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谁_沈从文个人资料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1902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西部的凤凰县，他在兄妹九个里排第四，在男孩里排第二。凤凰在民国以前称为镇筸，是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区设立的驻防单位，曾经出过很多著名将领。沈从文也生在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出身自曾国藩湘军，做过贵州提督，他的父亲参加过大沽口抗击八国联军战斗，组织过刺杀袁世凯的行动。读书识字的母亲，给了沈从文主要的早期教育。

沈从文在家乡凤凰县生活了十五年。凤凰这个地方，对沈从文的写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早期生命体验奠定了一个人的经验和情感模式，怎么高估都不过分。凤凰为沈从文提供了密度特别大、但也可以说特别不正常的经验。那里的自然风光美丽幽静，生活着多个民族，沈从文的母亲是土家族人，祖母是苗族人。那里的文化也多种多样，有近两百年的绿营兵制度。军事习惯和多民族世俗生活交织渗透，平常的凤凰是平和安详的，偶尔会出现原始的暴力冲突。而沈从文生长在清末的乱世，从小目睹的是血腥多变的动荡和屠杀。他在幼年时就看惯了杀人，上学放学路上，随处可见尸体，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走过的每一寸土地，脚下都是血”。在回忆录里，他写过“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是他的父亲和叔伯”这样凄惨恐怖的场面。

在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人情里，沈从文发展出特别敏感的感官能力和超人的记忆力、想象力；而乡民的蒙昧、军阀的残酷，又让他生出了沉痛感和悲悯情怀。这种对抗性的记忆来得太早太强烈，在写作中，他总是在潜意识里回避这样的心理创伤。他会用许多东西，比如美丽的女性形象、质朴的家乡风俗，来抵挡真实世界的残酷。这成为了沈从文小说里的重要基调。

因为家境败落，沈从文高小没毕业就参军做了负责抄写的文书员，从此过上了漂泊生活，很少连续几晚睡在同一张床上。一路上，他见识到了更复杂的风土人情，也目睹到更多的暴力凶杀，在一年里，他亲眼看到了七百多次处决。这支部队的结局也很惨，在一次突袭里全军覆没，沈从文认识的人全部被杀，他是因为留守总部才逃过了一劫。

十九岁这年，沈从文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到北京去读书，他说“知识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决心“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他之前受的教育，除了学校里的一点儿，就是跟随舅父学过古诗古文，在军队里看了很多古籍和一些新杂志，再有就是他的书法在当地很有名气。离乡前，他把名字从沈岳焕改成了沈从文。

那时当北漂，一点儿都不比现在容易。沈从文去北京投奔他的大姐，发现大姐夫大学毕业好几年都找不到工作，正要回湘西老家去。一开始，他在燕京大学旁听，但根本没法通过入学考试。在和文学青年的交往里，他产生了写作欲望。想要写小说，他不仅要学新式标点，还要从头学白话文。在四处投稿失败后，沈从文的生活变得极度困窘，用他的话说，就是每天要想尽办法，才能“找些东西来消化消化”。这时候，年轻的沈从文引起了著名作家郁达夫的注意，又得到了徐志摩等名家的帮助。

1926年，在来北京的第五年，沈从文出版了第一本书，收录了他此前的小说、散文和剧本。1928年，他去了上海，和左翼作家胡也频、丁玲夫妇一起编辑文学刊物，自办出版社。三个没有财商的文艺青年创业，当然失败得特别快、特别惨。不过，在这一年，沈从文发表了70多篇作品，出版了近20种单行本。其中的短篇小说《柏子》，被公认为是他写作成熟的标志。这篇小说写的是在湘西的河上，有个叫柏子的水手，与沿岸一个妓女两情相悦，但只能一个月欢会一次。沈从文用既细腻又奔放的笔法，写出了他们单纯短暂的快乐和生活漫长的艰辛。这是他最熟悉、也最热爱的生命。

在上海时，沈从文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生活，由于出版社倒闭欠债，他的经济又变得难以支撑了。1929年8月，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破格聘请沈从文任国文系讲师，主讲新文学研究和小说写作。这一年，沈从文二十六岁。根据胡适的回忆，沈从文是全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但对沈从文来说，教书的原因是写作没法支撑生活。在学生里，有他日后的妻子张兆和。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是流传至今的民国佳话，他们的两地书信也成了文学经典，我就不具体介绍了，但是，后面的话题里我要补充一点：这对传说里的神仙眷侣，婚后感情并不平坦，其中的波折和纠葛，也影响到了沈从文的写作。

