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怎么死的_杨秀清的死亡真相
1856年夏天，正当太平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攻破了清军江南大营，咸丰皇帝“忧心如焚炒、“寝食不安”的关键时刻。
金陵古城，秦淮河畔，霎时刮起血雨腥风，夹杂电闪雷鸣，猛烈地摧残着建立不久的新天朝，把天国军民震击得耳昏目眩，天旋地转。
一场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内部变乱，使方兴未艾，如旭日初升的太平天国运动，顿刻间变得像日之将夕，昏暗惨淡，濒临崩溃，趋向败亡。
01 天生缺陷的“虚君制”
坊间在谈论天京之变时，往往过于突出杨秀清为满足个人野心，从而逼封万岁，欲取洪秀全而代之，结果导致杀身之祸。然而这样先入为主式的理解，会导致对史料的扭曲性解读，却忽视了太平天国内部的深层矛盾。
太平天国的政权结构是在严酷的战争状态下形成的，金田起义之初，太平军的组织是完全的军事机构，洪秀全是军事统率，有发号施令的权力。
辛丑元年十月永安封王，规定西、南、北、翼四王均受东王节制，洪秀全升为太平天国君主，军事上发号施令之权归为杨秀清所有，“令行禁止由东王”，“一切号令皆自伊出”。当然，这也可能是洪秀全认识到自己能力不足的缘故，“自知能力不及杨秀清，一切军务皆委之，任其裁决”。
这实际上形成了太平天国的独特政体形式——军师负责制，在这种政体形式中，洪秀全没有执掌实权：其一，太平天国起义的檄文没有用天王名义发布的。其二，被视为皇帝旨意的上谕，在现有史料中尚未发现有天王洪秀全颁布的。其三，天王府所有朝内官都是天王侍从仪卫的官，没有一员是管理行政的官员。其四，所谓的“六官丞相”，是官阶不是官职，没有管理政务的权力。
因为我们能看到以天王名义颁布的诏旨，其他各王颁布的条令称为“谕”，各王级别不同颁“谕”的名称也不相同，大致上是按照与上帝神性血统的亲疏而定。但洪秀全所颁的诏旨大多与宗教事务有关，因此可以肯定的说，洪秀全的世俗权力是有限的。他的世俗权力借助于礼的形式巩固和规范，一方面使得人们对君主的地位产生敬畏；另一方面使得君主不需要与人争胜就可以无为而治。
所以定都天京后，对宫室、印玺、朝仪、服饰、饮食、秩阶的规定便繁琐起来。洪秀全采用传统的拓宽权力距离的办法：幽居深宫，为他的世俗权力更添一份神秘的色彩。
据《贼情汇纂》记载：“洪秀全每至一处，必深藏不出，秀清则盛陈仪衙，巡行闾市。凡有军务议定奏上，无不准者，每批旨准二字。”东王杨秀清“刑赏生杀，伪官升迁降调，皆专决之，洪逆画诺而已”。
可以说，杨秀清是政策权、人事权、司法权的实际把持者，洪秀全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但无论是关乎面对天下的君民关系还是涉及政治人物之间的朋党隶属关系，洪秀全都无法确定自己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位置，这种关系没有被规范化，与之相关的各种制度也无从谈起。
太平天国的各种制度虽然表面上看似完备，但实际上与中国传统帝制制度的规范性相差甚远，缺乏根本上的制度规范和约束机制——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这样的“虚君制”。
而在太平天国的政体形式中，洪秀全的地位实际上是教主，主要功能不在世俗领域而在精神领域，他的权力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道德权力，是基于人们的内心尊敬而自愿服从的权力，满足的是人们对一个精神领袖无私无我的道德期盼。
实际的政治运作和军事运作，则由杨秀清为首的官僚系统和军事指挥体系完成。当然，如果在太平军内部政教功能分离，洪秀全和杨秀清各自行使宗教功能和指挥功能，太平军作战时听命于杨秀清，平时的意识形态灌输由洪秀全完成，然后按照西方中世纪的政治制度安排，杨秀清的作战指挥权来自洪秀全最高教权的授予，也就不会出现混乱。
然而，问题是太平军是由原来的拜上帝会组织发展起来的，战士同时也是教徒，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集合体，实际的权力必须基于对教权和军权的双重把握。杨秀清看到了教权功能的强大，在握有实际军权的同时，想把自己的权力也扩展到教权领域，这就造成了教权领域的混乱，从而使得政权领域愈发混乱。
02 为何杖责天王
