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婚后感情如何_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一生
2004年林徽因诞辰100周年之际,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写了一本书,名为《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很多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林徽因去世之后,梁思成还娶过一个老婆!因为在我们熟悉的央视8集纪录片《梁思成和林徽因》之中,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林洙。
而后十多来年,林先生因这本书名声受累,人们关注的不再是她在战争年代的铮铮不屈,也不是她在建国前后为古建筑保护和景泰蓝技艺传承所做的贡献,人们只想知道拥有如此美貌的民国才女有着怎样纠葛不清的情史。
林徽因最饱受诟病的那句“怎么办,我好像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便是出自林洙的这本书。
如果林徽因活着的时候知道自己会被这样写出来,一定会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之中抽出时间来给自己写一部自传,不至于去世这么多年被人拿出来捆绑销售。
不久后,林洙接受了某电视台的采访,主持人一上来就问了关于林徽因的几个问题。
比如询问林徽因是否会做家务。
林洙的回答是:林徽因很爱孩子,但基本不做家务,家里雇了几个保姆,她不是一个合格的太太。
比如询问林徽因和金岳霖之间的关系。
林洙隐晦地说这是他们的私事,她不好说。
但又说梁思成对林徽因非常包容和大度,但内心十分尴尬、痛苦、犹豫、自卑,甚至拿自己和金岳霖对比,觉得自己比不上金岳霖。
比如询问林徽因生前和林洙的关系。
林洙承认自己能进清华预科班是父亲找林徽因帮忙的,而且林洙和前夫结婚之时,林徽因也拿出了储蓄卡,让她“要用多少刷多少”。
明明对自己有资助和引路之恩,林洙却将林徽因说成一个高傲、霸道之人,比如林徽因说话的时候,她根本不敢插嘴,她因林徽因的关系来到北京迟迟没有见林徽因道谢,林徽因病中想要见一见她,她用了“召见”一词。
比如提到林徽因的病逝。
林洙说,梁思成很伤心,但他在病榻前照顾了林徽因很久,林徽因去世之后对他来说是个解脱。
一位80岁的老太太,回忆往昔之时如此清晰有条理,已经非常难得了。
更难得的是,她的心思如此缜密,整场采访每句话都能戳到人们的八卦心理,所描述的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婚姻是不平等的,梁思成一味付出,一味忍让,而林徽因爱孩子爱金岳霖爱学术,只有对丈夫的伤心难过不关心,不在意。
这难道就是真实的林徽因吗?
“梁上君子、林中美人”的爱情佳话,婚后也只剩下一地鸡毛,也不能免俗走向两看相厌吗?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婚事,从最初提起到最终达成,走过了整整十年。
1918年,17岁的梁思成和14岁的林徽因第一次见面,这是梁父梁启超一手促成的,刚开始就有着相亲的意思在。
梁启超很高明,他知道当时的年轻人对包办婚姻十分反感,没有强行定亲,而是让他们自由交往、发展感情。他一直很有信心,自己亲手培养的优秀儿子,一定能和一眼相中的林徽因在一起。只是没想到中途遇到了一个阻碍——徐志摩。
梁思成对林徽因的追求是不温不火的,徐志摩不同,他的追求是十分热烈的,而且当时林徽因和徐志摩在精神层面上更加契合,她早期的诗作还能隐隐看出徐志摩的风格。
1921年,林长民带着林徽因游历欧洲回国后,梁思成曾登门拜访过林徽因。
此时他们已经数年没有见面了,林徽因对梁思成说,她想要学建筑学。梁思成当时连建筑学是什么都不知道。
林徽因对梁思成解释,那是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问,林徽因喜爱绘画,所以选择了这个专业。
梁思成懵懵懂懂地了解了这门学科,可以说,是林徽因将梁思成引上了建筑之路。
徐志摩在美国住了2年,在英国住了2年,在康桥(现剑桥大学)接受的是贵族教育,与英国名士交往,创作新诗,翻译文学著作,回国后在各个大学讲学,可谓风光无限。
对刚刚开眼看世界的林徽因而言,徐志摩的确具有更大的魅力。
但林徽因的原生家庭给她的心理阴影,注定了她不可能和徐志摩走到一起。
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不是个会讨好丈夫和公婆的富家小姐,林长民又娶了姨太太程桂林。林长民十分宠爱程桂林,自称“桂林一枝室主人”,几乎忘记了何雪媛,在林徽因童年的记忆之中,只有母亲无休无止的抱怨。
在知道徐志摩已经有家室后,林徽因已经决心与他保持距离。
当知晓徐志摩竟然为了她和妻子张幼仪离婚后,林徽因和徐志摩更加没有可能。
她心疼母亲的不幸,自然不会去做下一个“程桂林”。
而梁启超此时也开始行动了,他督促林徽因和梁思成赶紧订婚,几天之内就安排好了一切。他甚至还写信给自己的学生徐志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徐志摩能够放弃对林徽因的追求:
若只沉迷于不可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命蹉跎抑郁,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不可无愧!不可无惧!