抗战爆发前，沈从文先后在武汉、上海、青岛、北平等大城市间奔波。在武汉大学任教时，他痛苦地发现，住处不远就是刑场，许多死囚都是十八九岁的男女学生。他当初离开湘西，就是为了摆脱这样的残酷场面，然而此时的中国，到处都是恐怖气氛，他的朋友张采真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胡也频死于上海的“二七惨案”。

1932年，沈从文出版了《从文自传》，讲述他二十岁到北京之前的经历，以及在湘西的种种见闻。虽然篇幅短，但这本书是20世纪最杰出的文学传记之一。它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揭示了沈从文产生自我意识、形成个人追求的过程。从此，沈从文的个人风格全面确立起来了，他当时自豪地说，“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将会传播得很久很远。”这一点，他做到了。

这个时候，张兆和终于接受了沈从文的爱情，他们于1933年订婚，一起前往青岛生活。在青岛，沈从文写出了他的代表作《边城》。这篇小说的主线，是湘西小城里一个撑渡船的女孩翠翠和船总家两兄弟的爱情故事。沈从文以乡间的正直淳朴，反衬出城市文明的堕落侵蚀。《边城》是沈从文最饱满、最流畅的语言状态，在此之前，他的文风缺乏节制，后期则变得有些晦涩。

1934年，沈从文返回了一次家乡。一路上，他亲眼见到湖南经过战乱后的巨变，一切已经物是人非。当时的中国农村，连中小地主阶层都普遍破产了。沈从文意识到，《边城》的浪漫唯美，不能应对正在发生的深刻剧变，用他的话说，这是一次“彻悟”。他根据这次见闻，完成了《湘行散记》，并开始酝酿长篇小说《长河》。同时期，还发表了大量的政论类文章。

1937年北平沦陷，沈从文和北京的一批高校教师撤离南迁，1938年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张兆和也带着两个孩子绕道香港到达昆明。在抗战时的昆明，这些名教授们生活都很贫困，但也共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

抗战胜利后，沈从文选择到北大任教，在写作的同时，还担任副刊编辑工作。在1947年，他发表了最后的两篇小说，从此，由于历史和局势原因，他很难再继续文学创作了。

沈从文就是那种既拥有绝世天才，又肯付出超常努力的人。他有特别强大的创作能量，从步入文坛起，沈从文就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冲动，尝试过各种文学样式，是民国时期最多产的作家，他平均每年都发表几十篇小说，《沈从文全集》有上千万字。放在西方艺术家身上，在这样动荡贫困的生活里保持如此高的创作密度，会被形容成是野兽一样的体力和生命力，但是沈从文不仅身体差，写作速度也不快，而且还总是反复修改，不足七万字的《边城》，他整整写了半年，保持产能的办法，只有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沈从文常流鼻血，流起来就止不住，有时候会一直流到晕倒，趴在沾着鼻血的手稿里，直到第二天才被人发现。

湘西人有种做事情必须要做出名堂的狠劲，这在当地称作“霸蛮”，沈从文则说自己是“耐烦”，就是能忍耐各种烦恼。他一再对学生说，不要相信任何天才的说法，“这个世界上只有忍耐”，能够耐心地完成一份工作的人并不多。他评价自己的小说成就，也只是觉得比别人要认真，所以才会写得好一些。沈从文小说中细腻精准的效果，确实需要反复打磨。

沈从文给人的印象是温和腼腆，说话声音很轻，总是在微笑，但他的性格又特别坚毅倔强，按照巴金的话说，是没有任何人能强迫他做事。改行以后，他的生命能量也没有停歇，做了大量没人愿意搞的琐碎工作，写出了有学术奠基意义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为了一个领域内的文物专家。他说，开辟新工作是极有意义的，精力旺盛是条件之一，更重要的是学习的勇气。沈从文的文学事业，是由强烈的生命能量和坚强的自我意识支撑起来的，他的生命追求就是必须把人生投入到具体事业中去。

在情感上，沈从文对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倾注得最多，从另一面来说，也就一直没有形成超越世俗的深刻思想。沈从文是新文化运动里第一个描写普通人生活的作家。当时，其他代表性的作家对于民众的刻画，大多采用知识分子视角和批判思维，最杰出的就是《阿Q正传》了。

