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是怎么死的_光绪的悲哀和死因
1908年11月14日、15日两天，清宫里接连传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去的消息。
京城内外官场及民间顿时人心浮动，议论纷纷。
对于光绪的死因，当时人及后世一直存在争议。
有说为慈禧所害，有说是袁世凯、奕劻和李莲英下毒谋杀，又有称是因病自然死亡。
2003年，由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联合组成的专题研究课题组开始对光绪死因进行具体考证，经过五年的长期研究，最终得出光绪是中砒霜之毒而死的结论。
关于光绪死因的争论至此似可盖棺定论。
然而，早在光绪结束物理生命之前，他的政治生命实际已经结束。
戊戌政变可以说是慈禧与光绪关系转变的一道重要分水岭，在戊戌（1898年）至己亥（1900年）年间，光绪已经彻底失去慈禧信任，甚至一度险些被废黜。而慈禧对光绪态度的转变，还要从甲午战争说起。
一、清流派引发慈禧对光绪的防范
甲午战争是晚清政治史的一道分水岭，引发了清廷政局的一系列变化。
后人所说的帝党与后党之争，实际就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
甲午之间，以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为首的官员，批评中枢在对日和战决策上的失误，主张积极主战、反对议和，很快唤起大批京官的附和，声势浩大的清流势力再次兴起。
清流派力主战事，一方面固然是为朝廷着想，为国家、苍生考虑，但更重要的其实是与李鸿章的北洋势力间展开派系斗争。
此时的翁同龢凭借帝师的身份及与皇帝“独对”的政治优势攫取了重要政治资源，并获得皇帝的深重信赖，光绪“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
这样，以翁为首的清流派深刻地影响了光绪的决策和倾向。
1894年7月17日，在中日爆发战争之前，翁同龢的门人，礼部右侍郎志锐就上书对李鸿章等人展开攻击，批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与译署大臣主持其事，一味因循玩误，辄藉口于衅端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
在开战前，派系倾轧的色彩就已很浓厚了。
甲午战争，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腹背受敌，同时面对着一明一暗两个战场。
8月16日，志锐再度上折，力言“立将孙毓汶罢斥，朝政必有起色，军事必有转机”。罢免军机大臣非同小可，慈禧从中嗅到了危险信号，这可能是光绪及其背后的帝党为瓦解慈禧所布的权力机制所做的准备
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要臣，都是慈禧当政时所深为依赖和信赖的权力要角。从这些一连串从外而内的权力斗争中，慈禧看到了翁同龢一行人的政治意图——即瓦解自己的权力布局，使自己断失政治根底，进而被架空至颐和园中。
对慈禧而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挑战自己的权力、权势与权威。
8月21日，慈禧对文德兴开刀，以“揽权荐贿”为由将其遣发。
文德兴是光绪宠妃珍妃的内侍，而志锐是珍妃之兄，清流另一健将文廷式也与文德兴过从甚密。对文德兴的处置巧妙地传达了慈禧的不满与警告。但清流人士仍不依不饶，随着战争的推进，又对李鸿章、丁汝昌等人展开连环攻击。
慈禧身处大清帝国的权力中心，久经考验，岂能坐以待毙。
随后，慈禧将光绪宠妃珍妃、瑾妃降为贵人，将清流派前锋志锐调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又谕令撤去满、汉书房，意在切断翁同龢与皇帝独对的机会，彻底阻断翁对皇帝的影响。
所谓帝党后党之争，即是在此间浮现并逐渐展开。
面对慈禧的一系列政治手腕，气焰日盛的清流人士起初无所顾忌。甚至在慈禧将珍、瑾二妃降为贵人后不久，文廷式还以强烈的措辞上述严参孙毓汶，称其“欺蒙君上，揽权谋和，力请诛之，以振朝纲。”
起初，慈禧的态度不明朗，官员们不好站队。
随着慈禧的一步步介入，朝中诸臣围绕战事游走于和战之间灰色地带的转态逐渐转至壁垒分明，谋和渐成主流。尽管帝党此时还控制着言论市场，维持主战论调，但决策核心却在慈禧影响下向和议方向行进。
随着战事的推进，清军败局已现，然而翁同龢始终以主战为坚定主张，看似信念坚定，实则不懂得审时度势，反映出在政治主张背后派系斗争的实质。
对于翁同龢，曾有学者这样评价：“在和战的问题上，翁同龢主战的态度，始终不变，所变的是偏离了他的原则。本意是求乾纲大振，致君于有为之地；及至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了自己的名声，执持如故，变成为主战而主战，实不能不谓之误国”。
