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党祸怎么回事_东汉党祸的起源
东汉风云：东汉党祸的起源，源于宦官之专权
东汉党祸的源流从何而起？先是汉桓帝为蠡吾侯时，曾向甘陵人周福受业，及入承大统，便擢周福为尚书；又有甘陵人房植，曾一任河南尹，也有重名。周福，字仲迟；房植，字伯武；乡人替他们作歌道：“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迟。”据此两语，似乎房植的名望，驾过周福，惟两人既相继通显，自然各置宾僚；周福门下无不助周福，往往优福劣植；房植门下无不助房植，又往往优植劣福，两边互争优胜，积不相容，免不得各树党徒，渐成仇隙，党人的名号就从甘陵的周、房两家，发生出来。既而，汝南太守宗资，用范滂为功曹，南阳太守成瑨，用岑晊为功曹，并委他褒善纠违，悉心听政，二郡又有歌谣道：“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宗资，南阳人，成瑨，弘农人，孟博系范滂表字，公孝系岑晊表字，歌中寓意，是归美范滂、岑晊二人，名为功曹，实与太守无二，冤冤相凑，衅启南阳。宛县人张泛，为桓帝乳母外亲，拥有资财，工雕刻术，尝琢玉镂金，私贿中官，中官与为莫逆交，往来甚密，张泛得恃势骄横，肆行无忌，宛吏不敢过问。南阳功曹岑晊，因宛县为南阳属地，特劝太守成瑨，捕张泛入狱，张泛慌忙通讯中官，乞为救护，中官即为代请，颁下赦文，岑晊又促成瑨诛死张泛，然后宣诏施赦。小黄门赵津家居晋阳，贪残放恣，太原太守刘瓆亦将赵津捕入狱中，遇赦不赦，把赵津处死。中常侍侯览，时已复官，即使张泛妻上书讼冤，并向桓帝前谮诉成瑨、岑晊，说他不奉诏命，罪同大逆。汉桓帝顿时大怒，立征成瑨、岑晊下狱，饬令有司审理，有司仰承中旨，复称两人俱当弃市。同时，山阳太守翟超，派张俭为督邮，巡视全境。侯览家在防东，残害百姓，大起茔冢，张俭举奏览罪，被览从中搁置，壅不上闻，惹得张俭容忍不住，竟督吏役毁去侯览冢，籍没资财。侯览怎肯罢休？
泣诉桓帝，归罪太守翟超，翟超又被逮下狱，当由有司定案，与前东海相黄浮同科，并输左校。司空周景时已免官，由太常刘茂代任，太尉陈蕃邀刘茂一同入谏，请赦成瑨、岑晊、翟超、黄浮四人，桓帝不从，中常侍复从中媒孽，刘茂恐为所构，不敢复言。独陈蕃不甘隐默，再上疏力谏道：臣闻齐桓修霸，务为内政，春秋于鲁，小恶必书，宜先自整饬，后乃及人。今寇贼在外，四肢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左右日亲，忠言以疏，内患渐积，外难方深，陛下超从列侯，继承天位，小家蓄产，百万之资。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况乃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
即不爱己，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内，天启圣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议，冀当小平；明鉴未远，覆车如昨。而近习之权，复相煽结，小黄门赵津，大猾张泛等，肆行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刘瑨，南阳太守成瑨，纠而戮之，虽言赦后，不当诛杀，原其诚心，在于去恶。至于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长，荧惑圣聪，遂使天威为之发怒，各加刑谪，已为过甚；况乃重罚，令伏欧刃乎？又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不挠，嫉恶如仇，翟超没侯览财物，黄浮诛徐宣之罪，并蒙刑坐不蒙赦恕；侯览之骄纵，没财已幸，徐宣犯衅过，死有余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洛阳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从而请之，光武加以重赏，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而今左右群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构致此刑谴，臣闻是言，当复啼诉。陛下深宜割塞近习预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简练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祯符瑞，岂远乎哉？陛下虽厌恨臣言，臣但知为国效忠，冀回上意，用敢昧死奏闻！
桓帝览疏，非但不从陈蕃请求，并且下诏责备陈蕃；黄门中常侍等，恨陈蕃加甚，只因陈蕃为名臣，一时未敢加害，故陈蕃尚居官如故。平原人襄楷，诣阙陈书，力为成瑨、岑晊讼冤，终不见报；会因河水告清，襄楷以为清属阳，浊属阴，河水当浊而反清，是阴欲乘阳之兆；又汉桓帝尝就濯龙宫中，亲祀老子，用郊天乐，襄楷书中亦曾提及，谓黄老清虚，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厉行诛罚，博采妇女，全与黄老相反，祭祀何益？词意很是激切，桓帝惟置诸不理。襄楷复上书纠劾宦官，文中有云：“殷纣好色，妲己是出；叶公好龙，真龙游廷。今黄门常侍，并犯天刑，陛下乃宠遇日甚，臣愚以为继嗣未兆，实坐此弊！”这数语，激动一班阉竖，大起哗声。桓帝年已逾壮，未得一子，也不免触起懊恼，即召襄楷入朝，令尚书问状。襄楷直答道：“古时本无宦官，自武帝末年，屡游后宫，始令阉人侍从设置官职，这乃先朝弊政，不足为法！”尚书等斥襄楷违经诬上，应即论罪，竟把襄楷收送洛阳狱中，还是桓帝搁置不提，才免死刑。符节令蔡衍，议郎刘瑜，表救成瑨、岑晊，言亦切直，并坐罪免官；成瑨竟搒死狱中，惟岑晊、张俭，在逃未获。成瑨晊毕命，事由晊俭二人启衅，乃瑨瓆死，而晊俭逃生，以义相绳，未免负友。张俭有清名，望门投止，辗转至东莱，匿李笃家。外黄令毛钦，闻风往捕，李笃与语道：“张俭知名天下，所为无罪，明府素行清正，何忍拘及名士？”毛钦抚李笃背道：“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李笃又答：“笃虽好义，明府今日，也分得一半了！”毛钦叹息自去，李笃复送张俭出塞，方得幸存。岑晊窜往齐鲁，亲友亦竞为收容，惟前新息长贾彪闭门不纳；贾彪曾有重望，在新息长任内，见贫民多弃子不育，特严令禁止，有犯与杀人同科，数年间户口蕃庶，民间称为贾父。
至不纳岑晊一事，为众所疑，贾彪喟然道：“《传》云：‘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公孝要君致衅，自贻伊戚，我岂可私相容隐么？”后来，岑晊走匿江夏山中，得疾乃终。一案未了，一案又起，河内有术士张成颇善占验，预料朝廷当赦，纵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收捕张成之子下狱，越日，果有诏大赦，张成子应当脱罪，李膺独援杀人抵命的故例，不肯轻恕，竟将张成之子加诛。张成尝挟术干时，交通宦官，宦官便替张成报怨，嗾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劾李膺交结太学游士，共为部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汉桓帝误为听信，严旨逮捕党人，班行郡国，布告天下，案经三府。当由太尉陈蕃展览党人名籍，俱系海内闻人，便皱眉捻须道：“今欲逮捕诸人，统是忧国忠公，驰誉四海的名士；就使子孙有过，尚应十世加宥，况本身未著罪状，奈何无端收捕呢？”说着，遂将党人名籍却还，不肯署名。桓帝越加动怒，索性将司隶校尉李膺罢官系狱；株连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及陈实、范滂等，共二百余人，陆续捕入；或已闻风避匿，经有司悬金购募，务获到案。党人并非大盗，为何这般严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