除了挡住徐志摩这段孽缘,梁启超还将梁思成和林徽因送到国外学习,在此期间,
林长民在与军阀张作霖作战之时身中流弹而亡,梁启超一边写信安慰林徽因,一边作主安葬了林长民,还支付了林徽因的学费,出资帮助林徽因的母亲和弟弟妹妹。
梁启超是改革家、哲学家、学者、名流,阅人无数,为何单单看重林徽因?
林徽因聪明却不卖弄小聪明,热情大方又知轻重距离,她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知性之美又不是旧家族那种唯唯诺诺的传统女人,她具备西方文明独立、自由的灵魂也不是盲目崇洋媚外赶时髦的名媛……
梁启超一手促成儿子的姻缘,甚至亲自插手到年轻人的恋爱纠葛之中。
林徽因如若真的像林洙说的那样心机重重,和徐志摩剪不断理还乱,对梁思成没有表现出非君不嫁的爱意,梁启超也不可能认定了这个儿媳。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礼也是梁启超一手操办的,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成婚,新娘新郎都不在国内,梁启超觉得不能亏待了儿媳,婚礼当天所有的仪式都走到了,中午大宴宾客,晚上家族宴会。
两人的蜜月旅行路线也是梁启超安排好的,在他们度蜜月的时候,梁启超还顺便将两人回国后的工作给安排好了。
对公公的细心关怀,对丈夫的一路支撑,林徽记了一辈子。
她人生之中设计的第一件建筑作品,是梁启超和婆婆李蕙仙的墓碑。
后来她生下了女儿,取名为“梁再冰”,以怀念梁启超,因为梁启超曾名为“饮冰室主人”。
梁思成和林徽因按照梁启超生前的安排进入了东北大学担任建筑系教授,当时东北大学还没有开办建筑系,建筑系里仅有他们两位教授。
(正在梁、林夫妇将建筑系扶上正轨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梁思成只得带着妻女离开东北回到北京。
从此以后,一家人经常奔波在荒野和废墟之中,去寻找和保护古建筑。
那时候兵荒马乱,交通不便,梁思成因为曾在一起摩托车事故之中腿部受伤,一直颇着腿前行。
而林徽因备受肺病的困扰,在野外考察很容易引起旧疾复发。
这对出生在富裕人家的年轻夫妇,未曾抱怨过住宿简陋、食物不洁,忍受着虱子的啮咬和土匪、叛军的暴力威胁。
1938年到1940年,梁思成夫妇来到云南,在昆明度过了3年流亡生活。
美国的大学和博物馆邀请他们前往美国工作和治病,梁思成拒绝了:“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林徽因的固定薪水和兼职得到的酬劳加起来每月仅40元,也只能保证子女们吃饱饭。当时昆明的名流邀请梁、林参加一些无聊的应酬,装点门面,对林徽因来说就是痛苦的折磨,她直接评价自己这是在做“社会性骗子”。
好在后来与金岳霖、张奚若、沈从文、朱自清这些好友在昆明重逢,林徽因心情舒畅许多,在敌人的炮声之中,她写下了散文《彼此》:“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最好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地,坚韧地,横过历史。”
提到金岳霖,就不得不提林洙笔下金岳霖“择林而居”的暧昧之事。
有人采访过林洙,希望她能谈一谈林徽因和徐志摩的事,她饶有深意地回答:“我要考虑怎么说,才能最好地保护林徽因。”
相比于林洙,金岳霖说话就没有这么“艺术感”了。
陈钟英和陈宇主编《林徽因集》之时,曾经拜访过金岳霖。金岳霖提到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一事,连连摇头:“不度德,不量力,他们(指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多好的一对啊。”
陈钟英还采访了林徽因最得意的学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常沙娜院长之时,她说:“他们都是品格最高尚的人,令学生十分敬佩。”
至于金岳霖到底爱不爱林徽因,他自称要“逐林而居”,林徽因病逝之后,金岳霖曾为林徽因做寿,还要请客人来吃饭,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岳霖做的这些事被很多人放大,塑造出了金岳霖痴情的形象,说他为了林徽因终生未娶。
