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是谁_吉鸿昌之死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这是吉鸿昌就义前，用树枝在地上写下的《就义诗》，他将“未能死在抗日战场”，视为“羞辱”。他并不知道，即便未死在战场，他也依旧是被后世景仰的抗日英雄。
未死在抗日战场的吉鸿昌，是在死前15天，也就是1934年11月9日被捕的。被捕当日，他本可逃走，避免后来的“羞辱”，可因为他天性中“总为别人先想”的性格，他拒绝了逃生机会——
当日，吉鸿昌从妻子手中拿到了存折，这些是他接下来的抗日经费。他把这份存折看得很紧，也分外感激妻子对他坚持的抗日事业的支持。
拿着存折回到国民饭店后，他像往常一样以打牌为掩护，开展秘密工作。激动地和战友们策划抗日大业时，他并不知道：国民党已经布好一张天罗地网，准备对他下手了。
国民党迫切想要除掉吉鸿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一直高举抗日大旗，处处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作对。后来，他还干脆带着部下起义，归顺一心抗日的共产党。
就在吉鸿昌于国民饭店密谋抗日前不久，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前线，并被安排参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他，就已准备发动兵变了。他拟在河南发动中原暴动，他想好的策略是：
“带自己旧部的两个师回河南，与当地武装结合起来，组成十几万人的抗日义勇军，再与杨虎城部会合，共同开辟抗日根据地。”
吉鸿昌坚决不肯将枪口对准自己人，大敌当前，让他去残杀自己的同胞？这件事他吉鸿昌做不到，他若真做了，如何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人，对得起一心指望他“救国救民”的父亲呢？
吉鸿昌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多危险，计划启动后，他就已察觉到：蒋介石的特务已经盯上了他。
为了躲避特务的跟踪，他不惜改变了联络地点和方法，采取了整日在各大饭店打牌、听戏、访友的方式，与各地反蒋抗日人士进行会谈、联络。
在众多的饭店里，国民饭店是吉鸿昌经常与进步人士接头的地方。因为来得多，加上他总是和群众打成一片，这里的茶房师傅们总是义务帮助他随时调换房间号，以躲避特务的追踪。
每次预感到不对劲时，吉鸿昌就会迅速让茶房师傅给自己换房间。或许是手里拿着存折，所以分外谨慎的缘故，进入国民饭店后不久，吉鸿昌就觉得气氛有些不对，于是：他特地让茶房师傅将自己的房间临时换到了45号。
吉鸿昌换房后不久，特务竟立马找到了他的房间号，并在45号房门上用粉笔划上了十字。圈定吉鸿昌的活动范围，下一步就是暗杀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执行刺杀前，国民党特务天津站负责人将一个皮球投进了45号房间，让一个女特务以取球为名，走进房间侦察吉鸿昌坐的位置。
“穿小白褂的人就是吉鸿昌”，女特务出来后很确定地报告。随后，一个男特务进房间，对着穿小白褂的人连开数枪，穿小白褂的人当场被击毙。
可很快特务们发现他们杀错了人，原来：“女特务进屋时，坐在暖片旁的吉鸿昌嫌热就脱去了棉袍，只穿一件小白褂。可是，当特务行凶时，已换座位的吉鸿昌又穿上了棉袍，而坐在吉鸿昌原来座位的人，也脱了棉衣，恰巧也穿了一件小白褂。”
刺杀发生时，特务发现杀错了人，可他欲再动动手时，吉鸿昌一拳打飞了特务的手枪，见势不妙的特务仓惶逃走。
凶手逃走后，大家劝吉鸿昌赶快撤离。和吉鸿昌关系不错的茶房师傅递给他太平梯门的钥匙，要吉鸿昌赶快逃走，而吉鸿昌不肯，他怕由此连累了茶房师傅。
吉鸿昌在任何时候都先想到别人，也因此，每次遇险时，他总是设法让身边的战友逃脱，永远秉承着“能逃走一个是一个”的原则。和战友方振武一起被关押的那次，他就先设法让方振武先逃了。
不肯走太平梯门逃走的吉鸿昌，很快被法租界巡捕房的巡警逮捕了。
吉鸿昌被关押后，前来看他的妻子胡红霞被法国工部局的人囚禁，他低声嘱咐妻子：
“守口如瓶，一定。切记，切记，你出去以后，可以到泰山去见冯先生，虽然他未必能救我，但让他明白，路只有一条……”
到了最后时刻，吉鸿昌眼里心里也依旧想到别人，他和妻子都将拼命保全革命同志。有了他的嘱咐，不论敌人怎么用刑，胡红霞都不肯透露任何。敌人没办法，只好将她放了。
