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是被谁出卖的_王亚樵被出卖的典故
1935年10月，整个南京城都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以戴笠、陈立夫为首的特务把城里的往来关卡把得严严实实，审查严格到连婴儿的襁褓和女人的贴身衣物都不放过。
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丁家桥16号召开，蒋介石临时缺席，命汪精卫代他上台发言。会后各代表委员需要合影留念，正当众人在讨论站位时，一位手持采访资格证的“晨光社”记者，迅速从照相机里拿出早就藏好的手枪，对准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了三枪。
其中一枚子弹卡进了汪精卫的尾椎骨，当时的医疗手段一直无法将之取出，使得汪精卫受病痛折磨9年后去世。
这三声枪响不仅震惊了全国，也吓破了蒋介石的胆子，因为他才是这场刺杀的“头号种子”，彻底被激怒的他不惜悬赏100万大洋来买背后主使王亚樵的人头。
百万悬赏并不足以让蒋介石解恨，他还向手下的特务头子戴笠发出最后通牒：
“不惜一切代价抓到王亚樵！否则就拿自己的脑袋来见我！”
此时的王亚樵早已乔装打扮遁入反蒋“西南派”所驻扎的广西，任蒋介石手段频出也拿他没办法。
这已经不是王亚樵策划的第一场刺杀大案了。
王亚樵本人身材瘦小，蓄着八字胡，喜欢穿长衫和西装，常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就像一位斯文白净的秀才，任谁看了都不会将他和“民国第一刺客”联想到一起。
但就是这样一位文弱书生，先后策划并刺杀了直系军阀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国联调查团长李顿伯爵、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以及三次刺杀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就连死在中国的第一个日本高级将领白川义则上将也是倒在他的策划之下。
纵观他的刺客生涯，不难看出他处事和行刺的两条逻辑：
1.不管是政府首脑还是军阀统帅，只要你是独裁强权，我就要灭了你！
2.谁要是对底层人民、对中国人民不好，那我就跟谁对着干！
王亚樵成名后一直坚持不入党不参政不掌军权，像个绿林侠客一样独来独往，唯有这两条行事准绳贯穿一生，这与他早年的经历不无关系。
王亚樵出生在光绪15年（1889年）的安徽省合肥市磨店乡，家中世代务农，自祖父辈起在乡里行医，这才稍微积攒了一点积蓄。他自小聪明机灵，曾上过一段时间的私塾，还在晚清的科举考试中名列前十。
本想着读书能光宗耀祖的他，在无数次看到清廷官吏和土豪乡绅欺压百姓，就连他们家自己的田地也被剥削之后，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他联合周边的好友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侠仗义”，逐渐在当地闯出了一些名气。
骨子里崇拜古人狭义的他自发锻炼起了筋骨，但没有名师指导，所以只是把身体练得灵活了一些，直到他偶然拜一位姓赵的武师为师，专心练起了臂力和枪法，这才成了弹无虚发的“神枪手”。
有了一定武艺的他更加活跃，而清朝末年列强入侵更是激起了他的民族大义，于是他也开始为反清救国奔走，在老乡柏文蔚的劝说下于1915年追随孙中山投身辛亥革命。
当时各地新思潮涌动，反清势力也层出不穷，大家都有着推翻清廷的目标，但是在内部争斗中水火不容。1919年段祺瑞公然占据北京和孙中山对立之后，王亚樵数次建议孙中山说：“不如由我来带人刺杀段祺瑞、炸掉北京府！”
孙中山一直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多次劝他：“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两个人。”
王亚樵见自己的刺杀理念一直不被接受，只好在1921年出走上海另谋他路。初到上海的日子很不好过，他白天打数份苦工，夜里就在马路边垫着几张报纸入睡，这期间他看着许多来沪务工的底层百姓受到帮派和商家的欺压，心里积着的怒火越来越大。