这也不能说就是优越感，在民族危亡之际，知识分子普遍觉得自己应该肩负起引领者和启蒙者的责任。沈从文却将情感和立场完全放在社会底层，他说，“我对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他觉得，普通中国人一直在庄严地承担命运，却始终被排除在历史书写之外，文化人没有资格可怜他们，民众精神才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东西。他甚至责备读者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他后来选择研究杂项类文物，也是认为这些不起眼的古董里凝聚着过去人民的智慧和审美。在讲解文物时，他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在说到具体细节，比如刺绣用的金线是盲人凭手感从金箔上切下来的，总是让人非常感动。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因为感动而显得有些脆弱，但并不是架空的。在1938年随大学南迁时，他途经家乡湘西，走访了湘西政界首脑，规劝他们终止内斗，共同抗日，安置好转移过来的机关和难民。他的活动对当地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沈从文还尝试从地方和国家关系的角度，改变写作角度。但是，他的文学创作也一直处于这样的局限：他所凭借的，是自己对生命情感的体悟，而他所追问的，则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一种文化的出路，这样的问题需要更深刻的思考才能解答。我们刚说过，他自幼看惯了杀戮，深切地体会到底层民众的悲惨，这使他经常用抒情代替思考，用立场取代批判，有时则是在世俗的佛家道家思想里寻求简易的解脱。比如，他认为中国民众对不幸的容忍态度，有一种同自然相融合的、从容的道理，赞美他们简直比哲学家知道得更多。好在这只是小说的表达，绝圣弃智的观念没有实际的操作方案，无助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此外，我们还要说一下他的个人生活。艺术家的创作来自他的个人情感体验，沈从文尤其如此，这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张兆和在婚姻中为沈从文提供了全面支持，尤其在后半生，家庭对沈从文的保护太重要了。但张兆和又说，她在晚年整理沈从文文稿时，才发现自己对他并不完全理解。如果你对夫妻生活有经验，就知道这话并没什么奇怪的。张兆和这样说，正是因为最后真正理解了她的丈夫。

但是，他们也同样经历过那种感情纠葛。婚后不久，沈从文就爱上了一个年轻女作家。他自认为是美的忠实追求者，在爱慕某个人时就应该向所有人坦白，他称这为“横溢的情感”。这段感情经历在沈从文的创作中留下了很多痕迹。他有一篇饱受争议的小说叫《看虹录》，讲一个作家和情人的幽会，采用的是心理分析写法，还有很多情爱场面描写，就是在从侧面叙述这段情感经历。在婚外恋终止后，他又写了《主妇》等短篇小说，纪念和感谢张兆和对婚姻的挽救。沈从文承认过，写作《边城》的动机也与这段感情曲折有关。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先搁置八卦爱好和道德评价，主要观察作家如何将情感体验投射到作品上，获得一个阅读小说的新角度。

沈从文的前半生处于不断的地理位移，而且逐渐从文化圈的边缘进入到了核心位置，他身兼大作家、知名教授和文学刊物编辑的身份，同时身处文学圈、教育界和传媒界，如果我们第三次从头翻一遍这本书，从他的经历里还能看出民国文化界的发展变化来。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它在最危急的时期、最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最多的人才，一般的总结是：这是由于西南联大学风非常自由，没有学历的沈从文能被聘为教授，教师们可以自主教学和考试，不拘一格地教育和评价学生。这两点都有道理，但从沈从文的经历看又都不全面。

咱们就先来说说，到底该怎么看待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今天的人容易神化民国的学术学风，其实民国学术一样有许多局限性，派系山头和潜规则并不少。20世纪20年代，北大曾经在两年多里只出了五种著作和一种译著，被称为“学术大破产”，新文化运动也沦为了所谓“新名词运动”。胡适决定聘用沈从文，并不是欣赏他的小说，而是为了破除这种学风。在民国初年，高校聘任教授确实比较随意，这倒不是自由，而是规则没有建立起来，到30年代，已经逐渐有了门槛。当时，胡适聘用沈从文是有很大压力的，但他觉得，当时的中文系教育太偏重考古了，未来必须要同时兼顾历史、欣赏与批评和创作这三个方向，而创作类的教育，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沈从文这样的作家能胜任。

沈从文的教学方法也是无法模仿的，他开写作课，每一讲自己都要先写一篇范文，再在学生的作品上进行长篇批点，经常写得比学生还长，凡是发现有好的学生作品，都会全力向报刊推荐。他的学生、作家汪曾祺说，沈从文一辈子给学生搭的邮费都是一笔可观数字。

沈从文在学术界的自卑心理一直没有消除，很多教师和学生都不掩饰对他学历的轻视。当年在西南联大有个无法考证的段子，说教授刘文典在一次躲避空袭警报时，一边跑还一边挖苦沈从文：“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啊！”这件事被如此传播，就是因为有一条学术鄙视链的存在。沈从文在联大应聘时，即使已经名满天下，又有在高校成功任教的履历，还有清华、联大两位中文系主任的极力推荐，也只能由联大下属的师范学院下聘书，在五年后才晋升教授。