金岳霖的确终生未娶,但是他和美国女友泰勒一直保持着同居的状态,之所以没有结婚,是因为两人信奉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提出的“试婚”制罢了。
金岳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泰勒跟随着金岳霖一同来到中国定居,还为金岳霖生下了一个女儿。
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女士在《杂记赵家》之中提过金岳霖数次,他在法国穷困潦倒,曾经来找赵元任夫妇借钱,借了30元后,马上带着泰勒去意大利玩了一圈,还写信给赵元任夫妇描述旅游的乐趣,让赵元任夫妇哭笑不得,后来再也没有借钱给他。
在杨步伟的记忆之中,金岳霖的伴侣不止泰勒小姐一位,还有一名叫作爱玛的女士。
一次金岳霖家的鸡因为养得太肥三天没下蛋,打电话给学医的杨步伟让她赶紧进城一趟,但又不说是为啥。杨步伟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是泰勒出事了,还开玩笑对金岳霖说:“犯法的事我不做。”
杨步伟的回忆录之中对于金岳霖的描述不多,但绝对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痴情、严肃、迂腐,他思维跳脱,常常做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情,让人哭笑不得。
如此看来他为逝去的林徽因办生日宴,也便好理解了,毕竟大哲学家和常人想的不同。
至于林徽因到底会不会做家务,到底是不是娇小姐,梁再冰和梁从诫回忆的生活片段,更具有说服力。
将一切时间奉献给学术研究的林徽因,在昆明期间不仅要照顾孩子、打扫卫生、洗衣做饭,还和梁思成一起挑水泥、做木匠活儿,在颠沛流离之中为孩子们建了一座可以避风遮雨的房子。
而搬进新家后仅仅8个月,因为日机的连番轰炸,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再次离开,1940年暂时定居在四川宜宾附近的小镇李庄。
林徽因每天5点起床,开始整理新家,清理杂物,布置办公室和寝室。家中所有的用水都要挑来存在大缸里,她每天都要续满;买菜要踩着泥泞小路跋涉到村子里,孩子正在长身体,食物没法存放,她每天都要走一遍。
林徽因给朋友费慰梅的信中写道: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
她在新家院子里的大树上挂了一根竹竿,旁人以为这位贵族小姐要在院子里制作一个新秋千。
岂料林徽因在无人之时,一个人握住竹竿,慢慢往上爬。她知道自己体弱,要用这种办法锻炼自己的身体,接受艰苦生活的挑战,也能在勘察古建筑之时顺利攀爬搞测绘。
当时梁思成因腰椎病正穿着钢背心,体重已经降到了47公斤,林徽因不忍心他爬上爬下,只能自己顶上去。
后来梁思成病得越来越严重,家里的一切都是林徽因咬牙支撑着。在李庄没多久,林徽因大病一场,从此6年一直躺在李庄简陋的小床上,她彻夜失眠,丈夫不在身边,她也不惊动儿女,一个人在那挣扎,早上起来屋子里挂六七张帕子。
这里气候阴冷潮湿,没有自来水和电灯,没有医院,林徽因的肺结核来势凶猛,一连几个星期高烧不退。
林徽因头上盖着湿毛巾降温,并没有催促正在重庆请求教育部资助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回家。
几个月后,梁思成回来,没有给林徽因带来药物,而是带来了一个噩耗:林徽因的三弟、空军飞行员林恒在迎击日机之时阵亡,林徽因伤心欲绝,写下《哭三弟恒》这首痛彻心扉的悼亡诗,忍住病痛和哀痛,继续完善《中国建筑史》。
因国仇家恨,梁思成进入营造学社后从不与日本人交往,连说一句话都觉得是对自己的羞辱。在长沙大轰炸之时,一向温和谦逊的梁思成,说出了这样的诅咒:“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我会看到日本被炸沉的。”
1944年,12岁的梁从诫和林徽因提到日军占领贵州都匀,询问母亲如果日军真打到四川我们怎么办。
病中的林徽因从容回答:“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很着急,又问她:“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你们就不管我啦?”
