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死后子女怎么样了_汪精卫的后代状况
1944年11月13日，《申办》头版整页只刊登了一则消息，加粗放大的标题格外醒目：《国民政府发表申明 汪主席在日逝世》。
左侧是一张汪精卫身穿军服站在青天白日旗下的照片。
对于汪精卫这个卖国求荣的天字第一号大汉奸，国民政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将他的死讯刊登在头版头条，并在下方中发表了《悼念汪主席》、《恭迎汪主席灵榇一瞥》、《日皇赠汪主席菊花章颈饰》等通讯，实属蛇鼠一窝，对民众的愤怒之情置若罔闻。
报纸付梓三天前的下午四点，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终年61岁，随侍在侧的只有妻子陈璧君与幼子汪文悌，相当孤苦凄惶。
这对汉奸夫妻共育有六名子女，除一子早夭外，剩下五个孩子都在陈璧君入狱后弃母远走，最终陈璧君无人陪伴地死在了提篮桥监狱。
落得如此下场，真可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大汉奸客死东瀛
1944年11月10日，汪文婴接到来自日本名古屋的电文：“汪兆铭今晨六时体温四十度，脉搏一百二十八，说呓语。”
当天下午四时，“天下第一大汉奸”汪精卫客死东瀛。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学者李志毓所著的《惊弦》记录，大汉奸汪精卫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身如破斧，心似寒灰，饱尝了命运对他的谴责与惩罚，国民党内部斗争汹涌，汪精卫遭到制裁，心境相当苦闷；
同时健康每况愈下，1935年爱国志士孙凤鸣高呼着“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开了三枪，没能取出的子弹时时刻刻拷问着着汪精卫的身心，因此他不得不偕同妻子陈璧君及幼子汪文悌前往日本进行手术治疗。
如他所言：“艰难留得余生在，才识余生更苦。休重溯。算刻骨伤痕，未是伤心处。”
手术虽然取出了汪精卫体内的弹片，可是诱发了一系列感染。
一月汪精卫突然发热并背部剧痛，“起立困难，须人扶掖，渐至不能行步”，他内心相当焦躁，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或是把公文抛掷在地，或是用双手猛抓自己的头发。
三月再次接受手术治疗，从此一病不起，直到11月10日终于病死。
汪文婴是汪精卫与陈璧君的长子，他与三个妹妹都身在中国，没能见到父亲汪精卫的最后一面。
如此身心备受折磨的晚年，死前不能回到家乡、儿女齐聚，以国家利益换取个人荣华的汪精卫的结局不可说不是现世报应。
女汉奸魂洒大海
汪精卫身死不足一年，1945年8月14日，日本裕仁天皇下达投降诏书，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虽然头号汉奸汪精卫侥幸早死而逃脱制裁，但其余替日本帝国主义为虎作伥的汉奸们迎来了末日，其中当然包括与汪精卫并为国人所不齿的天字第一号卖国贼其妻陈璧君。
“该案主角陈璧君，在傀儡政府中虽未担任正式职位，但据称系有力之策励者，伊曾影响其夫汪精卫之失败主义思想……陈璧君喜自诩为政府之慈禧太后，其权力甚大，有谓其颁发命令于陈公博者。”
1946年4月14日，美国合众社在苏州发出电讯，报道了将在两日后开庭公审的汪伪汉奸案，无论是这条电讯还是两日后的公审，女汉奸陈璧君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这位臭名昭著的主角确实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
早年间，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携妻子卫月朗下南洋谋生，从家乡广东新会去到马来西亚槟榔屿经营橡胶业。
日积月累，陈耕基成为了当地相当有名望的巨富，陈璧君便出生在这样一个富庶的马来西亚华裔家庭。
陈璧君16岁进入女校时，同盟会在槟城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热情高涨的陈璧君被吸纳为同盟会分会的会员。
她在这里见到了前来筹募经费的汪精卫，并一见倾心，当汪精卫要离开去往日本时，陈璧君舍弃家庭，携带家财与汪精卫一同去到东京。
1910年初，汪精卫带陈璧君回北京执行刺杀任务，行动失败汪精卫被捕，陈璧君设法营救。
