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之死怎么回事_吴起之死的典故
前言：随着赵、韩、魏三家分晋，春秋时代进入了尾声，战国时代来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此事件作为开篇，足以见三家分晋所带来的影响有多恶劣。
事实也的确如此，三家分晋事件的产生，使得周王室权威完全丧失的同时，也使得中原的战事不断升级。春秋时期争霸的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更为残酷的灭国之战来临。
于是，各国为了在这个乱世之中占得一席之地，纷纷开始变法。魏国就是第一个变法的国家，后世称为“李悝变法”。
魏国的李悝变法，确实为魏国带了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尤其是魏国的魏武卒更是令中原诸侯闻风丧胆。在《吴子·励士》中记载，魏国曾经在阴晋之战中用五万魏武卒击败了秦国的五十万大军，足可见魏武卒的强悍。
而魏武卒的训练者，就是吴起。
吴起一开始在魏文侯麾下任职，负责训练魏武卒。魏文侯死后，魏武侯受到旁人蛊惑，对吴起产生了猜忌。吴起无奈之下，只好离开魏国，前往了楚国，并在楚国进行变法，史称“吴起变法”。
不过因为楚国的贵族势力过于强大，所以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仅仅在楚悼王在世之时得到了施行。在楚悼王死后，吴起立刻遭到了楚国贵族的打击，最后身死法灭。而造成楚国贵族势力如此强大的原因，就是封君制。
本篇笔者就从吴起之死说起，聊聊楚国的封君制对楚国产生了什么消极的影响。
吴起之死
吴起一开始在魏国担任将领，是魏武卒的直接领导者。可以说，魏国能够在战国初期称霸那么久，和吴起脱不开关系。然而好景不长，魏文侯之子魏武侯并没有继承他父亲那知人善用的能力。他只是凭借着公孙痤的一些只言片语就对吴起起了猜忌。吴起一怒之下，忿然离去。
好在吴起这样的大才在哪里都能施展才华。楚国楚悼王不满楚国积弱，决定效仿魏国施行变法，而在魏国待过的吴起就是最好的人选。
吴起来到楚国以后，就为楚悼王分析利弊，并提出楚国“大臣太重”和“封君太众”两个观点。也正是这两个观点，为吴起最后身死埋下了伏笔。
·先说楚国“大臣太重”
针对大臣太重的现象，吴起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
禁止大臣结党营私，加强官员的绩效考核，奖励有作为的官员。 减少不必要的官职，削减俸禄，节省开支。 杜绝权门请托之风，禁止官员损公肥私。 ·再来说说楚国“封君太众”
针对封君太众的现象，吴起也制定了一些列的措施：
封君超过三代的贵族都取消爵位。 对无功的贵族及其后代，实行均其爵、平其禄的政策，对有功的人授予爵位。 废除对疏远王族的供养来抚养战士。 从吴起的话中来看，楚国之所以积弱，是由贵族和官员两方面导致的。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封君太众。
春秋末期，赵、韩、魏三家分晋，引起了诸侯们的恐慌。于是中原诸国纷纷开始改革制度，加强中央集权。然而这一切都和楚国无关。直到战国时期，楚国依旧施行着“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左传·宣公十二年》）的选官制度。
这样的选官制度使得楚国朝政上下的重要职位基本上被贵族势力所垄断。比如楚国著名的屈、景、昭三家公族势力，直到楚国灭亡都依旧垄断着楚国的朝政。“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中的三户就是指这三家。
因此，吴起口中的两个问题归结到一起，其实就是楚国的贵族势力过于庞大。正如黄徳馨在《楚国史话》中提到的：“在楚国，大臣和封君基本上是一回事。”
吴起的变法内容触及到了楚国贵族们的核心利益，再加上楚国的贵族势力过于庞大，所以在楚悼王死后，吴起失去了他的靠山，哪怕他当时官至令尹（楚国除了君王外最大的官职），也难逃一死。
楚国的封君制
西周之时，周天子分给诸侯土地，被称为“分封”。而诸侯们将土地分封给卿大夫，则被称为“采邑”。三家分晋以后，诸侯们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就废弃了传统的“采邑制”，转而施行了“封君制”。
采邑制和封君制的最大区别就是：获封采邑的卿大夫，拥有着绝对的自治权，其封地完全就是国中之国。而获得封地的封君，则只享有封地的租税，但不享有封地的所有权。
众所周知，战国时期正处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为了适应这个错综发杂的乱世，各国诸侯都致力于强兵富国，并加强中央集权。
而楚国却正好相反，其反常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其余国家将封地封在边疆地区，旨在让封君们稳固边疆，而楚国的封地范围则是非繁华地区不封
战国时期，诸侯们一般都是将边疆地区的土地分封给他们，旨在鼓励他们开疆扩土。比如秦昭襄王时期的穰侯，他的封地在陶邑。这块封地远离秦国，在齐国境内。穰侯为了扩大自己的封地，不惜要越过韩、魏等国去攻打齐国，借此扩大自己的封地。
而楚国则恰恰相反。我们都知道，在战国七雄当中，楚国的地大物博是出了名的。然而楚国的封地却大多在繁华地区。比如楚惠王时期，公孙宽就因为封地位置太偏僻，请求易封，结果楚惠王直接将其封在了鲁阳（楚国繁华之地）。
