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逼上绝路怎么回事_北洋海军逼上绝路的缘由

李敖的代表作《北京法源寺》中，主角谭嗣同的以身殉道、康有为的忧国忧民、光绪帝的放手一搏，让人读罢感慨万千。除了主角，配角之一的帝师翁同龢的形象也很感人——他不顾顽固派的阻挠，向光绪举荐康有为，招致众人的忌恨，由此被西太后罢黜。当他离开紫禁城时，与光绪帝师徒二人，依依不舍。他为变法维新搭了栈道，当别人走向前去，他自己变成了垫脚石。书中这一幕感人至深，仿佛翁同龢蒙受了天大的委屈。然而，小说中形象高大上的翁同龢，跟历史中的翁同龢判若两人。真正的他是朝廷重臣、两朝帝师，学问更是举世公认，但他爱惜羽毛，没有担当，可以说是误尽天下苍生主战的真实动机。

主战的真实动机

光绪二十年（1894年）9月，黄海海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大清败局已定。慈禧太后召见翁同龢，要他去天津与李鸿章一起商讨，可否请沙俄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并保住朝鲜这个藩属国。

为什么要派翁同龢？因为翁同龢并不是只有同治、光绪两代帝师这一个身份，他还曾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可以说是大权在握。环顾整个朝廷，只有他能与李鸿章平分秋色，或者说是更胜一筹。

但是翁同龢拒绝接受这个任务，他说：“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畀之？且臣于此始未与闻，乞别遣。”慈禧说，那咱就不提联俄的事情了，你去天津问责一下李鸿章为何打败仗吧。翁同龢这才勉强答应去天津，但还是嘟囔着什么“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此时，日本陆军已经占领平壤，辽东岌岌可危。若辽东沦陷，日本下一步很可能会从海陆二路夹击京城。值此国难之时，翁同龢最优先考虑的居然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声名，而不是如何维护国家的生存，实在是令人齿冷。

翁同龢从天津回到北京后，向慈禧详述与李鸿章见面情形，并声称请俄国出面调停的事情“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这算是把所有谈和的担子都推到了李鸿章身上，自己落得个一身轻松。

而在此之前，7月底的时候，日本偷袭大清运兵船的消息传到北京，正是翁同龢强烈主战之时。作为老师，他的态度左右了光绪帝的决策，促使年轻气盛的光绪帝对日宣战。但是，翁同龢主战的动机与光绪帝完全不一样，光绪帝主战，是为了保家卫国，翁同龢主战，却是想借此机会整一整李鸿章。

翁同龢极力主战，李鸿章极力主和，二人闹得不可开交。翁同龢的门生，同时也是李鸿章部属的王伯恭想调和二人的关系，便去劝翁同龢不要轻易开战，谁知翁同龢笑话他书生胆小。二人进行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王伯恭：“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

翁同龢：“合肥［即李鸿章］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

王伯恭：“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

翁同龢：“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蜷庐随笔》

也就是说，翁同龢真正关心的不是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的存亡，而是要借中日战争检验北洋军力的成色，如果淮系陆军和北洋海军打得不好，那么他正好可以找到借口对其进行整肃，打击李鸿章。

平心而论，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已经急不可耐地要发动侵略战争，不管大清这边的决策是止戈还是动武，双方都不可避免要大打一场。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日本在出兵之前就已经做出进攻朝鲜的内阁决议，并提供经费保证。发动战争的主动权在日本，不在大清，所以翁同龢不应该因为“主战”而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背锅。另外，笔者也不认为翁同龢是因为跟李鸿章有私怨才处处掣肘北洋海军。事实上，作为只懂四书五经的传统知识分子，翁同龢主管户部，面对清廷入不敷出的财政情况，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节流，而不是开源。但是节流又不能节老佛爷修园子的钱，结果就只能在军费上省钱，实际上他停止的不仅是北洋购买洋枪、炮弹、舰船、机器的经费，还有南洋的军费。他跟李鸿章的不和，其实主要原因还是二人政见不同，私怨只是掺杂其中的一小部分。

但是，翁同龢确实是把国家大事当成了自己政治斗争的工具，他在主战时既没有想过北洋海军官兵的身家性命，也没有想过宗庙社稷的安危。一个朝廷肱股之臣却有这样阴暗的心理，试问，清朝的国事怎能不败坏？可以说，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里，少不了翁同龢。

推卸和谈责任

面对日军的凌厉攻势，清廷只得选择对日和谈。翁同龢当然知道负责和谈的人会招致举世唾骂，甚至可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他选择避开这个任务，推李鸿章出面去收拾烂摊子。

春帆楼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对李鸿章狮子大开口，仅赔款一项，就要白银三亿两。谈判期间，由于李鸿章被日本某愤青行刺，头破血流，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日本政府这才同意减少赔款一亿两。此后，李鸿章还想再讨价还价，但是只换来伊藤博文一句冷冰冰的话：“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另一边，紫禁城里的翁同龢与李鸿藻力争修改约稿，对光绪帝声称：“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这完全是无用的废话，谁都知道割地的危害，光绪帝自己也知道：“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他不需要这种故作高明的建议，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不割地的良法美意，但是翁同龢等人显然对此束手无策。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李鸿章在谈判时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博文答道：“尚未下咽，饥甚！”请问，面对如狼似虎的日本政府，李鸿章如何能做到不割地？如果翁同龢实在看不下去李鸿章的无能，那么他可以自己去日本谈判，看看他如何做到说服伊藤博文不割地！

