　两度回燕京出任人文学院院长

　　父亲重回燕京的时候，我已经记事了。我跟随父母从琉璃厂旁的一个胡同搬到燕京，感觉像是进了一个大花园。从1937年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我们先是在燕京附近的冰窖胡同住，后来就一直住在燕南园56号。

　　珍珠港事变以后我们就搬出了燕京，为了谋生，父亲和一批不愿意和日本人发生关系的教授都去了中国大学教书，那是当时跟日本没有关系的一所大学。

　　1946年，燕京复校，又是洪业先生策划的，当时洪先生在城里新开路的住所，成了燕京人联络的中心，不停地研究复校的方案。那一年，我们全家也都回到了燕京，搬进了燕南园51号，当时是燕南园最大的房子，因为父亲的藏书比较多，而且当时还是人文学院的院长。1949年，学校开始调整房子，从1949年到1952年的几年里，我们在燕南园搬来搬去，最后在燕南园66号定居下来。那个院子，曾经是冰心先生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