误国之外，翁同龢等人在甲午间所做举动引发的严重政治后果就是使得宫闱之争公开化。
本来慈禧与光绪间或许难免有隔阂与间隙，但并非不可调和，但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一味主战，引发朝臣议论纷杂，并与慈禧展开针锋相对的冲突。在舆情驳杂情况下，直欲将议和的名义加在慈禧名下，引发慈禧动怒，为其所不容。
身夹其中，光绪陷入十分尴尬的一种境地，与慈禧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由此观之，甲午前后所出现的两宫隔阂及帝党后党之争，清流文人负有直接责任。
二、戊戌变法——来自康党的致命一击
戊戌年间，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文人影响下，光绪帝锐意改革，促成了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失败有其必然性，最大的政治影响是酿成戊戌政变的恶果，从此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这一切与康有为等维新文人有着密切关系。
康有为的想法激进，言辞大胆犀利。
梁启超在回忆初次拜会康有为时说到：“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康为人处世方面的张扬与狂悖。
康氏曾主张彻底急切的改革变法，“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
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迎合了甲午战败后中国求新求变的主基调，更迎合了年轻的光绪皇帝求治心切，渴求变法的急切心理。
但是，康有为本人存在着严重的性格缺陷，在他的身上有着许多文人的典型缺点，诸如政治经验不足，办事理想化，行事轻浮急切，不讲求缓急轻重，而这些都是推行政治改革中最忌讳的。
以往论者常将戊戌变法时期政局演变解读为新党旧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其实并不准确。
事实上，更多的焦点聚集在光绪帝与群臣之间的冲突。因皇帝求治、求变之心日益深切，导致君臣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而光绪帝的这些变化显然是和康有为等人的影响有关。
由于受到维新党人的影响，年轻的皇帝力求除旧革新，因而从身边廷臣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守旧”的一面，君臣之间日益缺乏信任，嫌忌丛生，对政事的处理随之出现分歧。
时人描述说:“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礼邸（礼亲王世铎）推病未痊，恭邸（恭亲王奕䜣）薨逝，刚相（刚毅）每痛哭列祖列宗，其次更不敢出头，皇上之孤立，可见一斑也。
一边是群臣对变法的推诿与观望，另一边则是光绪在康有为影响下自顾自地昂首阔步改革，一点点逾越了当时清廷内部的认知和承受范围。
在戊戌变法后期中，光绪皇帝的若干措施严重影响了原有的权力格局和政治秩序，例如擢升军机四章京、开懋勤殿，甚至一天之内罢黜礼部六位堂官，这在清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光绪在这些改革中越走越远，伴随而至的是群臣愈演愈烈的离心倾向。
面对光绪起初的锐意改革，慈禧虽有微词，但采取不干涉的态度。时人记载：“今上变法甚急，慈圣颇不以为然。每日谕旨，慈圣俱不看，但云：随他闹去。”
直到出现皇帝一诏罢免六堂官，以及突然裁撤京内衙署，造成大恐慌，慈禧终于意识到皇帝走的太急，也走的太远，自己挑选的辅政军机大臣已然劝阻不住，由此一旦皇帝乾纲独断，后果不堪设想，终于出手阻拦。
面对慈禧的痛斥与反对，光绪帝万念俱灰，并在戊戌政变之前给军机章京杨锐下达了一份密诏，表示变法已推行不下去，“果使如此，则朕为且不能保，何况其他？”，要求杨锐等人“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但康有为看到密诏后，展开了过于丰富的联想，竟起了劝说袁世凯围颐和园杀太后的疯狂想法。
其实从密诏中“而又不致有拂圣意”中可以看出，当时光绪帝对慈禧没有任何叛逆之心，更不会、也不敢起狂悖之念，但缺乏政治经验的康有为一众人等却以自身过激反应酿成祸端，将光绪帝推至万劫不复的深渊，从此皇帝与太后的关系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大破裂。
这是光绪皇帝万万没有料到的。
所谓的“猪队友”，恐怕最差也就是如此吧！
然而，康有为等人“坑队友”的行动还远没有结束，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后，遂组织保皇会，歌颂光绪“圣德”，并要求慈禧归政。