李鸿章心里很清楚，一旦在《马关条约》上签下名字，自己将遗臭万年，后来他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而令他没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要遗臭万年，他的儿子也要跟着一起遗臭万年。根据《马关条约》规定，清廷需要派人跟日本交接割让台湾的事宜。朝廷上下，无人出面，最后清廷命令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去负责这件事。

就国家利益得失来讲，大清输得惨不忍睹，但是就打击政敌的成果来看，翁同龢大获全胜。李鸿章不但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要职，还丧失了一世英名，从此门庭冷落，无人问津。而翁同龢却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后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依然是中枢重臣。虽然他的内心也自责，说自己“上无以对天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

讽刺的是，在总理衙门任上，翁同龢没能保住自己的英名。当德国强占胶州湾、逼迫清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时，翁同龢虽然还想把签字的任务推给别人，但现在他是总理衙门的一把手啊，他不签谁签？光绪帝命令他必须签。条约签完之后，翁同龢痛苦万分：“以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膻，负罪千古矣。”这个时候他想的还是自己是遗臭万年还是流芳百世。

诚然，李鸿章的个人缺陷也很明显，他缺乏传统士大夫的道德操守，也缺乏近代民族国家的国民素质。此外，他一手打造的淮系军队有着强烈的私家军队的色彩，而这一点恰恰是翁同龢等清流派官员所无法容忍的。

师生情谊断绝

戊戌政变后，翁同龢被罢黜，且永不叙用，光绪帝永不再提师生之谊。这件事给了翁同龢沉重的心理打击，他在临终前写道：“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为什么会这样？

康有为将翁同龢推为“中国维新的导师”，称正是翁同龢将自己推荐给皇上，自己才有得君行道的机会。因此，主流观点，包括《北京法源寺》这样的历史小说都认为，翁同龢是因为向光绪帝极力推荐康有为才得罪了慈禧进而被罢黜的。

但是，近年来有学者研究发现，向光绪帝大力推荐康有为的人并非翁同龢，而是张荫桓。翁同龢并没有像康有为所说的那样对他推崇备至，也没有去康有为的住所与他倾心交谈。在翁同龢的日记里，从没有他自己去拜访康有为的文字。恰恰相反，翁同龢此后的日记里一直骂康有为是“策士”“狂甚”“经家一野狐”。当然，这个结论还存疑，因为有学者发现翁同龢的日记有很多删改的地方，应该是他在戊戌年四月被罢官之后，惧怕受牵连，从而动手对日记进行了删改。

不管翁同龢有没有举荐过康有为并因此被慈禧怀恨在心，光绪帝对翁同龢的愤怒却是实实在在的。一是光绪帝倾心于康有为的变法论时，翁同龢却说康有为居心叵测，这种态度让光绪帝恼火；二是光绪帝在提出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礼仪改革时，遭到翁同龢带头反对，这令光绪帝盛怒不已；三是翁同龢固守夷夏之防，顽固不化，当德国亨利亲王访华时，他反对光绪帝在毓庆宫接风亨利亲王的命令，在殿庭之上，他又大声呵斥对方，威胁捆人，举止粗鲁，骄横跋扈。此时，这位饱读诗书、温文尔雅的老师已经成了学生眼中变法维新的最大障碍之一。另外，恭亲王奕䜣临终前对光绪帝说的话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

……

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翁同龢］居心叵测，怙势弄权。

——《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九日

所以，翁同龢遭到罢黜，背后既有慈禧的意思，也有光绪帝的意思。多年后，翁同龢在老家去世，庆亲王上奏请求给予翁同龢谥号，光绪帝勃然大怒，历数翁同龢从甲午之战到割让青岛的误国之罪。当时慈禧一语不发，算是默认，庆亲王也不敢再说一句话，因此翁同龢没有得到来自朝廷的任何谥号。由此可见，光绪帝对老师的怨恨有多么强烈。直到溥㑺仪继位，翁同龢才被追谥为“文恭”。

现在再看《北京法源寺》里那段师徒相顾无言、依依不舍的动人场景，原来只是作者为了情节的需要而设计的，并不是历史事实。

翁同龢一辈子爱惜羽毛，既无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也没有儒家学者该有的心胸。那么，他这么做的效果如何呢？

甲午之战后，京师士林有人讽刺他“满面忧国忧民，满口假仁假义。满腹多忌多疑，满身无才无识”。民间把他与李鸿章相提并论，共致误国，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在民间看来，常熟人翁同龢与合肥人李鸿章都是尸位素餐、毫无作为、不顾民生疾苦的奸臣。张之洞在去世前还不忘在一首诗的后注里批评翁同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