几乎所有讨论天京变乱的文章，都会把“杖责天王”事件，视为天京之变的一个背景材料，来佐证杨秀清的夺权野心。然而这样的论者，有意无意的模糊了时间概念，导致一般读者普遍误以为是天京之变前刚刚闹出的风波。其实，那是发生在定都天京后仅仅半年左右的一件旧事，即天京之变的三年多前的1853年。
事情发生在1853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是日乃礼拜天。诸王议事完毕后，杨秀清借“天父下凡”之口，要求天王府解除四位女官在天王府的劳作，放她们长假。说到这里，我们会感觉纳闷，区区小事，为何会劳烦“天父下凡”亲降圣旨？原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为自己大修天王府，方兴土木，且因禁用男劳动力，无论怎样的重体力活，盖有妇女承担，苦不堪言，而洪秀全又性情暴躁，略无体恤之意，非打即骂。
每每亲自督工，以及他对后宫有孕在身，但忤旨的“娘娘”，竟“用靴头踢击”，甚至施以“杖责”，此种虐待事件，频频发生。天王驾前的女官，大多是出身金田起义的”老姊妹“，她们的待遇尚且如此，其他征调来的女性劳力，就可想而知了。
杨秀清也曾就此事多次给洪秀全谏言：“女官若有小过，暂且宽恕，即使教导，亦要悠然；如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暂且休息；如此安慰，彼必宽心乐意，知恩戴德，事必易成。“然而，洪秀全全部当做耳边风。因此杨秀清欲加谏阻，就只能借”天父下凡“来杖责天王。
对于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后，幽居后宫，不问政事，杨秀清也多次向洪秀全进谏。多涉为君之道，君臣大义。“木从绳而直，君从谏而得正。君有未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如此君臣同德，上下一心，为万世之良法也。“
以及关于幼天王的教育问题：“天父赐来宝物甚多，若是任其心性，把来故意戏弄破烂则不可。务要其体念物力维艰，为天下法则。由此可至万万世，为慈父教其子也。”但洪秀全都置若罔闻。这是杨秀清杖责天王的第二个动机。
洪秀全曾校订《圣经》，重新颁布以再度整合太平天国的神权系统。之后又发动一场如火如茶的反孔运动，完全否定孔孟及诸子百家学说。他不分青红皂白，将中国历代典籍一律斥之为妖书。
“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杨秀清则认为“孔、孟之书不必全废，其中合于天情道理亦多”，于年以“天父”名义制止。洪秀全刊印新、旧约圣经，他也下令中止。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洪，杨二人之间的分歧点是：一方不依照儒家伦理为君，另一方却恰以儒家伦理来丈量其行为。杨秀清所谏言的内容，句句符合宋明以来儒家价值观。联系洪秀全“欲尽废六经四子书”，而杨秀清则主张“未便一概全废”，我们就可以知道双方真正的冲突根源，源于两人政治理念的落差。杖责天王，此乃其三。
03 给配令
1855年正月，素无活力，犹如死水的天京城，突然爆出一个激动人心的大新闻：“今元勋兄弟姊妹，俱皆团聚，天父概念前功，不忍久使鳏守，许男女得配偶，开列年貌，注册以厚选择。“这是所谓的“给配令”，即取消男女分营制度，准许男女婚配，夫妻团聚。
性，是太平天国的一个烫手山芋，在此问题上，它一直左右为难，未获佳策，得过且过。洪秀全曾在永安许诺，“至小天堂”，众人就可以享受家庭生活，夫贵妻荣。
然而，定都南京之后，一晃三年过去了，对此始终装聋作哑，仍然实行男女分营，徒众继续在男女授受不亲中度日，此可谓大失信于国人，问题积攒越来越多，曾造成形形色色的案件。还发展到动摇人心，泯灭忠诚的地步。
天官丞相曾水源的胞弟，因为涉嫌谋叛清军，而被处以极刑。事后，杨秀清很沉痛的对手下说：“新兄弟逃走就罢了，同起广西的老兄弟也叛逃，难道是我杨秀清待诸位不厚吗？”
然而，众广西老弟兄的回答，着实触动了杨秀清：“昔日在金田永安时，天父曾许至金陵小天堂，男女团聚，乃至已三年，众仍无家。”无家，这至为朴素的两个字，揭示出天平天国政策的巨大危机和根本困境。
举国上下，唯有“神天小家庭”成员享有家庭，舍此数人之外，再无人有家室，每个人都是只供国家任意编程的符码，一种附庸和非独立存在。与农民人有其田，人有其家的基本生存愿望背道而驰。兄弟们从金田隐忍到南京，又隐忍三年，终于忍不下去。
