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看鸦片战争的_关于鸦片战争的性质

1840—1842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大英帝国打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这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埠，从此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56—1860年，英法两国寻衅清朝，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再次战败并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丧失了更多国土和权利，半殖民半封建危机进一步加深。

鸦片战争致使中国发生了“数千年一大变局”（李鸿章语），相对平静和封闭的东亚社会由此进入了云谲波诡的剧变期，日本也以鸦片战争为契机转换了历史大方向，“中国殷鉴”成了这一转换的产物。

在德川中后期，尽管日本的中国观已开始裂变，但其传统的慕华、畏华意识依然在社会中广泛存在，这种意识的根本性改变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

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意味着日本古来效仿了上千年的楷模开始坍塌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期，日本已进入德川末期，同样也面临着中国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应对西力东渐的问题。

因此，大英帝国迫使貌似强大的清朝屈服，对日本朝野产生的影响是震撼性的。

“周公孔子之国”何以战败？日本何以应对才能避免覆辙？成了日本亟待回答的课题。

其中日本学者担起了先驱启蒙作用。

那日本学者如何看待鸦片战争呢？

古贺侗庵(1788一1847)

他是幕府时期的知名儒者，1813年著《殷鉴论》，对“唐人(清人)之失”进行了讨论；1838年著《海防臆测》，讨论天下大势，认为清朝是日本的殷鉴不远，还发出了“异日清或为泰西(西方)所并有”的预言。

鸦片战争尚未结束，古贺侗庵便根据流转到日本的西方新闻报纸和自己所能掌握的信息，在1841年写成《鸦片酿变记》，影响了一大批日本幕府末期学者和志士，这本书里面值得注意的看法有两点。

一，关于鸦片战争的性质。 古贺驳斥了西方报纸的不公正性，指出并不是清朝非理无道而招致大英帝国出兵的说法，认为清朝才是战争的正义一方。

他在里面说道：“所谓非理无道，即指清之禁鸦片之令也。然清一谕不悛，掷数百万金购之而后焚，绰乎有大国之风。.....非理无道，实在英机黎而不在清。”

为此他感到十分忧虑，认为西方“专事货利，为力是竞”，完全不顾义理，为力是论，所以日本要强大起来，要不然就算是正义一方，受害一方，也毫无用处。

古贺还根据西方诸夷多种鸦片来清朝获得利润，而自己国内严令禁止吃鸦片的事实，批判了“(西方)戎虏豺狼之性，饕餮之欲，唯利是竞，不顾信与义”的丑恶行径。

二，分析了清朝所以惨败的病根。 古贺指出，海防对策上，清朝濒海不修船舰火器，这是防御的一大失误；思想意识上，清朝妄自夸扬自己的强大，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大病根，很难改变。

后来，古贺在其他著述中对中国的“妄自尊大”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指出“腐儒的通病在夜郎自大而不通外国事情”，认为清朝人喜欢“夸诩自大”，所以导致自己的见闻越来越狭窄，这必然导致“夸诩自大”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死抱所谓的“尧舜之道”而不能采万国之所长而施政。

由此他发出感叹：清朝地大物博，超过欧罗巴全洲，然而富强莫能与之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侈然自大，不务外攘”，以为大英帝国只是一个西边的小国，连最基本的海外信息都不愿意调查，最后只能“纳金乞和”才得以自免。这正是日本“覆车之灼灼可鉴者也”。

斋藤竹堂(1815一1852)

幕末儒者，1843年完成《鸦片始末》，首次对鸦片战争的始末进行了全面且系统的论述，在日本知识界很是流行。

斋藤在这本书清晰地表达了如下三层意思。

一，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疆之大、力之强，自有汉土以来，未之闻也”，是“堂堂仁义之大邦”。 这种表述折射了鸦片战争前古代日本具有普遍性的传统“中国印象”。

二，“鸦片之事，曲在英，直在清”。表明作者也没相信西方报纸上的新闻，对鸦片战争起因和性质的认识是清醒的，在是非判断上有正确的立场。 三，英胜清败的原因“在平日不在鸦片之事也”。 他认为清朝的弊端在于清朝以上国自居，侮视“海外诸国如同犬彘猫鼠、冥顽不灵之物”；而大英帝国的强悍则不仅在于“航海纵横，称雄西域”，而且对中国早就有了觊觎，多年以来颇得清朝要领。

作者通过是否知晓世界、是否有“机智之敏”和“器械之精”、是否“颇得”对手的“要领”，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双方胜负的内在原因。

盐谷宕阴(1809一1867)

幕末大儒，又名世弘、甲藏。1847年编撰《阿芙蓉汇闻》，后把这篇文章和《论清十败》等11篇文章结集为《隔靴论》。

盐谷对鸦片的祸源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鸦片之祸自澳门居西洋诸夷始”。

在盐谷看来，西方诸夷对清朝的情况，包括风土人情，文字言语、国策得失、官吏能否、戎备虚实，莫不洞悉。反之，清朝对西方一点都不了解。

盐谷在《阿芙蓉汇闻序》中认为清朝就是日本的前车之鉴。

盐谷宕阴的鸦片战争论对当时的日本影响甚大。

尊王攘夷运动的教父吉田松阴认为“盐谷文五六篇皆妙，实为海内之文宗。”

高岛秋帆(1798-1866)

他在《天保上书》中分析了清朝失败的原因，指出大英帝国“与唐国(清朝)相比，土地颇为偏小，更与其争战极为不利。”但是却敢于大胆袭来，最终唐国大败，英军却无一人死亡，所依靠的就在武备力量。反过来，他还嘲笑唐国的火炮技术就是儿戏一般。

横井小楠(1809一1869)

他将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教风俗不如人，认为清朝是亚细亚洲最大的邦国，自古各种圣贤智者相继勃兴，文物领先于世界万国，后来将全世界没有开化的草昧外国分为九夷八蛮，然后施以怀柔之策。然而现在“主愚暗而失贤明”，却依然自称中国华域，何其愚昧。

而且道光年间，鸦片战争被大英帝国打败，不得不立“和亲赔款”之条约，极其屈辱，然而朝廷依然优柔寡断，丝毫没有惩戒反省的意思。

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1809一1858)

身为日本著名贤藩，他也对清朝的堕落也非常惊讶，认为英、法攻陷北京，清帝远逃，而后缔结城下之盟，“实乃甚不知耻也”。为此慨叹中国“已病入膏肓，难以疗治，殊至割地、乞和，则无药可救”。

由此可见，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

这些日本学者和社会名流产生的“中国殷鉴论”，通过战争性质、清朝失败的原因、对日本的借鉴、日本的对策等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探讨，迈出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中国认识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