保皇派对慈禧、荣禄等极力攻击，甚至不顾事实，散播谣言，以笼络视听，获取舆论支持。
面对康有为这样不遗余力的诋毁，慈禧极为恼火，不仅悬赏十万金令各省严以缉拿，还强迫光绪就戊戌年重用康梁再发自责诏。可以说，康有为等人流亡海外的举动更进一步恶化了帝后之间的关系。
对康、梁等人在海外的这种虚张声势的宣传，严复曾表达了相当的鄙视，称其“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
三、己亥建储——压死光绪的最后一根稻草
戊戌政变后，不但戊戌变法中的新政被悉数中止，连之前所开展的洋务事业也受到干扰和清算。
此时中央缺乏老成持、富有政治经验且熟悉外国事物的核心官员，加上政变的后续影响，使得清廷内部守旧势力迅速回潮，京师笼罩在一片浓厚的顽固守旧、愚昧封建的氛围中。
借此时机，中央内部的顽固派以刚毅、徐桐为代表，他们攀援端王载漪，形成了一个短时间内极富权势的利益集团，对戊戌政变后直至庚子事变时的晚清政局的反动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徐桐是政变后顽固派势力的灵魂人物，他因循守旧，仇视一切西学和洋务，反对任何变法和新政，他以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为政治奥援，并且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反动保守的大臣，如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尚书赵舒翘等，这个政治集团一方面对一些政治经验丰富、熟悉洋务的官员如李鸿章、刘坤一等进行排挤、弹劾，另一方面谋求最终的政治目的——废黜光绪。
原本慈禧在戊戌政变后对光绪失望透顶，已萌生了想要废弃光绪的念头，而在载漪、刚毅和徐桐的鼓动下，终于付诸实践。
1900年1月24日，慈禧召见群臣，称光绪帝辜负厚恩，“康党之变，为皇上做主，害予一举，为上赞成。是以现已定夺，立刻废之，另立他人为穆宗之子，元旦嗣皇登极也”。
对于如何处置光绪帝，群臣缄默无言，而徐桐则站出来奏称，似应请太后赏皇上混德公的名号。混德公原是元朝给南宋废帝所赐称号，如今被徐桐重提，显然是对光绪帝侮辱性的攻击。如此对皇帝大不敬的行为，却受到了慈禧的嘉许，在场的光绪既惊慌失措，又满怀愤懑。
这充分表明此时光绪帝已经彻底失去慈禧的信任与认可，而徐桐等人趁此时机定要促使慈禧废黜光绪方可罢休。
荣禄随后苦心竭力进行挽救，为缓和矛盾，提出将载漪之子溥㑺立为大阿哥，承继同治皇帝子嗣，徐图将来，这一折中方案最终为慈禧所接受，方才将光绪皇帝挽救于危难之中，这次事件在历史上称为“己亥建储”。
己亥建储后，面对国内外，尤其是各国一致的反对声浪，载漪、刚毅和徐桐等人又极力鼓吹义和团，企图借助义和团运动来排外拒洋，以进一步谋求自身的政治利益。
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后，载漪又通过伪造外交照会的方式彻底刺激了慈禧的仇洋情绪，最终导致慈禧向各国宣战，酿成庚子事变这一愚蠢而严重的后果。
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徐桐选择上吊自杀，了结了自己的一生。深刻地诠释了“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误君误国，可谓甚矣！
四、光绪帝的悲哀
光绪虽励精图治，想要在内忧外患的晚清政局中有所作为，怎奈事事不遂其愿，先是甲午前后被清流派隔阂了与慈禧的关系，帝党后党之争由之产生；戊戌变法时期又被康有为等“猪队友”一次次的补刀，彻底败坏了帝后关系；戊戌政变后又遭顽固派上位，险些被废黜出局。
光绪面对的不仅是敌对阵营的攻击，更有来自己方阵营本出自善意的一次次意外暴击。真应了那句话，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面对这样的情形，或许光绪帝也不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吧。
就这样，在敌友双方的联合阻击下，光绪帝一步步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1900年后，已彻底沦为虚君，只具备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权，直至1908年被彻底消灭，先于慈禧一天死去，这一极具话剧性的结尾也表明光绪终其一生也未能逃脱慈禧的掌握与控制。
光绪皇帝穷极自己短暂的一生，想要有所作为，却偏偏被清流、康党和顽固派的文人集团一次次地迫害，在政治斗争中沦为牺牲品，他的雄心抱负随着日减的影响力和渺茫的政治前景而日渐消灭。对于“文人误国”这个词语，光绪恐怕有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