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有科学精神吗_古人杜绝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源
在古代中国，祖先或者圣王是最为神圣的。
这些远古圣王将中华文明起源具象化，既象征着道德关怀和理论关怀，又象征着手工艺知识、技能以及人们对“物”与“事”的理解。
可以说，在上古中国文化认同感的构建里，实践与理论同等显要。
这种将其归结到中国文明源头上的做法，让许多对俗世而言非常重要的知识领域获得可信性。
从而让这些知识领域被赋予重要性。
通过追问“物”如何出现、“事”怎样兴起，古人们致力于去了解知识的生成，以便对“如何能获取知识”以及“知识应该是什么”等问题有更深理解。
在中国文化早期，对这些话题的讨论曾经形成了不同思想学派，其中几个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它们留下了大量思想，在以后诸个世纪里，知识精英的代表人物们将这些思想放置在不同知识形式当中，而这些知识形式都与国家和社会存在有着重要关系。
人被分成不同的阶层：
那些了解世界的规制并实行统治的，是天潢贵胄以及后来的官僚精英（士）； 那些在土地上劳作，提供食物生产的，是农人（农）； 那些制造物品，向人们提供各种用品和器具的，是匠人（工）； 那些对其他人的产出进行贸易的，是商人（商）。 农人提供了人世的必需品、武士征服了天下、匠人创造了天下的丰富，商人使得天下财富流通。
然而，只有读书人才是能将这个世界系统化、将世界进行分类的人。
他们认为，匠人、农人和商人在打造“物”、发起“事”时都不具备这种知识，他们仅仅依赖于自身的经验和身体技能。
这一理论昭示了古代理想化的国家制度包含内在理念：那些从理论层面认识天下的人，要与那些从实践层面认识天下的人有所区别，理论家要统治实践者。
所以古代经典所颂扬的理想强调“农工商兵”所有类别都必不可少，各类别之间可以依照社会需要而增减，这就需要“士”的组织。
因此，一位士人需要懂得农夫：应该耕种土地向人们供给食物，有责任在农耕上投入足够多的心智力量来满足这一要求；
一位士人也必须要了解商人的潜力，从而能控制商人；
一位士人应该对匠人予以支持，以便他们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所需；当国家受到威胁之时，读书人也应该能精通军事战略，完成指挥军队的任务。
士人如果要忠实地履行所有这些责任，他就必然要与大自然打交道，要获取关于大自然的知识，从而能了解万事万物和其本质。
士人应该保证物资供应，尽管他本人可能会回避在这些事务上身体力行。
在道德层面上，传统和经典文献都要求士人去管理各种工艺任务和世俗问题，保证人需供给，维持国家的运行。
然而大部分士人只会背诵经典文章、读书和写作，只有他得到功名才能迫使自己接触实际事务，才能让自己的学问变得更为博大精深。
古代的科举制度是考取获得官职任命的资格，教科书是四书五经，这就要求一个人必须在文献技能和哲学问题上有非常精深的训练；但是，要获得官僚任职，朝廷则要求官僚们去处理所有知识领域中组织和控制的实际操作任务。
大多数追求仕途的读书人在就读于私塾或者官学期间，往往与实际生活隔离，几乎从来没有时间（哪怕他们愿意这样做）去考虑水利或者农业问题，更不用说工艺制作或者体力劳作。
他们所受的教育确保他们能得到仕途提升，但是却没有为他们日后完成自己的职责做任何准备。
到了明朝，加大了对读书人的压力，其方式是明确地将工艺活动变成一项国家事务，成为一种“官务”。
驱动国家对手工业发生兴趣的，不仅仅是朝廷对物资的绝对需求或者宫廷对奢侈品的渴求：丝绸和瓷器对中国的经济和朝堂权力都是不可或缺的。作为贡品，它们交易的是和平与忠心。
文人官员强调学术教育是朝廷领导者的权威之源，这也是他们自身的利益所在。
古代国家的制度体系规定，对实际工作的掌管之权基于道德和知识权威基础之上。
在那些影响中国人对不同知识领域形成看法的诸多因素当中，加上宋明时代商品化以及市场力量日益增加，物质文化无处不在。
这对读书人特别是文人官僚阶层产生巨大的威胁。
那文人官员们如何来应对工艺技能给自己造成的威胁：这严重危及他们在国家中的角色以及读书人的身份认同。
为了维护自身作为领导者的角色，文人官员实行掌控，接手管理者的角色，主张“知先于行”来保卫自身的领导地位。
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地位上和社会上将匠人推向边缘。
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跨界组合型”人物对于近代欧洲知识文化的改变曾经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人是匠人、雕刻师、画师、药剂师、营造师以及其他职业的实践者，是站在实践工作与理论知识交叉点上的那些人，比如达芬奇。
这类“跨界组合型”人物也存在于中国的艺术创造领域当中：画师、琴师，甚至还有更多在某些领域如宫廷建筑、园林布置等行业中的从业者。
与近代欧洲的情形正好相反的是：中国的这些“跨界组合型”人物一旦开始出名，出于社会上、文化上、思想上的原因，他们都更乐于将自身定义为学者，文人（或者在文献中被如此定义)，哪怕他们实际上有匠人的背景。
工艺知识和经验可能是很多文人学者都拥有的。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在史书文献或者其他书面文件中匠人形象的缺失这一情况非常瞩目。
所以古代的中国手工艺虽然在全世界最为精美，但是这些工匠们留给后世的是他们的制品，而不是关于自己所作所为的文字。
如果匠人在工作上是自由的，可以自主决定他想做什么、用什么材料，那么制品的设计、形式和组合中体现出来的，便是他的知识。
于是文人官员搞出一个监管机构，这个所谓的监管机构对手工艺人工作的控制程度之高，甚至可以达到让人和产品几乎完全脱钩。
比如，当一个工作程序被分解为一环一环的任务时，匠人对一件产品的总体把握就会受到严重妨碍。
虽然工艺品的外形仍然出自匠人之手，但是，在工艺品的组件和设计中体现出来的可见性因素却来自管理者的想法。
比如各种礼器纹饰的复杂设计和多样形状，这都是都预先制定的模板单元。
这其实就是一种新型社会秩序的标志，文人官员发现了这些控制匠人知识以便来宣示文人官僚权力的手段。
这种控制方法，并非在所有工艺上都行之有效。不过，一旦有可能，文人官员就对采取分解化的技术管理措施以及道德控制乐此不疲。
在关于礼仪的讨论当中，我们会发现这类想法在古代大行其道。
在那个时代，像丘濬这样的文人官员会毫不含糊地将两类工艺品对立起来：一种是秉承“礼”的要求依“天时”而作的制品；另一类是那些“工巧”之物，以图案复杂、匠艺精湛为特征，它们只会让人玩物丧志渎守职责，引发起人的物欲渴求。
这些都明示了一种古典社会理想：朝廷与文人官员要让匠人主要服务于实用性需求。
匠人可以决定制品的形状。但是光荣应该属于那些能在全局上将各种因素组合到一起的人。
可堪享受这一荣耀的人物，是那位有知识有才能的文人学者，而不是那位真正“践行”这一工作的手艺人。
这也就是所谓的“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从根源上杜绝了近代中国的科学工程技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