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乾隆是败家子_乾隆是败家子的原因
清朝到了乾隆时期进入极盛，但同时也开始了极度奢靡，极度腐败的时期。
进贡，自古以来即是属下对君主的义务之一。
到了乾隆时期，其臣子虽谀以“宫廷服御”“未尝责贡民间”，“较唐制不过十存一二”，而实际上清代接纳贡品较盛唐时期(历史上上贡最多的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盛唐时期，天下九府二百七十八郡虽然各有上贡的贡物，但除了一二府郡上贡的数量较多，比如博陵郡岁贡各种绫二千五百七十五匹外，一般均在绢十匹或银二十两左右，有的只上贡几种中草药就行，少的比如北平郡（今天河北卢龙县附近)岁贡只需要蔓荆子四斤。
乾隆时期的岁贡，根据《清朝文献通考》所记载，虽物品不同，不可相比，但其种类数量亦可见其大概，清朝需要上贡的物品极其繁多。
比如西北各部落以及西(藏)、新(疆)各部落还上贡羊、乳酒、马、骆驼、藏香、氆氇、哈达、佛像、经卷、珊瑚、琥珀、数珠、红花、藏杏、藏枣、葡萄、玉石、黄金、毛毯、水獭皮等数十种，珍奇异货，无所不有。
清朝所谓“未尝责贡民间”，只供掩人耳目而已。
见于史书上的岁贡，只是纳贡的一部分，从档案及其他资料中还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进贡，其数量往往超过岁贡。
比如茶叶一项，《清文献通考》中只记载浙江一省岁贡黄茶、芽茶两种，而档案却记载着各产茶省份每年进的各种茶叶。
以乾隆二十五年为例，某织造于三月初八日即进龙井雨前茶四瓶，又在三月十五日进龙井雨前茶十二瓶。
此后十多个产茶省份的督抚、将军均进贡本地所产稀有名茶共三十多种，每种各数瓶数十瓶至一百余瓶不等。
宫廷中饮用不完即用于赏赐给文武大臣。
乾隆帝多次出巡也是大量接受贡品的时机，但史书中很少有相关记载，只在档案中还残存有一些南巡时候的贡单。
比如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第二次南巡的时候，曾被乾隆帝称为“江南老名士”的沈德潜（这时候已经七十五岁，以礼部尚书衔在家养老)在接驾的时候，单单他一人就贡献了书画七件，包括董其昌行书二册，文徵明山水一卷、唐寅山水一卷、王鉴山水一轴、恽寿平花卉一轴、王辈山水一轴。其中唐寅山水一卷交懋勤殿。贡单中还有大同知府范瑶进有御笔墨刻扇一百柄，原山东巡抚喀尔吉善、浙江巡抚杨廷璋两人进书籍、书画卷册四十三件，原兵部侍郎彭启丰进玉器、画轴、画卷十三件，原副都御史雷鋐等人进书籍、画轴、画卷九件。贡单中还有署名为“奴才瑞保”和“瑞保女人”的两份进单，瑞保所进为新雨前茶、鲜毛笋、糟火腿、糟鸭、糟油等，瑞保女人所进为各种衣料一百件、绸绫等料九十匹，以及翠花、花线、手巾、包头、梳篦、桂花头油、画扇、官扇、宫脂、宫粉、小香袋等。
乾隆帝为了表示自己不贪婪，大臣所贡书籍、画卷等或有不收（实际上选精品收纳，非精品退还），而瑞保夫妇所进食物、衣料等却全部“留内”了。
每次南巡，除由国库、藩库、两淮运库内大量拨用银两供沿途应用外，尚有盐商、富户等个人捐款。
此项捐款向无完整记载，见于史料文献的，比如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为次年第三次南巡做准备，两淮盐商一次即捐款一百万两(《南巡盛典》)。
另外，根据《履园丛话》记载，乾隆帝第一次南巡过程中，江南总督黄廷桂曾科派地方富户士绅承办接驾费用，苏州绅士均唯诺“立办”，在籍翰林蒋楫等三十多人相约捐助，仅仅蒋楫一人就捐出白银多达三十万两，以供乾隆帝南巡之用。
乾隆中期，由于乾隆帝及母亲太后均非常长寿，这又是增加宫廷财富的大好时机。
每逢这两人寿辰，特别是逢旬大庆，王公大臣官员等均竞相进献，天下奇珍异宝，大量汇于宫廷。
乾隆九年，编纂内府所藏书画录一《石渠宝笈》时，在《序》和《跋》中也不得不承认，“内府所储历代书画积至万有余件”，“臣工先后经进书画暨传人御府者”亦复不少，到乾隆晚年修纂续编的时候，乾隆帝亦承认“每遇慈宫大庆、朝廷盛典，臣工所献古今书画之类及几暇涉笔者又不知其凡几”。
在编纂宫中收藏之青铜器目录的书跋中也谈到“叠遇”慈庆(太后生日)、圣寿(皇帝生日)及举行盛大典礼，臣下之藉上贡繁多。
可见这些珍宝来自于群臣祝寿时的上贡，而且为数极其庞大。
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七旬寿辰，虽于去年八月已降旨说，本想庚子七旬诞辰，次年即太后九旬万寿，连岁大庆，中外胪欢，不料太后先死，未遂初愿，所以无心称庆，故决定照平时延辰一样，在避暑山庄行礼，严禁举国大庆。但王公大臣等贡献寿礼之事并未停止。
根据内务府奏稿记载，当时内外王公满汉文武大臣官员等仅为祝寿贡献金佛一项，前后即俦造无量寿佛和贤界千佛二万零六百九十九尊，共用工料银三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四两。
至于其他以金、玉、宝石、象牙等珍贵质料精心制作的各种工艺品更不可胜数。
乾隆帝八旬万寿生日，仅自西华门至圆明园沿街点景一项，即需经费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余两。
其中，自西华门至西直门一段由两淮、长芦、浙江商众承办；自西直门至圆明园一段所用经费则从王公大臣、八旗、各部院等官员的俸廉内扣交或直接交纳(《养吉斋丛录》)。
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征敛，其严重性丝毫不亚于宋徽宗的“花石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极大地增加了民间百姓的负担。
再加上连年大大小小的征战，到了乾隆后期，出现和珅这种聚敛之臣和嘉庆初期川楚农民起义就丝毫不意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