这一天，和他关系很好的工友“老余”因薪水被拖欠了很久，前去向“赖老板”讨薪的时候遭到了毒打，愤怒的王亚樵忍无可忍召集工友，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斧头作为武器，一起到赖老板家要说法。
在这之后凡是有工友被欺负，王亚樵就带着人操起斧头去讨公道，“斧头帮”也逐渐在上海闯出了名气。当时的上海帮派林立，但凭借王亚樵的义气和威望，斧头帮发展极为迅速，成了帮派老大的王亚樵没有飘起来，而是立下了“四杀原则”并晓谕帮众：
流氓恶霸，杀！
封建余孽，杀！
反动派政要，杀！
日本鬼子及汉奸，杀！
王亚樵和帮众人手一把斧头把上海十里洋场搅得天昏地暗，就连上海滩的“土皇帝”青帮帮主杜月笙都主动避其锋芒，告诫手下说：“遇到王亚樵，能让三分就让，千万不要与之纠缠！”
和杜月笙齐名的另外两个流氓大亨张啸林、黄金荣在路上遇到王亚樵还主动“请安”。
王亚樵的斧头帮于政治上初次“立威”，就是在1931年震慑并逼走张学良。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张学良错估局势选择了“以不抵抗来抵抗日本人”，被全国人民称为“不抵抗将军”。
3月12日，辞去所有职务的张学良带着家人和部下飞抵上海，借住在杜月笙家中进行休养。虽然当时不少国人对张学良恨之入骨，但有青帮老大杜月笙的保护，根本没人敢动。
得知此事后的王亚樵气得拍起了桌子，对妻子王亚瑛说：“这个败家子，不放一枪就丢了东三省，中国军人的脸都被他丢尽了！现在还想在上海享福？没门！”
他决心要给张学良点颜色看看，第二天张学良就拿着一封信找到宋子文，愁眉苦脸地抱怨道：“子文兄，这个叫王亚樵的人，往我这塞了封警告信，还有一个拆了引信的炸弹...我和这人素不相识更别说结仇了，他为何与我过不去？”
宋子文刚听到“王亚樵”三个字就像浑身触电似的抖了几下，这才接过信慢慢看起来。原来王亚樵在信中骂张学良是个贪图享乐的好色之徒，还是带兵无能的懦夫，并向张学良提出三个要求，若达不到其一就得滚出上海，否则他必代表人民予以制裁：
1.马上返回东北重整兵力抗日，并收复失地；
2.若不敢抗日就捐出自己的所有不义之财，转作东北抗日义勇军军资；
3.前面两项达不到就自杀谢罪。
宋子文看完这封信之后直叹气，只好劝张学良说：“王亚樵来无影去无踪，势力又很大，就连委员长一提到他都牙痛！他是个言出必行的莽汉，你现在这情况，最好是出国去避一避这个灾星...”
4月11日，在上海只呆了一个月的张学良，就带着夫人以“前往欧洲考察”的名义，登上意大利的邮轮离开了上海。
若说作为帮派老大的王亚樵为人所忌惮，那么作为“暗杀之王”的王亚樵就令人胆寒，连军统特务都很害怕王亚樵的暗杀，称他是“人间魔鬼”！
王亚樵第一场闻名全国的暗杀，就是刺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
1923年国民党内各派系内斗十分激烈，南方国民党决定联络张作霖、段祺瑞共同出兵讨伐曹锟等人，并托王亚樵作为联络员亲往浙江与皖系卢永祥接洽。接洽期间卢向王亚樵提出一个请求：除掉直系军阀苏督军齐燮元的亲信徐国梁！
徐国梁当时手下握有7000多名警察，想要暗杀他难度极大，王亚樵秘密返回上海后，召集郑益庵、朱善元等一众好手，探知徐国梁喜欢在大世界对面温泉浴室洗澡。于是他告知部下带上手枪埋伏在温泉浴室周边伺机而动。
1923年11月10日傍晚，徐国梁从浴室出来正准备上车时，王亚樵等人对着他的要害连开数枪，致使他重伤不治而亡。
1932年，王亚樵完美达成了自己暗杀生涯中最有名的一场刺杀，成功让日本的陆军上将白川义则死在他的策划之下，这也是日军第一个死在中国的高级将领。
1932年1月28日，日军10万兵力突袭上海，并嚣张宣布要在24小时之内占领京沪。
王亚樵集合3000余帮众支持正规军19路军全力抗日，但还是没能阻挡日军获胜。“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外相重光葵于4月飞抵上海，竟然公开挑衅称“要在虹口公园举行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大会，以庆祝天皇的生日”！
在中国人的地盘上举行侵略胜利大会，这一举动完全激怒了爱国的王亚樵！面对日本人的严密防范，他托上海革命党人安昌浩练习到了一个朝鲜青年，青年名叫尹奉吉，能流利地用日语来交谈，这符合日军“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入场”的规定。
