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限制了民国军队的战斗力_一文解答
摘自邝智文《民国乎？军国乎？：第二次中日战争前的民国知识军人、军学与军事变革》
1895-1937年间中国军学发展主要受德、日两国影响，在1920年代活跃的苏联顾问虽为国共两党带来装备，并在黄埔军校提供一定程度的训练，但对国军在1928年后在训练、教范、组织、装备，以至用兵思想的影响均极为有限。相反，自晚清以来一直从日本学习的北方知识军人，尤其是北京政府陆军部军学司和训练总监部的人员却为南京政府的军事教育体系打下基础。
▲创刊于1928年的《军事杂志》
可是，虽然民国知识军人在军学方面自一次大战以来一直紧跟外国发展，亦努力将这些学说付诸实行，但直至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国军似乎尚未准备好应付现代战争，即使花费大量资源集中培养的精锐部队亦然。国军在中日战争初期的表现差强人意，除了因为国军高层决定在国军完成现代化以前开战和作战层面的失误以外，亦因为民国军人眼中的“现代”战争模式未必适合当时民国的实际状况。
由于军事变革与军事成功/失败背后的原因是如此复杂多样，因此不能把国军在1930年代现代化成果差强人意归咎于单一原因或个别领袖。综观全书，以下原因均不可忽视：军事整备的时机、整体资源不足、内乱不断与派系斗争、顾问与中国军官意见分歧、国军战略与发展路线冲突、新武器和战术不适合民国实际情况、国军军人对利用军队改变社会过分期待等。
一、军事整备的时机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期，大部分在二次大战期间起重要作用的兵器如战车与各种战斗飞机的技术均尚未成熟，而且使用这些兵器的理论亦处于萌芽状态，尚未经过实战考验，因此不少装备虽然价格不菲，但其实际效果却极为有限。这个情况在民国亦至为明显。国军在1930年代中期曾从意大利购买轻型战车、单引擎轰炸机、双引擎重型轰炸机等武器，但他们的性能与时人期待落差极大。可是，由于国民政府面临的内忧外患颇为严重，因此亦不难理解国府何以花上重金从外国购买装备。
与此相比，东北军在1928-1931年间主要发展其自1920年代已经逐步建立的炮兵实力，并集中资源与精力更新步兵战术并加强兵种协调，而非发展性能尚未展现但成本极高的新武器，取向较为实际。东北军虽然未有太多机会在对外战争中展示这些成果，但其知识军人在1930年代却加入了国军的教育体系（特别是炮兵和陆军战术教育体系），使这些成果未有因为东北沦陷而完全失去。
▲淞沪战场上的国军维克斯水陆两用战车
二、整体资源不足
国民政府北伐后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当时百废待举，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范围仍相当有限，加上连年内战，国府难以集中资源进行军事现代化和发展军事工业。缺乏工业力量使之难以发展重炮兵、装甲部队、战略空军，以及生化武器等。虽然中国的兵工人员在1930年代已设计适合中国战场使用的轻型野炮和榴弹炮，但中国始终要从德国进口重炮和牵引车，亦只能花费大笔经费从德国进口战车。
此外，国军亦缺乏资源培养足够的航空设计和生产人员，因此虽然中国军人自1920年代已不断提出要发展自行生产军事飞机的能力。而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航空工业无需庞大的工业基础（当时的飞机工业仍类似手工业，不像二次大战期间的流水线生产），但民国至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时仍只能依赖从外国输入军机。至于轻机枪、手榴弹，以及步兵炮等较为简单但对现代步兵战术至关重要的武器，民国虽然均已能自制，但始终未能生产足够数量以装备人数众多的国军，遑论支持大规模战争的消耗。
三、内乱不断与派系斗争
国民政府北伐后，经历中原大战、石友三叛乱、剿共、闽变、粤变，以及西安事变等变乱，本来的裁军计划不但未有施行，更被迫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和大量在对外战争中无用的地方部队，蒋氏亦要与手握重权的地方军阀妥协。因此，即使国府启动整编计划，而且中央军实力亦有所扩张，但距离原来的裁军目标仍极为遥远。
《步兵操典》推行后，不少中央军以外的部队尚在使用各式旧操典，可见统一进度缓慢对国军现代化和部队实际战斗力的影响。国军内部亦未能有效学习实战教训，例如一二八事变后各部自行研究教训，但广东部队在江西剿匪和上海事变的经验与教训却随着该军在1933年被瓦解而失去。
▲“一二八”事变中奋战的十九路军
