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情结从何而来_苏联情结的由来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提出了“一边倒”的说法，形象地表示出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将采取结盟的战略措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社会主义“老大哥”

对于因西方势力敌视、封锁而求援无门的新中国而言，这无疑是一步妙棋。正是在苏联援助的帮助下，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中国才迈出了工业化的坚实步伐。苏联根据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1953年、1954年补充经济条款三个条款同意提供的156个重点工业建设单位更是成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中心”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样板。

1953年5月，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来源/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截图

这156个项目（包括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和44个军工项目）主要分布在17个省区，大部分在东北和中西部，实际建成150个项目，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工业门类，为一穷二白的中国奠定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第一重型机器厂、西电公司、兰州炼油化工厂、武钢、包钢等一大批工业企业，还包括包头的一机、二机（生产坦克），哈飞、沈飞（生产歼击机、直升机）等大批工业企业都是在这批援建项目中创建的。这些企业后来都成为本行业的排头兵和工业“母鸡”，为后来其他工业企业输送了大批技术骨干，也为中国国防工业奠定了基础。

除了“156项工程”之外，当时至少还有几百个大企业也需要苏联提供设计和工艺资料。比如，按照合同规定，苏方只需为第一汽车制造厂提供吉斯150型载货汽车的设计资料。当中方想要仿造吉斯157型越野车时，苏方仍然提供了这种车辆的产品设计图纸。

1956年，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由于努力向苏联学习的结果，我国工程界现在已经学会了许多现代化的工厂、矿井、桥梁、水利建设的设计和施工。”这无疑是对苏联在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所做贡献的一种肯定。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真诚和无私的。随着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发出了“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的号召。“学习苏联老大哥”也成为时代的流行语。

1957年，沈阳第一机床厂在改建过程中，获得了许多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来源/人民画报

除了工业建设之外，新中国在城市规划和居住区的建设上，也受到了“苏联老大哥”的帮助（或影响）。

苏联的城市规划的显著特征是体现“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原则”，住区规划也不例外。在住区规划的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建筑设计的程式化、居住指标的统一化、各类建设标准的制度化等，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形态的单调、僵化，住区建筑都成兵营式行列布局，整个住区显得规则有余而灵活不足。但在当时，它仍是国内模仿的对象。比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及“先生产后生活”的背景下，工人新村作为服务于工业建设的集合住宅便应运而生了。

1953年，新华社发布新闻：“（上海）曹杨新村目前已成为中国第一座工人住宅新村”。曹杨新村的模式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它既不是欧洲的街坊，也不是上海的里弄，而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大型城市公共住宅建设掀开了住宅建筑史上新的一页。从曹杨新村开始，上海乃至全国均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工人新村建造活动，“新村”作为一种代表新的社会制度在居住区建设中的体现，出现在了全国各大城市中。而工人新村根据其与单位及城市的关系，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集中建设型，一种是单位附属型。其中集中建设型多数临近城市市郊，分配给多个企业职工安排居住，如上海曹杨新村便是如此；单位附属型则附属于企业自身，职工住宅以及配套商服网点、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设施的建设全部由企业单位自己承担，呈现自给自足的“大院生活”，如哈尔滨的工人新村就多为单位附属型。不过，无论哪种形式的工人新村，在规划设计中留下的苏式痕迹都是显而易见的，也成为一代人对苏式住宅的集体记忆。

“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任务”

物质生产、生活方式之外，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还表示：“苏联人民建国的经验值得中国人民很好地学习。……吸收苏联新的文化作为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指针是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任务。”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苏联文化，取代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英美文化，成为中国人接触的主要外来文化。

这对当时中国人“苏联情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很大作用。20世纪50年代，报刊杂志上大量刊发苏联歌曲，苏联歌曲集的频繁出版，苏联歌曲在各级广播电台不断播放，《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小路》《红莓花儿开》《山楂树》等耳熟能详的优秀苏联歌曲甚至达到了人人爱听、人人会唱的地步，至今许多年长的中国人还能熟练地唱出一首首著名的苏联歌曲来。可以说，这一时期，苏联音乐早已超出了音乐文化本身的范畴，成为人们心目中一个时代的缩影。

喀秋莎音乐：中央乐团合唱团

相比之下，苏联文学显得更加引人注目。苏联文学有着深厚的传统，辽阔、广袤的俄罗斯文学风格，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19世纪的俄国文学大师宛如镶在世界文学上空的灿烂星辰，照亮了整个世界文坛，也为苏联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民国时期，苏（俄）文学已然传入中国。鲁迅就认为：“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

