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如何看待晚清历史的_一文解答
西方学者如何看待晚清那段历史?
1900年的义和团造反就可标志着以坚决排除现代思想和现代技术的途径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后一次努力。
当“国际救援部队”一路打到北京的时候，这场排外救国的努力即被证明是失败了，结果各国公使馆被救，清廷出逃。
一年后，清朝和12个国家签订的《庚子条约》构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它表明西方列强对清朝主权和财政收入的控制达到了最高点，但它也结束了在各条约国之间瓜分清朝领土的议论。
《庚子条约》也使顽固保守派中最排外的人士深信，中国迫切需要推行彻底的制度性变革计划，因此它也标志着一系列朝廷改革的开端。
《庚子条约》条款中有清朝表示道歉：惩罚96名官员（包括处死4人）；在40年内赔偿450000000两银子及其利息；所有进口货物关税一律很低地定在5%；各国公使馆得以扩大并加强设防；拆除从北京到渤海地区和山海关途中中方炮台并允许外国驻军。
赔款以国内税务、盐货榷卖以及有权控制所有条约口岸50里以内关税事务的清朝海关的收入作为担保。两年以内中国不许进口武器。对曾经杀害或虐待外国人的45个城市，罚以5年之内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为了表示对义和团的过火行为表示道激和悔罪，清朝派出使臣，并在国内竖立牌坊。
西方列强相信，为了让中国上层分子认识和表示其处事方法的错误，必须让他们失去“面子”和地位。《庚子条约》正是这一信念的产物。
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协定也反映了西方列强在竭力迫使中国按其意愿行事时，感到无能为力和挫折。
西方列强已不再提及瓜分中国的问题了，而这正是许许多多中国人所一直担心的事。
西方列强发现中国有一个朝廷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找不到替代者，在清廷表示悔恨之后，就允许它重返饱受洗劫和蹂躏的北京。
此时，西方列强普遍表示，它们将注意在中国公正行事。
这方面最受推崇的例子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1899年和1900年为回答英国的提议而准备的“门户开放”照会，照会建议英国、德国和俄国不要干涉条约口岸，并在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对外国货物不征收高于本国货物的港口费用和铁路运输费。
虽然这些照会的动机是想建立外国在中国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标准，且不特别有效，但“门户开放” 一这词却逐渐获得了关心中国主权并使西方列强实行自我克制的附带含意。
西方列强在中国利益的竞争焦点此后就由瓜分转变为开发，开发的进展由银行家领头而不再由炮舰开路。
兴办铁路日益受到已经深知需要更好交通条件的清廷的欢迎，铁路似乎将为外国制造品带来“打开”中国内地市场的希望，也使他们有希望得到开发矿产的权利和打通乡村市场。
筑路所需的资本是如此之巨大，以致与外国合营就成了通例。1895年的法俄贷款、1896年的英法贷款，1896年的英德贷款、1898年的比利时贷款、1898年的第二次英德贷款，以及后来一连串的国际财团贷款合在一起，加重了近代中国的外债负担。
以1900年外国公使们估计的清廷100000000两白银预算岁入这一数字来衡量，外债压力是极为沉重的。
清廷的偿付能力基本上指靠海关这棵摇钱树，因而海关收入此后就无法再被用来资助其他可行的现代化开支了。
在义和团事件之后的年代里，清朝每年偿还外债的数字是4200万~4300万两白银。
此数几乎占到清廷微薄收入的一半，超过了100年前清廷的全部岁收。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因偿付多次拖欠而减轻了这个负担。
又由于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动乱，许多承诺的租借权利也从未兑现。
但这种“金融帝国主义”及其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腐败机会，使20世纪的中国人对贪婪和掠夺成性的西方列强怀有强烈的反感。
也就是这种经济剥削，使维护中国统一的问题再次得到强调。
随着清廷力量的衰落，东北那片人口相对稀少的满洲故土就变得岌岌可危，因为它靠近沙俄和日本，关系到这两个国家重大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而这两个国家谁都对靠近其边境的门户开放竞争感到不高兴。
沙俄造成了最初的威胁。在北京使馆区解围之后，沙俄人完全不准备放弃他们于“镇压拳乱”时在东北占据的一些中心地区。
由于1860年沙俄曾因“支持”孤立无援的清王朝而得到割让“滨海省”作为报酬，因此这时也有充分理由预料，沙俄将会在东北要求更多的特权。
沙俄在东北要求特殊地位的提议是如此之苛刻，以致清廷不得不向其他西方列强吁求帮助来加以抗拒。
沙俄一面在东北坚持顽固立场，一面又在朝鲜执行强硬路线，要求享有特权。
当沙俄拒绝日本提出划分势力范围的建议时，日本转向英国求援，并在1902年得到了“英日同盟”的保护。一年之后，随着维特伯爵的去职，沙俄的决策大权落入了坚持强硬路线分子的手中，从而导致了1904一1905年的日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俨然装扮出一副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面孔。
但是，当日本的胜利在朴茨茅斯和约中得到确认之后，它就继承了沙俄人的老一套，接管了沙俄在南满的控制区。
日本高层认为，他们以沉重代价换来的这一收获，对其在朝鲜的新的安全需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表示不打算使东北对国际竞争开放。
由于缺乏资金，日本在这种竞争中可能会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相反，在1910年和1912年，日本和沙俄就它们在东北热河等地区的权益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保证，彼此同意尊重另一方在这里的势力范围。
同时，清朝内对北方处境危急的认识，导致了1907年的行政区划改组，东北正式划分为东三省，敞开大门，让中国关内居民不受限制地移入。
于是，中国对一场在其自己领土上进行的外国战争所采取的反应，使满洲转向受朝廷直接控制，并实现了行政合理化。
在关内、义和团的灾难，也使制度设置方面的现代化向前迈出了步伐。
当日本表明它能面对帝国主义大国而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现代制度有利于国家实力时，清朝旧制度改革步伐加快了。
这些制度改革的最初步伐，是由已经表示忏悔的慈禧太后在清廷汉族大臣的请求下迈出的。
最引人注目的改革努力是宪政运动。法律和行政改革皆与此有关，而德国的榜样，特别又是日本的榜样，在这方面是很重要的。
清廷派遣使团出洋考察观摩，并聘请了外国顾问。官员们把日本的胜利归功于日本的现代化制度。由于中国的其他典章制度都是从上往下颁授的，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宪法也应这样做。
1908年清廷宣布了为期9年的预备立宪计划（依照日本1881一1890年的做法)。根据这个计划，国会将于1917年召开。
地方立宪会议的代表将吸收地方上的精英分子参加，而全国立宪会议的代表一半由朝廷指定高级官员担任，另一半代表则由各省立宪会议选举产生。
这样，下级官员和士绅集团就在各级宪政机构中都有了发言权，他们也就会支持朝廷领导集团。
凡有可能，这种新秩序就和旧秩序结合起来。
登记的士绅人数是分配选举代表名额的基础，并以财产资格限制来确保选举人的责任感，就像明治时期日本所做的那样。
在1909年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中，当选者中有90%的人是有功名的士子。
尽管这种行宪具有保守的意向，代议制度还是带来了预料不到的后果。
地方士绅们很快就发现这一制度是保护自身免受朝廷官僚们索求的工具，而且对后者的动机和清廉他们是大有怀疑的。
国内和国外对清廷日益增长的求变意识有深刻的印象，无奈清朝在其改革计划完成之前就垮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