在炮兵和其他特殊武器方面，其他军系亦分散了珍贵的资源和经验。例如东北军的炮兵部队虽然是全国之冠，但1931年后却失去了基地，其后逐渐凋零。人员被分散到中央或东北军各部队或是教育机构内。同样，民国的空军当时亦分为东北军系、中央系、粤系等，至1936年粤变结束后才有相对统一的空军，但其时距离战争只有约一年时间。
即使蒋介石为不同兵科成立军校，校内与各校之间的派系斗争有时亦阻碍了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例如，步兵学校与中央军校就《步兵操典》的争论使新操典花上数年才得以完成，至中日战争前一年才开始使用。相反，以前北京政府陆军部和东北军人员为骨干的炮兵学校则相对稳定，亦有助国军统一整备中国仅有的炮兵，使之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初期发挥一定作用。内乱不断的最大后果，是国民政府未能在地方层面推行户籍整理和兵役制度，使之不能及时实行征兵制并建立其他总动员制度。
四、顾问与中国军官意见分歧
以往不少论者认为塞克特、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在1930年代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并为第二次中日战争初期国军能有效抵抗打下基础。
可是，顾问团的影响不应被夸大。首先，德国在一次大战后出现了几个非常不同，几乎互相冲突的建军路线，从民兵制、征兵制、社会军事化，以至精兵主义，均在德国陆军中有其提倡者与支持者。塞克特虽然名震一时，但他所代表的路线，是根据他在大战时于东线战场的经验，并非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更非现代战争唯一的理解方式和战术问题的解决方法。
▲汉斯·冯·塞克特
德国顾问团所提倡的大部分建议，例如建立征兵制、整理军火工业、组织精锐的常备军、采用一次大战后的新步兵战术、加强陆军火力、完善步兵与其他兵种的协调、推行机械化、发展空军，以及加强军官质素等均已多次被民国知识军人提出。在1920年代初至1931年，东北军已大致按着这些路向发展。可是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军的改革被迫中断。
早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军已对现代火力与一次大战后的步兵战术有实际认识，参战部队和总参谋部更思考了应对日军的作战方式，并写成报告或书籍以供全国参考。其中各部对步兵新战术的重视，与德国顾问的意见亦无多大分别。另一方面，虽然德国顾问在战术发展的意见与中国知识军人自一次大战以来的观察没有太大不同，但德国顾问与中国军人在训练、组织、装备，以及勤务均有不同意见，亦在文化上出现摩擦。
虽然蒋介石不时要求属下尊重德国顾问，他自己亦对德国顾问言听计从，但不少民国军人早已深受日本军事影响，亦希望建立民国自己的军学。
五、国军战略与战术装备及训练相冲突
国民政府的军事决策者，特别是蒋介石本人及其身边的主要将领如何应钦、陈诚等，自1930年代初均已认定对日战争无可避免，并因此推行先安内后攘外政策，逐一平定各地军事势力，特别是西南和西北地区，以整理国民政府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的大后方。在决策者眼中，这场对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需要动员民国所有力量在内陆与日军周旋，更要静候其他国家加入。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号召全民族抗战
可是，虽然国府的军事领袖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但他们却未能为这个战略培养相应的军事实力或国防政策。从整体而言，国军在此时期决定以陆—空—海为顺序发展三军，是合适的政策。可是，在实际建设陆空军时，决策者有时却未能把训练、装备，以及作战模式和国民政府的大战略相连结。
虽然国军领导层打算进行持久战，但其军学体系从战略以至战术层面仍强调攻势的重要性。战略上，《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反映国军在1937年仍深受攻势主义影响，始终打算以快速的陆空进攻以取得初战胜利。战术上，国军的新《步兵操典》虽然对防御及现代火力有所重视，但却缺少游击战术与持久战的讨论，而且仍然强调攻击。
塞克特等顾问强调需要建立的少数精锐部队，对中国的整体战略和当时面对的内外防卫问题实际上帮助有限。对内，这些部队虽然对地方军阀和反蒋军事强人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却不足以面对四处流窜的共军，亦难以控制广大的内陆地区。对外，蒋氏自1930年代初即决定如对日开战，将进行一场漫长的持久战，如将这些数量稀少的精兵投入战斗，不但难以对全局起重大作用，其损失反而会对蒋氏造成打击。