被释放后，胡红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丈夫被捕的消息刊登在报纸上。她心里的想法是：事情闹得越大，丈夫被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吉鸿昌在此前一年，因为带领抗日同盟军收复了多伦而闻名。吉鸿昌从日本人手中，将沦陷的多伦收复，这对于日本侵略者是一种重创，也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抗日御侮的希望。
吉鸿昌被捕的消息被公布后，此前一直关注着这位爱国将领的国民沸腾了，人们纷纷谴责国民党当局迫害抗日英雄的倒行逆施；中共党组织也通过种种渠道进行营救。
见势头不对，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与法国工部局相勾结，以“通缉案”为由，将吉鸿昌引渡到国民党五十一军拘留所。
如此一来，局势并未如胡红霞所想的那般，反而变得更加复杂了。
在拘留所，负责审讯他的是东北军官。当他们要他供出那些和他一同谋划抗日的人员姓名、住址等时，他冷笑着道：
“有几位朋友在我家里住过，但我在国民饭店打牌被特务枪击逮捕，他们闻讯已经躲起来了。现在你们要问他们的去处，我怎么知道？至于抗日同盟军，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那是在抗击日寇的侵略呀！东北沦陷，当了亡国奴，你们东北军有家归不得，凡有点民族正义感的军人，应该打回老家去的！”
那日的审讯，他们没有从吉鸿昌口中问出任何“有用”的信息，却反而被吉鸿昌奚落了一番。审讯人员悻悻离场时，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
被关押后的吉鸿昌震惊了看守们：他抓紧一切机会向难友们宣扬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他的语调是那样激昂，以至于看守们总是听得分外清楚：
“抗日救国，成了政治犯，这是为什么？你们当中不少弟兄是东北人，亲人在当亡国奴，你们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蒙冤坐牢，这又是为什么？其原因，是蒋介石想独霸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地地道道的独裁专制……”
看守们都被他说服了，他们在大受感动的同时，也有意对他加以保护。每次，有查监的人来时，看守们就咳嗽几声，以提醒吉鸿昌“有人来了”。
难友和看守们始终把他的那句话牢记在了心里：
“中国地大物博人多，正在觉醒的中国劳苦大众，绝不会坐视祖国沦丧，一定会起来反抗。蒋介石是阻挡不住这股潮流的，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
在他的影响下，难友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难友王氏表示：他出去之后，将舍弃一切参加抗日……
一位读书人模样的难友在一次和吉鸿昌谈话后感叹：“中国之所以落到现在的境地，就是因为如吉鸿昌这样的中国人太少了。”吉鸿昌听了这话后动情地说：
“我想，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只顾自己，不管别人，那和低级动物有啥区别。我知道除了特务汉奸，国人大多数是爱国的，爱国的行动是什么？当前就是抗日。老蒋不抵抗，也不许别人抗日，那就反蒋抗日。”
从吉鸿昌狱中的话便可知，他对中国的抗日是抱持着巨大信心的。在察哈尔抗战时，他就曾把这信心凝聚进了他创作的抗日歌曲《冲锋歌》里。被关押期间，他无数次带着难友们哼唱着这首歌：
“冲！冲！冲！向前冲！冲！冲！冲！牺牲要奋勇。凯旋归来为我民族争光荣。谁说我大中华民族没有好英雄！”
吉鸿昌的歌声铿锵有力，穿过了铁窗，被传出很远，很远。
吉鸿昌身陷囹圄，胡红霞四处奔走：她求吉鸿昌过去的上司和同僚，又奔赴泰山求冯玉祥。在她四处求人之际，吉鸿昌却已做好了就义的准备。他比谁都清楚：敌人早已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果然，不久后，敌人将吉鸿昌秘密押解到北平，并将一封印有“立时处决”的电报递给了他。敌人以为这份报告会吓到吉鸿昌，结果让他们失望了：他轻蔑地看了一眼电报后问：
“行啊，你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正式处决吉鸿昌前，敌人对他进行了一次走过场的军法会审。敌人没想到的是，这次审讯竟让他们尴尬不已。
审讯时，法官法官煞有介事地问道：
“吉鸿昌，你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说出你们的秘密来？”
吉鸿昌义正词严地回答：