汪精卫出狱后，两人于1912年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从此陈璧君便成了汪太太。
汪精卫汉奸集团的二号人物陈公博有句名言：“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
陈璧君恬不知耻地自诩为慈禧，实际上确实既做了像慈禧一样卖国求荣的丑事，也落得了慈禧一般遗臭万年的骂名。
汪性格优柔，做事无担当；陈璧君则不然，做事莽撞，不计后果和影响，任人唯亲，贪图权势。抗战时期她一步步助纣为虐，怂恿鼓励汪精卫投靠日本，由此夫妻二人走上了不归路。
陈克文在日记中曾感叹：“他描述过去日本人入寇的时候，陈璧君和她的儿子、侄子和一班攀附人物的贪污跋扈的事实，汪文婴那种暴戾阴险的行为更是闻所未闻。汪家现在的破落残败和陈璧君个人的牢狱受苦，可以说都是陈璧君个人种落的种子最多。”
公审时，陈璧君极力狡辩，甚至把《中日满宣言》说成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取消满洲国。我们如果一切做得好，一定能达到目的，我们是为国家，为社会，不计自己利益的。”
当时前往采访的记者都听得出神，不由感叹：“陈璧君这张嘴好厉害，她和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就是汉奸，她的说法也就是汉奸理论。”
公审过后，陈璧君被以“通谋敌国、谋图本国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关押在苏州狮子口监狱。
入狱之后，陈璧君依旧不改嚣张本性，当看守人员直呼其名而不叫“汪夫人”时，她立即破口大骂。不过，留给陈璧君趾高气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陈璧君入狱初期，小儿子汪文悌以及不少同伙亲友也被关押狱中，外面的子女们还常去探望，后来儿子和同一案情的亲友都假释出狱，陈璧君就相当孤独难耐了。几年后局势逐渐紧张，她的子女纷纷携带家产离开大陆，纷纷去香港、美国。
汉奸子女大难临头各自飞，陈璧君在狱中逐渐病重备受苛待，陈克文感叹说“儿女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她，即使记得，也无从为力了。”
1949年苏州解放后，陈璧君被转移关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女监，她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
来到上海时陈璧君身体状况可以说是相当糟糕，出于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上海监狱系统没有因她是大汉奸或子女远走而对她的病情不管不顾，十年间，陈璧君有一半的日子是在监狱医院度过的。
相比于在国民政府监狱的一贯跋扈横行，陈璧君感受到了新中国监狱对她的挽救与关心，思想逐渐转变。
1955年她在思想汇报中写道：“我到女监，初期是很不能心平气和的，以为成王败寇，但每天的《解放日报》和我幼子送进来的书，令我心平气和。
知道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我是一个自问很努力学习的人，也觉得恍如置身于革命大学，但可惜我的病亦随着我的年龄增加。”
1959年6月17日晚9点15分，陈璧君病亡于提篮桥监狱医院，没有一个子女亲戚陪伴在她的身边。
骨灰火化后，汪文婴妻子的弟弟谭文亮将她领走送到香港，在尖沙咀简单举行了一个悼念仪式，由子女乘汽艇将骨灰抛洒到了赤柱海域。
“第一号女汉奸”陈璧君就此落幕。
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汉奸子女
最先抛下狱中母亲远走的是次女汪文彬。未婚夫徐锡祯回忆，二人订婚不久，汪精卫就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日，过了一段时间，汪文彬就消失了。
这期间汪文彬被人绑架送到偏远山区，寻回来时精神受到严重打击，在青岛当了修女。
陈璧君入狱后，汪文彬与她大吵，“问她有何面目见已死的丈夫，她气愤到要和女儿断绝母女关系。彬彬得教会派遣，已于数日前赴美留学。”
1948年汪文彬就离开家人前往美国留学，之后回到了陈璧君的家乡马来西亚工作。
最初在一家医药公司做事，后来转向从政，曾任马来西亚医药部门高级主管，退休后又隐居继续当修女。于2015年在马来西亚去世，享年95岁。
“美美姑（汪文惺）是汪家中比较冷静的人，也聪明，现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从盛极的时代慢慢走到衰落破败的境地，确值得她伤心的。”