林徽因握着梁从诫的手说:“真要到了哪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
这件事,让梁从诫觉得向来温柔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别人”。
在李庄的油灯下,林徽因在病榻前在简陋的书案上,在堆积如山的照片和实测草图前,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撰写了五代、宋、辽、金部分的建筑发展史。
从1930年到1945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走遍中国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了2700多座古建筑。
当1945年,盟军不得不做出对日本进行轰炸的准备之时,林徽因和梁思成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奈良的历史遗迹,亲自画了一张详细标记文物地点的地图。
这是曾经说“日本人一来就带着全家跳扬子江”的林徽因,和说过“恨不得炸沉日本”的梁思成。
身负国仇家恨,他们却没有被自己的私人情感所左右,作出了对人类建筑史来说最为正确的决定。
如果没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没有今天的京都和奈良。他们在告诉日本侵略者,你们这些年戕害的,是这样大度而高贵的民族。
从李庄回北平之前,医生就告诉林徽因,她最多只有5年的生命,最后几年她依旧在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她带领着清华大学营造系设计小组同学,设计了国徽草案。1950年,当毛主席现场宣布由林徽因所在的小组设计国徽之时,林徽因激动得当场落泪。除此之外,林徽因还受到周总理的邀请,抱病参与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走完了一生,年仅51岁。
临终前,护士们将梁思成从隔壁病房搀扶过来,梁思成拉着林徽因的手放声大哭:“受罪啊,徽,受罪啊,你真受罪啊。”
林徽因去世4个月后,是梁再冰的生日,梁思成给女儿写了一封信,信中都是怀念林徽因的话,都是他们一家人生活之中的点滴。
这样的梁思成,怎么可能认为林徽因的去世对他是一种解脱呢?
两人相互扶持着走过了战争年代,林徽因的病情显然比梁思成更加严重,为什么林洙到了80岁了,还在对此耿耿于怀,苛责林徽因生前没有照顾好梁思成的起居,而不是说梁思成不做家务,没有照顾好妻子呢?
无论是梁从诫还是梁再冰,他们对父母的回忆很少有夫妻感情如何的描述,最为深刻的也便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生离死别的场景。他们曾用大量的文字描绘父母在学术上的精益求精,在国家危难时刻的一次次痛苦挣扎和一回回奋起反抗。
在家国情怀面前,儿女私情显得如此不值一提。
林徽因如果一生有遗憾,一定是活得太短,而不是不会做家务。
而林洙与梁、林相识于建国以后,她始终纠结于梁思成到底爱不爱他,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梁思成的夫人,她需要摆出事例来一再证明,于是有了这本极其琐碎的《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拨弄众人唇舌。
但丈夫梁思成的日记,林洙却一直不肯公开让研究者查阅。
林徽因曾为徐志摩写过一篇悼念的文章《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很多人一看到名字就激动得不行,拿来当作林徽因仍然爱恋着徐志摩的证据。
其实这篇悼念文写的是林徽因对于生死的感悟,她称徐志摩为“朋友”,她也提到了人言可畏:“我们谁都需要有人了解我们的时候,真了解了我们,即使是痛下针砭,骂着了我们的弱处错处,那整个的我们却因而更增添了意义,一个作家文艺的总成绩更需要一种就文论文,就艺术论艺术的和平判断。”
可惜,很多人已经放弃从她的作品和人生经历之中去了解她,而是尝试着从梁思成第二任妻子的回忆录之中去了解她。
2018年4月,《纽约时报》发布了一则“讣闻”——《林徽因与梁思成:探索、挽救中国古建筑的伴侣》。
此时距离林徽因去世已经63年了,人们觉得非常诧异。
《纽约时报》解释:自1851年创刊以来,该报的讣闻一直以白人男性为主,为弥补当年因“性别歧视”造成的遗憾,特地创建“被遗漏”的栏目,讲述一些(已故)女性的故事,以及她们给社会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记,因为她们的去世此前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当外国媒体为忽略林先生的贡献而感到惭愧并且积极弥补之时,我们的视线却一直停留在她的外貌和感情上。
在林徽因诞辰100周年,林洙挑准时间带着林徽因的热度卖书,果然一下子成为畅销书。
她难以掩饰自己的私心,她将林徽因的高度拉下来,和自己一同站在“梁思成老婆”的标准上,以一个传统家庭主妇的标准来要求林徽因,而淡化了她作为一名学者、一名诗人、一位爱国者的光环。
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之上,你能看到的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都凝聚着林徽因的心血。
像林先生这样的学者,如今竟然被人框在男男女女的陈词滥调之中指指点点,这也“归功于”这么些年来林洙笔耕不辍的“努力”。
不过,从某些方面来看,林洙确实对宣传梁思成和林徽因有着卓越的贡献。
比如她在梁思成明确留下遗言自己的书籍手稿要捐给清华的前提下,却将他留下的研究成果卖掉。
如果不是她将梁思成的手稿一张张拆开来拍卖,真金白银地定价,我们也许无法从这些令人咋舌的数字之中真实体会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生的伟大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