但最值得我们尊重的，恰恰是这种不随便破格的规则。正是由于学术界充满了派系和利益纷争，在权力腐蚀下极易腐败，才特别需要不能轻易突破的刚性制度。学术首先要规范，然后才能推行有远见的弹性和自主。联大精神的可贵之处，不是彻底自由，而是在二者之间取得了平衡，达到了最好的效果。毕竟沈从文只有一个，他那种自由的、贴近学生的教学方法也是很难复制的。

最后，我们再看看民国文化界那些不断升级的矛盾。沈从文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不大关心政治，总在无意间身陷学术界的纠纷，而这些争斗的性质是在逐渐变化的，他似乎一直没有领悟到背后的真实逻辑。

沈从文和鲁迅代表了中国短篇小说的两个高峰，但他们之间没有私下交往，只有一场误会。在沈从文刚开始文学创作时，丁玲曾给鲁迅写过一封求助信，但有人认错了笔迹，告诉鲁迅这是一个叫沈从文的男人写的，鲁迅为此极为生气，认为他被愚弄了。沈从文性格倔强，也不愿意解释，两个人后来虽然都对彼此做出过很高评价，但不再有私人接触。这些事情只是个人恩怨，也不构成具体伤害，但后来的矛盾，就扩散到整个学术圈了。

1933年，沈从文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上海的一些作家通过取巧获取成功，没想到，这引起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京派海派之争。很快，讨论范围就超出了文学创作，参战的人也越来越多，扩大到学术界整体。朱自清说，京派是为学术而学术，海派则是为名利而创作。鲁迅干脆说，海派是商的帮忙，而京派不过是官的帮闲。沈从文根本不懂得，双方的分歧早已种下多年了，只是在寻找一个开战的机会。此后，沈从文的朋友们多次告诫他：多写小说，少写杂文，不要议论时事。

沈从文在学术上不属于任何一派，虽然热爱民众，但不愿意写政治功能明确的斗争题材，到了文学界分裂成左右两个阵营以后，任何一边都不喜欢他，都对他进行批评。当老朋友丁玲指责他与人民脱节时，他还认为这是风格和个性的问题，是由于他“能承受生活的压力，没有那么大的反抗性”，“不习惯受人管束，也不会管束别人”。当指责声越来越大，比如说他的《边城》居然把地主写得那样善良豪爽，“掏空了阶级属性”时，他不客气地回答：“你们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很容易办，可是我存心放弃你们。”他没有意识到，此时所讨论的已经不是文学了。

沈从文曾经刺痛过郭沫若，一次是评价郭沫若文字不含蓄，不会写小说；一次是说在进步作家中，巴金和茅盾在辛苦的工作，郭沫若只是在走莫斯科的上层路线。我们不能断定，这和郭沫若1948年3月发表的《斥反动文艺》有没有因果关系，但那篇文章决定了沈从文一生的命运。郭沫若写道，沈从文的小说是“文字上的春宫，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活动”。这个时候，文艺批评已经成为了政治定性，将导向现实中的打击。后来，在沈从文陷入精神危机时，北大学生又把这篇文章抄写到墙报上，造成了他的神志失常和自杀未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是文化不断被政治所干预、所吸收的过程，也开启了下一个时代的文化局面。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第一，他出生于偏远的湘西小城，少年时经历了斑斓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异常残酷的杀戮。他以小学文化闯荡中国文坛，不仅成为最高产、最受欢迎的小说家，还成为西南联大教授，教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第二，支撑沈从文写作的，是他自称为“耐烦”的强大意志力和必须有所作为的生命追求。他热爱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崇拜美与质朴的情感，但不善于进行深刻的、批判性的思考。第三，在沈从文身上，我们还能看到民国教育界、文化界的变化：民国学风不仅有局限，也有壁垒，沈从文的破格，始终是、也应该是一种例外。同时，文化界的纷争，逐渐从个人纠纷变为派系之争，最后彻底进入政治话语体系。

文学史和其他历史一样，会在长时间停滞后，像江河的激流一样，突然开始快速地发展，体现到个人身上，就是在一个时期里连续遭遇重大的命运转折。沈从文的次子沈虎雏回忆，在1948年夏天，他问过父亲：有人说你是中国的托尔斯泰，我看你比不上他。沈从文认真地回答说：没错，我确实比不上，许多事情耽搁了我，我以后要好好赶一赶。历史没有给沈从文这个机会，但是，他已经用一生努力过了。我们的时代机会比沈从文要好，那1%的天才，我们和他比不了，而99%的努力和顽强执着的“耐烦”精神，我们能不能也赶一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