长女汪文惺是第二个远走的。
丈夫何孟恒在公审后也被关押于狱中。即将出狱时，丈母娘陈璧君告诉女婿：“这里有敬莲（陈璧君侍女）照料，不必挂念，快些回到南方，尽一些人子之责吧。”于是何孟恒出狱后便携妻带女一家人迁往香港。
初到时他们隐姓埋名，根本不敢说自己是汉奸汪精卫的女儿女婿，用积蓄承办一个小花卉农场营生度日，但香港物价高涨，农业又连年亏本，他们日子过得相当穷困，只能将农场卖掉四处打工。
为了贴补家用，曾经养尊处优的汪家大小姐汪文惺，不得不在生下二女儿后出去学习裁缝。可裁缝收入微薄，她又辗转到香港教育司教育培训班学习，之后在香港的多所小学任教，直至1970年退休。
1981年丈夫何孟恒退休后，夫妻二人定居美国新泽西州，汪文惺与妹妹汪文彬同样在2015年过世。
这是汪精卫与陈璧君五个子女中最无辜的两位，她们没有参与父母的卖国事业，始终置身事外。抗战期间两个女孩避居杭州，甚至还跟着同学上街高呼过“抗日救国，惩处卖国贼”。
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要打倒的其实就是父亲汪精卫与母亲陈璧君，也没有意识到即便自己并未同流合污，但也还是要因父母的罪行而备受冷眼与折磨。
除了这两个女儿外，汪精卫还有一个女儿叫汪文恂，在香港大学文学院教育系1969至1970年全日制师生合影照中，二排左起第四个身穿旗袍的女人就是汪文恂。
汪文恂与两个姊妹不同，她相当愿意成为父母的左膀右臂在政坛大展身手，做事也像极陈璧君。她曾担任汪精卫的秘书，为其整理文稿，所以在汪精卫团伙卖国投日的罪恶行径中，汪文恂难脱其罪。
2002年，80岁的汪文恂在香港去世，终其一生也没有公开对自己及父母所犯下的罪恶有过反思与忏悔。
然而极为讽刺的是，汪文恂离开大陆到香港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早年在圣玛利中学担任班主任和国文历史老师，女画家卓以玉就是她的学生，后到香港大学教书。
她的学生曾回忆：“当年的课程有一门与此平行的科目，叫中国教育原理，由汪文恂老师用中文主讲，内容主要是我国思想家的教育观。”
一个参与卖国行径并始终不肯反思的人，摇身一变开始教授中国思想家的教育观，汪文恂仿佛用自己的人生经历给学生做了一个反面教材。
与汪文恂同样铁嘴铜牙的是他的哥哥汪文婴。他曾在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任第三厅军需处处长，自然没少助纣为虐，参与父母的卖国行径，但始终不肯谈及对民族与国家的损害，只说自己的父亲“作为政治家，他是失败的。”
公审后做了几年牢，汪文婴被保释出来。作为大哥，汪文婴继承了大部分汪精卫与陈璧君的私产。但母亲和弟弟还在狱中时，汪文婴就抛下他们逃到香港。
陈克文在日记中记录过与汪文婴的交往，几次来找他帮忙变卖房子与黄金，说是“文婴又托代为出卖赤壁路的房子，说要给弟弟做学费，和准备恂恂姑的结婚费用。”
其实“大儿子孟晋到了香港，把家当都从赌金中输光了。”
后来汪文婴又从香港移居美国加州，他不敢用真名生活，大半生用乔治约翰逊这个名字示人，直到2011年在加州去世时，墓碑上才又出现了汪文婴三个字。这种不能以真名字真面目示人的煎熬，也算是汪文婴罪有应得。
汪家子女中最后离开大陆的是幼子汪文悌，他也是唯一公开对父母卖国行为进行反思的。
汪文悌曾出任汪伪政府教导总队大队长，18岁时以“从事训导附逆分子”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与母亲陈璧君同样关押在苏州监狱。
出狱之后，哥哥姐姐都已经出逃，汪文悌流落上海，但还是经常到提篮桥看望陈璧君，勉励她好好接受改造。
后来，汪文悌辗转到香港，凭借自己的努力开始在桥梁建筑领域大展拳脚，逐渐成为行业专家，并多次回到内地参与桥梁建筑行业的交流沟通。
汪文悌九十年代回到南京时，曾去拜谒中山陵和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路过紫金山上汪精卫墓的遗址，看到父母二人被立了如同秦桧夫妇的跪像，上面沾满游客的唾液和口痰，汪文悌朝着他们磕了三个头，然后说“做了错事就应该受到惩罚。”汪文悌出生于1928年，如今已经94岁高龄。
汪精卫客死异乡，陈璧君魂归大海，这两个投敌卖国的大汉奸都在生命的最后饱尝了命运的惩罚。
然而与他们所犯下的滔天大罪相比，这样的惩罚还是太轻，于是命运又将惩罚加注到儿女的头上。这并不能说是命运的残忍，而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一手造成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