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为何要设置4个京城_北宋设置4个京城的原因
北宋首都开封，因是京都，又称为东京，一些文学作品直接以“东京”代指，如《东京梦华录》。很多人会猜测为什么叫“东京”，难道还有西、南、北3个京都，所以才要把汴京称为东京？
恭喜你，答对了！由于五代战乱，很多朝代都喜欢在首都之外再设陪都，以备不时之需。北宋也不例外，也拥有4个都城：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和北京大名府。
东京开封府
自周秦以降，五代以前，都城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选择，这是由当时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势所决定的。但是唐朝末年，战乱频繁，长安、洛阳作为当时的军事政治要地，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长安在它千余年的首都生涯中可谓鞠躬尽瘁，建造一朝又一朝的宫室民房，养活一轮又一轮的人口吃喝，原本森林密布、沃野千里的关中地区到了唐朝已是“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田尽而地”。长期缺粮的关中地区只能从富庶的江淮一带运粮进长安，为此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把江南地区的财赋从淮河运到黄河，再逆黄河而上运到关中。但是路途遥远，且经黄河险滩，漕运成本极高，可以说是“一斗钱运一斗米”。长安粮食长期供应紧张，甚至遇上大旱之年皇帝也要就食洛阳。
而当时的开封，也就是隋朝的汴州，地处中原腹地，又是连接大运河和黄河的枢纽，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已是“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在漕运上则已无黄河天险，大大缩短了与江南的距离，所谓“均天下之漕运，便万国之享献”。汴河、蔡河、五丈河，作为漕运各地物资进京的黄金水道，被赵匡胤夸作宝贵的“三带”。汴河，更被视作东京的生命线，“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每年漕粮定额为600万石，最高年份有800万石，这些漕粮足以保证百万人口的生存。
因此，从五代开始，除后唐外，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先后定都于开封。
而原为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登上皇位，其主要的政治势力也在开封，所以在建国伊始，内忧外患尚未平定之时，承袭后周定都开封，不失为明智之举。
况且，有鉴于唐朝后期各节度使手握重兵，造成藩镇割据不听皇帝号令的混乱局面，宋朝建立后将地方精锐部队集合到开封充为禁军。禁军号称“天子卫兵”，是承担“守京师，备征戍”任务的职业军队，由国家财政赡养。但是，禁军数量一路增长，从宋初的二十万涨到八十万，如《水浒传》中就提到“豹子头”林冲是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要养活如此多的人口，后期统治者即便想要迁都，也难以离开漕运便利的开封。
西京河南府
“兴亡一觉繁华梦，只有山川似旧年。”
恰如这一诗句所描述，曾经盛极一时的唐王朝成为历史记忆，唐东都洛阳也随着唐王朝的衰亡而残破不堪：“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俱灭而共亡，无馀处矣。”洛阳作为都城的宫殿建筑等硬件条件，在战争中丧失殆尽。即使经过五代时期的逐步恢复，也只不过“使隋唐洛阳城恢复过半”而已。
五代时期的古都洛阳与新秀开封曾互为陪都，但总的趋势是西京洛阳政治地位下降。后晋、后汉时期保留在西京洛阳的郊祀大礼活动，也在后周“天子所都，则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阳”的话语声中戛然而止。开封完全取代了洛阳的政治地位。
赵匡胤建立的北宋继承了后周的政治衣钵，仍以洛阳为西京陪都。但是，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黾，倍河，向伊雒”，相比开封的无险可守，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仍然吸引着统治者，让他们时时想着“新不如旧”。
开封因无可依仗的山川形胜庇护，只得养禁军护卫，为了养活禁军就得保证漕运疏通，为保漕运又不得不派兵守护，久而久之形成了“禁军—漕运—防守”的恶性循环。宋太祖深切意识到这一点，有了迁都洛阳的念头，希望能够“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但是，此事在赵光义以及群臣的反对中不了了之。
虽然不让迁都，但是宋太祖对洛阳的偏爱也是有恃无恐，他把祖坟迁过来了！赵匡胤在西京巩县卜占陵地，将其父赵弘殷改葬到西京巩县，并且确定了西京宋陵区，北宋皇帝驾崩后均葬于此，使西京具有了皇陵所在地的神圣光环。从此，“内守宫钥，外奉园寝”，成为西京河南府的重要职能。此外，他还重新修葺了洛阳祭天郊坛，使洛阳再现皇家盛典。
此后，从宋太宗到宋仁宗，不断强化洛阳的陪都功能。宋太宗亲征太原之前，在西京进行过阅兵活动，设置了足以与东京中央财政部分庭抗礼的财政机构。宋真宗时又设置国子监、太祖神御殿等设施、机构，明确了洛阳在重大政治礼仪活动中的首要地位。宋仁宗时大规模修建西京外城，使其具有了名副其实的陪都气势。