这些国军的精华在1937年首数月即几乎损耗殆尽，若非中国军人自1920年代一直不断讨论的兵役制度终于实行，加上多年的国民军事教育与保甲制度的推行多少为国民政府准备了一定数量的可用人力，以及部分国防工业在军政部安排下顺利转移，国军将难以支撑。
▲抗战前夕编练的国军“德械师”
至于军火输入，以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在1930年代集中发展重炮、战车等加强国军进攻能力的重兵器颇令人费解。它们不但杯水车薪，无补于大局，甚至使国军对这些武器有过多的期望，促成了1937年对上海日军阵地的盲目进攻。不但陆军如此，空军亦一样。另一方面，正如一二八事变和上海战役初期中国军人和德国顾问的观察，日军炮兵与海空支援在广大的中国战场并不特别有效，反映时人认定的“现代”战争模式与理论在中国战场实践时有一定的局限性。
六、新武器和战术是否适合民国实际情况
仔细检视这段时期的东北军和国军军人关于现代武器的论述和其作战计划，不难发现他们与不少其他国家的军人一样，严重高估了大部分新武器的能力，以及它们在中国的适合程度。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军人对军队机械化和空中武力的信心。虽然中国军人均了解以中国的工业基础，根本没可能在可见的将来把中国军队现代化，但他们仍对此极有兴趣，亦认定战车将会使阵地战变为运动战。可是，不少论者未有以中国为背景讨论这个问题，明显夸大了机械化部队在中国的效力。曾于上海战场与战车作战的第十九路军却颇为了解战车的局限性，其后《步兵操典》亦有提及步兵反战车战术。
▲南京保卫战中被日军俘获的一批国军德制一号坦克
可是，曾经参加1932年上海战役的第87、88两师均有与日军战车和面对战车在步兵协同进攻的经验，但这些部队未有与国军仅有的机械化部队在1932-1937年间进行足够的协同训练，因此在淞沪战役中出现步兵与战车联络失灵的情况，使双方均损失惨重。
国军对空军的高估则更为严重，尤其是轰炸机的威力。国军自北伐结束、建立现代空军以来，其人员一直信奉意大利空军将领杜黑的信条，即建立独立的空军，在开战时以轰炸机把敌国的主要城市和重要战争设施破坏，以消灭敌国抵抗能力，并使敌国人民失去战意。
在其作战计划中，国军打算利用空军把日本的舰队消灭，甚至幻想击破日本舰队后连带摧毁其根据地，可谓痴人说梦。这些想法足见当时欧洲部分国家（特别是意大利）的空军思想（或幻想）对民国军人影响之深，以及部分民国军人思考外国最新军事发展时仍不能照顾民国实际情况的问题。
过分鼓吹独立空军而且高估轰炸机独立作战能力的后果，是民国空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忽略陆空协调，这些轰炸机本可成为国军陆军的助力，而它们在剿共作战时亦有类似经验。在此方面，德国顾问虽然提及陆空协调的重要性，但他们的建议似未被空军人员完全接受。在南京十年期间投入到轻重轰炸机的资源极多，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反而国府在同时期在美国顾问建议下购买的单引擎单座战斗机在中日战争初期对日军造成一定损失，成为战争初期中国空军的支柱。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主力机型——英制格罗斯特“斗士”战斗机
另一个民国知识军人未能顾及民国实际情况的例子，是他们对游击战理论和训练的相对忽略。在中共于第二次中日战争初期宣传其游击战效果和毛泽东出版其关于游击战理念的著作前，国军知识军人内部对游击战的讨论不多，虽然蒋介石在国军1930年剿共期间曾不时提及如何应对共军的运动/游击战术，部分军人亦曾讨论民兵的训练与组织。可是，国军与中共作战的经验却少有被知识军人提及，实际参与者亦少有将之作为重要问题讨论。
部分知识军人讨论《孙子》时，亦未有如毛泽东般强调灵活性，反而把《孙子》解读成现代攻势主义的支持者。虽然亦有人指出中国兵学强调运动战、欺敌，攻其不备的特征，但在1937年前却未能以此为基础发展有系统的战术与作战纲领。国军对日军在火力、战术、装备、空中支援等方面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使用有组织的大规模游击战可能是其中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可是，直至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国军才尝试在沦陷地区组织游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