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人守辽土是谁提出的_辽人守辽土的后果

在明末，女真部族崛起的时候，辽东就成了整个明王朝上上下下无数人关注的地方。

其中袁崇焕提出的“辽人守辽土”的建议算是明王朝比较重要针对女真部族入侵的策略之一。

其实早在熊廷弼第三次经略辽东地区的时候，在明朝朝廷内外曾有过辽人守辽土的议论。

但那时候局势还没有败坏到那种程度，熊廷弼出于谨慎的考虑，断然否定辽人的作用，认为“辽人必不可用”，认为自己所用将士一定要征调于外省，这样才不会培养出一个边疆军事集团。

而到孙承宗时期，则反其道而行之，决策“出关用辽人”，就是说，关外疆土都变成由辽东本地人担负起保卫的责任。

袁崇焕也继承了孙承宗的策略，他甚至把这条策略提升到关系明王朝安危的高度来说明。

袁崇焕说：“盖安辽人即所以安天下也！”

他的部将赵率教遵守这一指导策略，就大规模招抚流亡辽人高达五六万，然后从中“择其壮者从军，悉加训练”，训练成军。不能从军的辽人，就租给耕牛，发放农具和种子，大兴屯田，收到比较显著的效果。

在孙承宗去职后，袁崇焕力主以辽人守土的策略，全面加以贯彻。

袁崇焕认为自从辽东发生战事以来，从外省调募的将士，往往裹足不前，即使勉强到了前线，不但不能援辽，反为扰乱辽人。

这一点，连史书上也承认：“自有东事以来，其贻祸最烈者无如募兵。盖招募之兵率皆市井乌合，御敌则不足，鼓操则有余，前后糜金钱数百万，曾不得一卒之用，甚者逃而为盗。”

为此山西道御史毕佐周也指出，“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残辽土无宁日...辽东人最恨客兵。”

基于以往教训，袁崇焕破除以往用兵成议，将外兵撤回，用辽人来填补军队，于彼此两利。

袁崇焕指出外省兵不宜用是有事实根据的。这里仅举一例。天启元年三月一份朝廷报告，专文谈到外省援辽将士畏缩不前的种种窘况。

这份报告上陈述：“援辽诸将多迂途观望不时至”，比如副总兵管大藩等统辖的浙直水兵9000余名、都司张神武等统辖的川兵500余名、副将王光有等统辖京营南浙兵共2573名，令他们从海上和陆路分路抵达山海关援辽东。虽然朝廷规定了时限，仍然有违期不按时到达的人，朝廷不得不再下令规定日期，逾期不至者，轻者罢官，重者以皇帝的尚方剑问斩。

还有浙江守备胡良相等领兵1000余名，到了京城后死活不肯出山海关，给了三个月兵饷才勉强出发。管大藩部将钱国卿所管辖江南水兵在北上途中几乎全部逃亡。

淮兵到了登州，准备渡海海援辽东。但他们“以修船候风为名逍遥逾岁”而不渡海。守备李际阳上舟督促那群水兵，闹出兵变，差点丧命。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也难怪，将士们应征援辽，远离故土，来到寒冷的关外，不耐这里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他们既畏惧路途之遥，又畏惧生活之苦，更有阵上伤亡的危险，朝廷还不发饷，更别说补助了，有谁愿意来呢！

但君命难违，将令不可抗，他们还是一批批被驱赶到关外。

事实证明，他们无心战斗。

正如袁崇焕所抱怨的那样：“南兵（指江南人)脆弱，西兵（指山西、陕西等人）善逃”，因此每战略抵挡一阵，就溃败下去。

袁崇焕总结辽东地区历次用兵的教训，认为辽东形势和熊廷弼时期大为败坏，提出“莫若用辽人守辽土，将官则辽东一总兵，关内一总兵，余皆赘也”的用兵思想。

天启七年四月，他在给明熹宗朱由校的一份奏疏中，进一步阐述了“用辽人”的主张，说：“复辽地而聚辽人为守，盖远求难致之兵，何如近取回乡之众，此不肖为聚兵计也。”

御史汪若极也赞成“用辽人守土”的策略。

他认为辽民归附的已经多达十几万，为了防止动乱，也为了有抵御女真部族的兵，应该选拔其中身体壮健的人，给他们以衣物钱粮，多加训练，他们方能人人皆为劲卒，就可以分驻卫镇，抵御敌人进攻。

明熹宗朱由校很赞赏这个办法，他在袁崇焕的奏本上批道：“自有辽地战事以来，调发客兵(外省兵)援助无益于辽地，反虚各边武备。这本说撤回客兵（指外省兵），即招辽人填补，诚为两利。”

用辽人守土之议，发端于孙承宗，而大力推行并收到实效的是袁崇焕。

他不仅从实践上坚决贯彻，而且从理论上和战略的意义上详细加以论证，这是孙承宗所不及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策略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却是当时唯一能奏效的。

“辽人守辽土”最终让女真部族几十年无法入关，同时也培养起了辽东军事集团这个怪胎，给明王朝巨大的经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