洛阳以其独特的政治地位，自五代开始就吸引着大批官僚聚居于此。由于洛阳官僚集中，一些政见相同者打着“以文会友”的旗号形成了政治小团体。特别是在神宗时期，围绕变法之争，洛阳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变法派“耆英会”，很多人都是电视剧《清平乐》中“背诵天团”的成员，包括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王拱辰等13人。同时，还有文彦博组织的“同甲会”、司马光组织的“真率会”……神宗逝世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迅速从洛阳各种“会”中物色了一帮人马，很快就把新法废除，其政治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朋党”是北宋皇帝在政治上的心腹大患，洛阳城中拥有雄厚政治势力的官僚集团，很快引起了统治者的警觉。为了减少反对派的汇聚、反抗，中央设置了具有侦探功能的皇城司强化对西京的监管，同时皇帝不再临幸西京，使其政治地位日渐衰微。至宋神宗时期，西京外城已经颓缺残破，“卑薄颓阙，犬豕可踰”！
南京应天府
北宋应天府，即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在隋唐时称为“宋州”。宋太祖在当皇帝之前担任过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可以说，宋州是赵匡胤的龙兴之地，因此在称帝之后，“宋”的国号即由此而来。
沉迷天书符瑞、爱搞封建迷信的宋真宗即位后，为了强调宋朝的合法性，下诏称宋太祖建立北宋是顺应天命，将宋州改为应天府，并在几年后又诏升应天府为南京，成为陪都之一。
此外，这里的应天书院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并称为“宋初四大书院”。应天书院倡导明体达用，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鼓励学生遍游山川实地考察；并强调发扬苦学精神，把培养人才作为书院教育的核心。所以，应天书院形成了完全区别于科举的书院教育制度，使众多的经世致用人才脱颖而出，其中就有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求学时，“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看看，学霸与学渣的区别，就是人家大冬天看书看累了直接一盆冷水泼脸上，而你选择了去睡觉！经过在书院的5年刻苦攻读，范仲淹终于金榜题名。其后因为母守丧而退居应天府，接受当时南京留守晏殊的聘请，掌管府学，教授了一批优秀人才。
南京商丘作为龙兴之地，绝不是说说而已，南宋开国君主赵构决心重建大宋河山时，也选择在商丘正式即位。只不过在金兵的强势追赶下，宋高宗并未在商丘久留，一路逃难至杭州，终生再未北上。北宋的建立者或许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后世子孙会跑得如此之南，以至于3个陪都都没用上！
北京大名府
北京大名府并不是现在的首都北京，而是在今河北省大名县境内。大名府能升为陪都，最重要的资本是它的军事地理位置。
石敬瑭在与后唐末帝李从珂争夺皇位时，为了得到契丹的军事帮助，不仅自降身份称“儿皇帝”，还割让了燕云十六州。
华北平原基本上是一马平川，而燕云十六州有着燕山山脉和太行山的分支，正好形成一个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可以保护中原腹地。燕云十六州丢失后，中原王朝尽失地利险要，而辽政权却将燕云地区变成进军中原的桥头堡，直接威胁到了宋都开封的安危。
大名府地处南北通衢，是中原地区通往河北及塞外的咽喉，也是北宋黄河以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北宋北方诸城中，“惟北京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内则屏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素有“北门锁钥”之称。
寇准镇守大名府时，契丹使节路过大名，对寇准施展挑拨离间之术：“你这么有才华的人物，你们皇帝不让你坐镇中央，咋把你弄过来看门了？”（“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书？”）寇准答道：“我这么厉害的人物国内风平浪静用不上我，就得在大名府时刻准备收拾你们。”（“皇上以朝廷无事，北门锁钥，非准不可。”）除了选任能臣镇守大名府，宋初皇帝北征或者出巡北方，也以大名为行在震慑契丹。宋真宗时，“大驾既驻邺下，契丹终不敢萌心南牧”。
宋仁宗时，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不断对宋发动战争。契丹又瞅准时机，联手李元昊准备一起进攻。当此危难之际，宋廷官员有要和谈送钱的，有要迁都避祸的。倒是跟范仲淹不太对付的吕夷简站了出来：“使契丹得渡过河，虽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闻契丹畏强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意思是如果让契丹人过了黄河，哪怕城高池深，也要让人家敲个粉碎，契丹人欺软怕硬，咱们匆匆忙忙往洛阳跑，正好是示弱了。应该建都大名，表现皇上亲征的决心，彰显绝不退步的意志。
宋仁宗能被称为“仁”，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他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建大名府为北京，任以重臣，号令全路，对故城营建一如“东京故事”，建成的北京外城周长48里，宫城周长3里。契丹听说宋朝在大名修建了陪都，料到北宋要殊死抵抗，果然打消了这次侵略计划，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
此后，宋辽百年无大战，北京大名府作为军事重镇的功能也日益衰落。金国崛起后，先联宋灭辽，又大举南下灭亡北宋，几乎所有的北宋皇族都被掠到北方。漏网之鱼赵构虽建立了南宋政权，但谈“金”色变，整个北方领土全部被金朝占领，北京大名府辉煌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