但，男女分营是天王洪秀全的圣旨，背后有其创教立教的精神，是他思想组成部分，这样的一个重大问题，杨秀清明白必须请示天王。然而有此前的经验可知，洪秀全在此事上断不会有更改之意的。
杨秀清于是又只能借助“天父”身份，来宣布这一改革。事实上，天王向左，东王向右的局面，此前不止一次的出现。较为突出的，还有此前东王在武昌高调祭孔；以及设法解除对于龙王的禁忌等。
至此，我们不难得出。洪，杨二人的矛盾激化，是理想、理论与现实、实际之间的巨大断层导致的。作为天平天国的精神领袖，洪秀全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幽居深宫，多不参与国事。一直在自己的大脑中构建，充满狂热与偏狭的，原教旨主义的所谓理想国。而反观杨秀清，则是天平天国的实际操盘者。
他深刻理解天平天国比比皆是的陋症顽疾，已经成为其继续前进的障碍。譬如男女分营；粮食短缺；社会萧条；分配不公；军民逃亡等。杨秀清对于洪秀全的各种反弹，起因大多是后者的谬误，因此，杨秀清实际上是扮演者太平天国弊病改革者的角色。
04“野心家”or“改革者”
杨秀清是有非常的行动能力和组织能力的人‚又是个雷厉风行的铁腕人物。自加入拜上帝教以后，就把自己的命运与对清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忠实于太平天国的事业，在对敌斗争中毫不妥协。
他任太平天国正军师，总理军国大事，从金田起义到占领南京期间的军事决策中，确实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天才，以自己极强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非凡的智慧，规划宏谋，决定方略。就连清军也不得不承认杨秀清“于行阵机宜，山川形势，颇能谙习。虽不读书，周知兵法，然皆诡诈机警，逞其毒焰，竟能成燎原之势”。
事实也说明，洪秀全虽然是天王，掌握着太平夭国最高的决策权，但他却不过问太平天国的军政要事。杨秀清虽然掌握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但他却没有最高的决策权。面对着当时太平天国所面临的诸多急需改革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杨秀清的“逼封万岁”想要争的不是座次和虚荣，乃是为开展改革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改变受制于洪秀全的状况，以便于名正言顺的尝试各种改革。
以往把杨秀清归于“野心家”这一结论，笔者认为是不公允的。因为杨秀清明白，他的所有权能的发挥，都必须在拜上帝教这一话语体系当中，因此只有维护这一体系，而不是加以破坏。
但是，只要在拜上帝教的体系中，洪秀全的独尊地位就是无可取代的。这点毋庸置疑，杨秀清也是明白的。所以，并不存在什么取洪秀全而代之的问题。
杨的矛盾不可避免，但在如何解决矛盾的问题上，洪杨之间却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式。杨秀清把洪秀全作为兄弟，用内部矛盾的解决方式，即和平夺权。而洪秀全则不然，为了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他全不顾自己与杨秀清的兄弟情义，以及他在天国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视杨为敌人，以残酷的屠杀手段去处理这一矛盾。
杨秀清的逼封虽然成为天京变乱的导火线，但在逼封后，杨对洪秀全的允诺深信不疑，没有丝毫的戒备心。因此，他未采取任何的防范措施，在短短的12天时间里就被杀害。
早已怀有成见的洪秀全，在杨逼封后采取积极而有效的进攻措施，牢牢控制着逼封后形势的主动权，使变乱按照自己的计划和意愿进行。他达到了杀害杨秀清，收回神权和军政大权的政治目的，成为天京变乱的胜利者及最大受益者。洪、杨谁是真正的“野心家”，已经昭然若揭了。
回到天京之变，笔者认为此事件的焦点在于太平天国制度和社会现实本身的巨大落差。”权力之争“和”个人野心“背后是太平天国由表及里的丛丛弊端。天京之变，实际上是太平天国各种矛盾和交集，借权力斗争的方式诉诸表面化的结果，也是谋求矛盾解决与克服的一番尝试。
然而可悲的是，从最后的结局来看，显示此政权完全不具备理性处理危机的素质和能力。太平天国错失了一次变革机遇，带着它的惰性和顽疾，逐渐走向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