4月29日，王亚樵先是派人在虹口公园周围闹出动静分散日军注意，又将装有定时炸弹的热水瓶以及装有手榴弹的饭盒交给尹奉吉，让他乔装后混入会场。一颗炸弹加上一颗手榴弹，收割了中日淞沪战争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的命，更让重光葵没了右腿，这次刺杀带走了日军军政要员共计13人！
“庆祝大会”被捣毁之后引来全国各大报纸的疯狂报道，上海数百万军民奔走相告，得知此事的蒋介石招来戴笠问：“此事何人所为？”
戴笠告诉他是王亚樵指使一朝鲜人实施的，蒋介石就命他以答谢之名给王亚樵送去4万大洋，并以中将军衔招揽他。没想到王亚樵毫不犹豫拒绝了，并讽刺道：
“蒋光头手握百万大军都消极抗日，我们老百姓自发抗日，用不着你来答谢！”
虽说王亚樵和蒋介石都追随过孙中山先生，但自从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王亚樵就开始了他的反蒋之路，因为他极力主张国共合作北伐，此后也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并暗中资助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发展。
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本来想要让王亚樵出任京浦铁路护路总司令的，但是在定都仪式上，王亚樵干了一件大事。
他代表工人发言时公开和蒋介石唱反调，批斥他的政策，并号召大家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团结在一起将北伐进行到底。他还喊出了“打倒军阀！打倒独裁！停止屠杀！”的口号让大家一起反蒋。
蒋介石被他气得铁青着脸离场，并秘密下令逮捕王亚樵，甚至出动了南京警察厅厅长温剑刚，但都被王亚樵自己的武装力量打退了。
为了打击蒋介石，王亚樵派人暗杀了包括安徽建设厅厅长张秋白以及向蒋介石告密的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随后他开始正式把枪口对准蒋介石，先后对他进行了三次暗杀，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就是1931年的“庐山刺蒋”。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公然践踏法律，派人软禁了国民党右派领袖兼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让国民党内的“宁粤之争”更为混乱。为了搭救胡汉民，国民党本部财务部长林焕廷托人找到王亚樵，双方在一个茶馆的密室内会面。
林焕廷上来就直言道：“胡先生曾赞王九为江淮大侠，今我有一仇人，想请你帮忙除去。”
王亚樵问他是谁，林焕廷观察了下四周，用手蘸着茶水在桌上写下一个“蒋”字。
王亚樵看了之后立马答应：“没问题，我正好也想收拾他呢！”
经过商议之后，林焕廷以20万大洋的报酬，托王亚樵拿下蒋介石的人头。王亚樵立马乔装返回上海，并召集骨干组成“庐山小组”来筹谋刺蒋计划。
因为近几年蒋介石非常喜欢到庐山度假，但每次为了防止暗算都隐匿自己的行踪，哪怕抵达庐山后也戒备森严，进出都是警察、达官贵人和文人骚客。而王亚樵手下大多是工人、粗糙的兵汉子，只要一露头就很容易被发现。
无奈之下他只好联系华克之，让他带着张思明、陈成等人装成青年大学教师，在假期中空手结伴上庐山。
这队人于暗杀方面是新手，但对于情报收集却很擅长，他们通过警察局分局的一个外勤，联系上了蒋介石的侍从室干事，并得知了蒋介石在庐山将会住在太乙村桂庄别墅这个重要消息。
为了将枪支武器运送进山，王亚樵让妻子王亚瑛和手下刘小莲扮成贵妇，雇佣两名“伙计”，以探亲送礼为名将4条特大号金华火腿运送到庐山新旅社，而枪支武器就被拆分开藏在挖空了的火腿内。
潜伏在旅社内的华克之等人收到火腿后，将其中的手枪零部件组装好，然后静待蒋介石出门。而作为掩护的金华火腿，就被他们丢弃在远离旅社的一个罕有人至的山谷中，可没想到这一无心之举坏了事！
已经在太乙村休养了半个月的蒋介石，这天正好临时决定出村去读书台游玩。华克之等人分为两组躲过国民党的森严戒备，流连在太乙村附近的山路上，等待蒋介石从这里经过。
埋伏在蒋介石必经之路上的正是陈成和张思明的两人小组。期间张思明肚子不舒服前去方便，回来时已不见陈成的身影，山路上只留下一滩血以及陈成的一只鞋子，他很快反应过来刺杀行动暴露了！
张思明当机立断，马上找到华克之等人匆忙下山，再不走就会被特务封山抓捕了。成功逃出山后他们向王亚樵汇报这次行动，经过几次打探后才得知：计划被太乙村内的一只土狗破坏了！