正因为楚国的封地位置过于繁华，吴起在变法时才会提出“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吕氏春秋·贵卒》）”的建议。
二、吴起所说的楚国封君太众现象
在说楚国封君太众之前，我们先说一下楚国封君世袭的问题。
上文中已经提到，采邑制向封君制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为了控制封君们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封君世袭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事实也的确如此，除楚国外，其余六国世袭的封君只有两个：齐之孟尝君和魏之安陵君。除了这两个封君以外，其余的封君一般不过三世就会被收回，有的甚至在封君死后就会收回封地。比如穰侯魏冉。《史记·穰侯列传》记载：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复收陶为郡。
而楚国就不一样了。楚国的封君明面上是二世而收爵，吴起变法时则是三世而收爵，但是实际上楚国的封君一直是世袭的。
还是采用上面提到过的公孙宽易封之事，《国语·楚语》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文子辞，曰：“梁险而在境，惧子孙之有贰者也。夫事君无憾，憾则惧偪，偪则惧贰。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贰者，臣能自寿，不知其他。纵臣而得全其首领以没，惧子孙之以梁之险，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孙，施及楚国，敢不从子。”与之鲁阳。
在这段话中，有一句话很关键，那就是“惧子孙之以梁之险，而乏臣之祀也”。如果楚国的封君不是世袭的，那么又何来惧子孙之以梁之险作乱呢？
而楚惠王的时期，还远在吴起变法之前。也正是因为楚国只封君而很少夺君，才会造成楚国的封君越来越多，直到吴起到来时发出“楚国封君太众”的感概。
楚国的封君制，明面上是取代了传统的“采邑制”，但是实际上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
封君制对楚国的消极影响
战国时期的楚国，尤其是消灭越国以后的楚国，曾经强大一时。“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并非信口雌黄，而是真实存在的。
论领土面积，在楚怀王灭越以后楚国最大；论兵力，楚国“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论粮食，楚国“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来自《史记·苏秦列传》）
然而拥有着这么大优势的楚国，却在楚怀王、楚顷襄王之时，迅速衰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国统一天下。而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楚国的封君制。
一方面，楚国的封君多为世袭，凭借着一代代积累下来的大量财富，封君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内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且不用理会国家大事。
战国时期，楚国的封君数量急剧上升，并在楚怀王、楚顷襄王之时达到鼎盛。《战国策·楚策》中记载：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
这四个人不仅受到楚王的专宠，而且其封地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更严重的是，这四个人嚣张跋扈，淫逸侈靡，完全不顾楚国的死活。果不其然，当庄辛说完这番话后不久，秦国就攻陷了鄢、郢、巫、上蔡、陈之地。
另一方面，楚国封君的封地大都是战略要地，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
比如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其封地位于江东。江东乃是楚国的战略要地，掌握着楚国的经济命脉和军事命脉。楚考烈王将此地分封给春申君，实际上就等同于将整个国家根据交给了他。这样的现象，在楚国的封君中极为常见。
封君世袭的现象，使得楚国的国家资源过于分散，从而造成民心涣散，军队战斗力不高。而封君封地的地理位置，又大都处于楚国的战略要地，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
楚国的封君们掌握着楚国的大部分资源，却各自为政，不为楚国着想。试问，在这样的背景下，楚国又怎么可能打赢国家资源高度集中的秦国呢？
结束语
吴起变法，其本意是为了消除楚国的顽疾，解决楚国“政出多门，封君太众”的现象。然而他低估了楚国贵族们的势力，没有笼络新兴地主阶级，而是选择了单枪匹马地应对他们。因此，在楚悼王死后，单独面对贵族们的吴起也死了。这不得不说是吴起的悲哀，也是楚国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