“抗日是四万万中国人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才有秘密。”
法官左右交换了一下眼色又问：
“你假借抗日之名，反对领袖，是谁指使的？”
吉鸿昌再次轻蔑地说道：
“我要救国，蒋要卖国，我不得不为救国而讨蒋。我要抗日，蒋不仅不抵抗，反要迫害抗日的人，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请问，抗日何罪之有？蒋介石如能抗日，我马上便能助蒋。但你能够指出蒋介石有一点抗日行动，甚至有一点容许他人抗日的意思吗？法官先生，就是你自己，扪心自问，也不能不反蒋的。”
面对吉鸿昌的慷慨陈词，法官无言以对，他意识到：这个过场不好走。法官每提问一个问题，他都能切中要害地反问回去。面对正义凛然的吉鸿昌，法官不停地擦汗，最后时刻，他为了收场，声嘶力竭地嚷道：
“吉鸿昌，你是罪犯，罪犯！不得在法庭上信口雌黄。”
法官说完这段话后，又遭到了吉鸿昌的奚落，最后越说越激动的吉鸿昌揭开衣裳，露出身上累累伤痕，挥动手臂指向法官：
“你们长眼睛的，看看我吉鸿昌在北伐和抗日时留下的伤疤……”
法官看着吉鸿昌身上的伤疤，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到此，这场闹剧般的审讯，终于草草收场。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
当日上午，监刑官出示蒋介石将“吉立时枪决”的电令及北平军分会的判决书。这个结果，吉鸿昌早已料到，所以，他当即淡定地要来纸笔挥笔写下了一封痛斥国民党罪行的遗书。可惜，这份遗书被何应钦拿到后，最终被焚毁了。
写完遗书后，吉鸿昌提笔给胡红霞、中山学校有关负责人和自己的三个弟弟写下遗嘱。
其中，给妻子的遗嘱，内容是这样的：
“红霞吾妻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一死，我死你也不必过悲伤，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等用。
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这份遗嘱，字字句句全是吉鸿昌为妻子做的“设想”。
一心想着别人的吉鸿昌，还在为所创办学校所留的遗嘱中叮嘱欣农、仰心等：
“诸君证明已有其父兄遗嘱，属吕潭地方学校教育地方贫穷子弟而设款项，皆由先父捐（属公家），非先父兄私产也。”
写好遗嘱后，吉鸿昌看了看门口全副武装的士兵，从容而镇定地披上斗篷，昂步走向刑场。
最后一刻，吉鸿昌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前文提及的气壮山河的《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写罢《就义诗》，吉鸿昌起身对着负责行刑的刽子手厉声道：
“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给我拿把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吉鸿昌身长一米九三，他的声音如同洪钟，在他的怒视下，刽子手竟两腿不自主地发抖了。吉鸿昌看了刽子手一眼，继续厉声道：
“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吉鸿昌正面朝向刽子手时，脸上没有一丝恐惧，有的，全是凛然的正气。他为何敢正面受枪，答案自然与他已接受了自己即将死去的心理有关。
吉鸿昌认为：他被行刑，是为抗日为国家而死。既如此，他又怎会不接受死亡呢？既已接受，自然就不会再有挣扎和抗拒，如此，自然也不再有恐惧。
刽子手颤抖地在吉鸿昌面前举起枪时，吉鸿昌突然瞪起双眼，用尽全身力气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响了，年仅39岁的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牺牲了……
“未能死在抗日战场”成了吉鸿昌永远的遗憾，然而，他为抗日事业所做的一切，早已注定：他将是被公认的抗日英雄。
1945年，吉鸿昌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2014年9月1日，吉鸿昌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吉鸿昌的好友曾在给吉鸿昌的悼念诗文中，这样定义他的死：
“面对敌枪弹，屹然如泰山。以死报国家，名垂宇宙间。”
人之死，有轻如鸿毛，有重如泰山。吉鸿昌之死，乃是为人民，为国家，其死，当重于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