到了20世纪50年代，因中苏政治经济关系的密切，掀起了译介沙俄和苏联文学的又一高潮。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苏联译介到中国的文学作品就有439万多册，文学期刊近200种17万多份。沙俄古典小说从托尔斯泰的三篇长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到契诃夫大部分短篇小说和全部剧本；从屠格涅夫《猎人日记》等六部长篇小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近十部长篇小说都有译本。这一时期译介到中国的“苏俄红色经典”作品主要有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法捷耶夫的《毁灭》；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爱伦堡的《暴风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成为当时中国青年的必读书目。

20世纪50年代高尔基画像版画。作者/汪刃锋，来源/中国美术馆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在1952年首次就出版50万本，堪称前所未有。中国青年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分别于1956年、1961年翻印了这一译本。大批中国青年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树立和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1957年的《读书月报》刊登过一篇名为《中国青年热爱苏联文学作品》的文章，里面就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被大量地介绍到我国，这些作品以高度的艺术技巧和共产主义精神激发了我们的创造和战斗力量，使我们找到了生活的榜样，明确了奋斗的目标，給了我们莫大的精神鼓舞。这就是中国青年热烈地欢迎苏联文学作品的原因。”这可以说是对“苏联文学热”的一个简短总结。而当时中国文学对苏联文学的接受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早在30年代，苏联作家高尔基就提出了苏联文学创作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新中国初的中国文学以苏联文学为模仿对象，文学创作也遵循这一原则，歌颂光明现实。

席卷中国的苏联电影

相比之下，苏联电影对中国的影响却并非一帆风顺。原因也很简单，早在民国时期，好莱坞电影便已经登陆中国，并收获了一大批影迷。解放之后，中国电影市场尤其是作为中心城市的上海，一时还充斥着大量的好莱坞电影。据当时有关资料统计，7月份在上海银幕上映出的国营厂摄制的影片3部（占1.5%）；民营厂摄制的影片54部（占25.5%）；苏联片12部（占6%）；而美国片达142部（占67%）。不过，到“抗美援朝的运动蓬勃展开起来的时候，中国人民一致要求彻底地把残余的美英影片予以肃清。好莱坞的充满毒素的影片在中国从此绝迹”。中国的大银幕这才变成了国产片与苏联片的“一统天下”。

据统计，从1949年至1957年上半年，中国共发行苏联影片468部，其中长片265 部（艺术片206 部，纪录片59部），短片203部（美术片24部，纪录片39部，科教片 139 部，艺术片 1 部）。这其中包括了如、反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歌颂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思想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攻克柏林》《区委书记》《丹娘》《带枪的人》《夏伯阳》，歌颂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难忘的一九一九》，描写沙俄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下成长的《马克辛青年时代》《革命摇篮维保区》，记述苏联人民建设时期生活和斗争的《政府委员》《乡村女教师》，文学名著改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母亲》《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上尉的女儿》及《共产党员》《第四十一》等。

电影《保尔·柯察金》海报，据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来源/豆瓣电影

借助电影自身的影响力，一些苏联电影里的台词，甚至变成了中国社会妇孺皆知的流行语。光是《列宁在一九一八》这一部电影里就有好几句，比如“让列宁同志先走”“列宁同志已经不咳嗽了”“你们不给我们皮鞋，我们就穿草鞋”。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片《甲方乙方》（1997）里有一个镜头，葛优饰演的片中人物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影迷宣布明星唐小姐的情况时，说道“唐小姐已经不咳嗽了！”这显然就是化用了“列宁同志已经不咳嗽了”一句。只不过许多年轻的观众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梗。

电影中，新闻发布会上的名台词。来源/电影《甲方乙方》截取

另外，作家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一书里曾经形象概括了这些苏联电影台词的“用途”：“别人看你，你要告诉他：看着我的眼睛——叛徒的眼睛。要是有人热情地搂住你，你一定要说：面包没有，牛奶也没有。那人就会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这里的前一句，出现在《列宁在一九一八》里“契卡”（克格勃的前身）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在审问叛徒奇多尔夫时，他对后者说：“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而后者则是《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瓦西里对饥肠辘辘的妻子说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瓦西里安慰妻子，“都会有的”。来源/电影《列宁在1918》截取

总而言之，就像有人概括的那样，在一个时期里，“电影里演的是《列宁在十月》，剧院里演的是《青年近卫军》，几乎人手一本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接连不断的访华演出团在中国掀起了‘苏联热’”。整整一代中国青年是在苏联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追随苏联文化成为社会潮流，也因此成为一种时尚。而这，也造就了一代人的“苏联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