这只狗窜入山林中找到了他们之前丢弃的金华火腿并叼回村中，被蒋介石护卫队的一名便衣捉住，他观察后发现火腿已被掏空，其中还有黄油的痕迹。当时很多持枪的人都喜欢用黄油来保养枪械，他马上反应过来有人秘密将枪支运上庐山，目的自然就是刺杀蒋介石！
他向戴笠汇报了这个情况，为了不破坏蒋介石的雅兴，戴笠没有声张，但是暗中却加强了警戒，暗杀小组的陈成就这样落入了网中！蒋介石在特务们击毙陈成后才反应过来，惊出了一身冷汗后马上决定打道回府。
“庐山刺蒋”后，逃过一劫的蒋介石并没有全力追捕王亚樵，仍旧抱着招揽他的幻想，直到1932年英国人李顿率国际调查团到中国调查日军入侵东北时，因偏袒日本惹怒王亚樵被其暗杀，接到消息的蒋介石这才大怒，开出100万的悬赏金来捉拿王亚樵。
戴笠收到蒋介石的最后通牒，拼尽全力追杀王亚樵，用了4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始终拿王亚樵没办法。着急上火的戴笠下了死命令，让手下特务不分昼夜，24小时值班传令，他自己也奔走在第一线，甚至为此调整了作息：
“上午7时至夜里2时均为本人办公时间，重要公文可随时呈阅，遇到王亚樵紧要之事则不在此限。”
眼看着上海的围追堵截愈演愈烈，王亚樵被逼得无处藏身，只好乔装离开并逃到香港，在那里他会得到与蒋介石斗得正狠的“粤派”的保护。果然，戴笠等人刚入香港就被发现，早有防备的香港警方拘捕了戴笠，无奈之下他只好用政治手段要求引渡王亚樵等“政治犯”。
香港的胡汉民等人一直为保护王亚樵出力，无奈之下，南京国民政府出面和英国政府交涉，这才逼得王亚樵离开香港，辗转躲入反蒋“西南派”驻扎的广西，蒋介石的老对头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都暗中保护他，就连身边的亲信都彻底没了他的消息，只好留守香港。
1936年，戴笠苦寻王亚樵无果，于是想出一招毒计，终于等来了抓捕王亚樵的机会。他深知王亚樵这人一向讲义气，对待部下更是掏心掏肺，就派人大肆抓捕围杀王亚樵的部下，还把他的心腹余立奎从香港押到了南京。
余立奎和王亚樵之间是过命的交情，哪怕遭受电击、毒打等酷刑也不肯透露王亚樵的消息，但戴笠还是从余立奎的小妾余婉君身上找到了突破口。
戴笠通过情报系统得知，余婉君在嫁给余立奎之前曾和王亚樵有过暧昧关系，在余立奎被抓后王亚樵也不顾暴露的危险，定期给余婉君母子汇去生活费。戴笠料定王亚樵不会对兄弟和曾经的情人置之不理，于是就找到余婉君利诱道：
“你带我们找到王亚樵，我马上放了你丈夫，还给你10万大洋。现在你丈夫怀疑你和王亚樵旧情复燃，正好你带我去见王亚樵，即可证明清白。”
重情重义的王亚樵果然没有拒绝余婉君的求见。余婉君先是给王亚樵寄了一封信，哭诉自己和儿子在丈夫被抓后走投无路，想要投奔王亚樵。
1936年10月初，余婉君带着儿子来到广西梧州，王亚樵给她们母子租了一幢二层小楼来安顿她们，却不知余婉君身后跟着戴笠、陈亦川等特务。
10月17日，王亚樵再次前往小楼探望余婉君母子，余婉君趁机向王亚樵诉苦，正当他心软之下放松警惕安慰余婉君时，特务破门而入，先是将石灰粉洒向王亚樵双眼，后又对他连开数枪。
王亚樵奋力反抗，但寡不敌众，还是倒在了血泊之中。特务们见他再无动静，上前查看确认他已身亡，但还是残忍地连补了两刀，为了留证确认本人，还剥下了王亚樵的面皮。
其中一个特务不齿余婉君出卖恩人的行为，在临走时对她开了一枪。
让军统战栗、让老蒋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牙疼的“民国第一刺客”，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暗杀大王终死于暗杀。
令人惋惜的是王亚樵在死之前正准备投奔共产党，并已经派出好友余亚农、张献廷赴延安联络。得知他的死讯后，周恩来同志曾叹息着说：“如果早点把王亚樵接来延安，能为抗日和解放做出多大贡献啊！”毛泽东也以18个字为王亚樵作出结语：
“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事欠检点，大事不含糊。”
王亚樵后半生一直以抗日和反蒋作为主题，这点是值得肯定的，作为一个没有明确政治理想，但有着强烈爱国民族主义的传统刺客，他有着江湖人士的缺点，个人英雄主义在整个抗日救国的大环境下虽然撼动不了历史，但是其中的精气神不能缺，他的气节也值得为人所赞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