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内斗严重吗_蜀汉内斗的现象如何
从章武三年（223年）刘备临终前的人事布局，人们似乎能感到蜀汉政权内存在着微妙的态势和不安的隐患。到了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罢免李严似乎更加印证了这种感觉。
在史学界，一直存在着“蜀汉内部矛盾论”的观点，大体指的是蜀汉荆州、益州、东州三个派系争斗严重，其中荆州派联合东州派一起打压本土益州派，以维持自身统治。这样的观点曾颇为流行，给人们一个这样的印象：蜀汉内斗严重，是一个“窝里斗”政权，而蜀汉的灭亡，似乎跟内斗有密切的联系。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蜀汉果真亡于内斗？
益州人不被重用？
蜀汉内斗严重的“表象”先体现在益州人的地位上。晋朝时，巴西人龚壮曾言：“豫州入蜀，荆楚人贵。”也就是说，在那时就有不少人认为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人占据了蜀汉政权的主导地位，而益州本土人则备受打压、不被重用，官职不居显位。
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从《三国志》及各种史料的记载看，不管是在刘备入蜀还是诸葛亮治蜀时期，蜀汉政权实施的用人政策都是广纳贤才，大力招揽包括益州本土人在内的四方有志之士，不存在刻意打压本土势力的行为。
有学者统计，《三国志》中记载的蜀汉官员有籍可考者189人，其中荆州人士66人，而益州籍的官员92人，很明显，后者在整个蜀汉集团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了数据统计，具体到个人，更能反映益州人士不但没被轻视，反而被刘备和诸葛亮两位创业不易的当家人极尽拉拢和团结。比如：
黄权，巴西阆中人，刘璋帐下大将，曾竭力劝阻刘璋邀请刘备入蜀，甚至后来在大多数人都已归属刘备时，独自“闭城坚守”。但刘备入主成都后不仅没怪罪他，反倒拜他为偏将军，后来他官至镇北将军，成了刘备军事上的一大帮手。
李邈，益州广汉人，为蜀中名士，对刘备强占益州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当面嘲讽刘备背信弃义，“有司将杀之，诸葛亮为请，得免”，后来历任犍为太守、丞相参军、安汉将军。
其他人，诸如：犍为人杨洪为蜀郡太守；犍为人张翼为车骑将军；犍为人费诗为牂牁郡太守；梓潼人李福为巴西太守、尚书仆射；广汉人秦宓为大司农；成都人张裔为巴郡太守；巴郡人张嶷为荡寇将军；巴西人王平为镇北大将军、汉中都督，还统领蜀汉一支精锐部队“无当飞军”；巴西人马忠为镇南大将军、庲降都督，一度“平尚书事”……这些都是处于蜀汉权力中枢的益州人士，其比例和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大家眼中的特权集团“荆楚人士”。
所以，只凭一句“豫州入蜀，荆楚人贵”而不做具体分析，便得出益州人士在蜀汉政权中遭受打压的结论，其实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真正的情况是，益州人正是蜀汉政权的中坚力量，而且被刘备和诸葛亮等最高领导人重视和重用。
益州人敌视蜀汉政权？
在蜀汉建国初期，确实存在部分益州人敌视蜀汉政权的现象。
前面提到的广汉人李邈，他作为蜀中名士，曾当面嘲讽刘备强占益州：“振威［即刘璋］[3]以将军宗室肺腑，委以讨贼，元功未效，先寇而灭。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刘备反问：“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谁知张邈又补了一刀：“匪不敢也，力不足耳。”就是这句话，给他带来杀身之祸，险些丧命。蜀郡人张裕在刘备得蜀后，凭借自身影响力，四处散布“刘氏祚尽”的消极言论。秦宓、费诗、来敏等人也都表达过不满。
但这都只是一时的愤慨。从根本上看，他们的不满只是作为刘璋旧臣，出于道义对刘备背信弃义的谴责，而非发自内心地敌视整个蜀汉政权。
事实上，当刘备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对整个益州人士群体采取怀柔政策之后，除了个别特例（张裕）外，绝大多数益州人士投入蜀汉政权的怀抱，并为后来蜀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是刘备与曹操在汉中会战的最艰难时刻，蜀汉军力不支，刘备发急信回成都请求支援。诸葛亮收到信后，询问蜀部从事杨洪如何回应，杨洪果断回答：“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支持诸葛亮尽发蜀地兵士为国征战。最终刘备成功夺下汉中。
蜀汉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因夷陵大败，溯江而走，蜀将巴西人程畿断后。吴军追杀而至，有人劝程畿弃大船乘轻舟而逃，他断然拒绝：“吾在军，未曾为敌走，况从天子而见危哉！”他与吴军搏斗，英勇战死。后来杨戏作《季汉辅臣赞》，称其“立节明君”。
最感人的例子当属黄权。章武元年，刘备为关羽败亡之事东征吴国，曾经尤为敌视刘备的蜀中大将黄权主动请战，希望为大军先锋试探敌军虚实。刘备没有答应，让黄权驻扎江北，防备曹魏。后来蜀汉战败，黄权被断归路而被迫北投魏国。初到魏国时，曹丕问他是不是想像陈平、韩信背弃项羽投奔刘邦那样“舍逆效顺”，黄权答道：
臣过受刘主殊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
——《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
黄权的忠诚让曹丕极为感动，于是给予他优待：“拜为镇南将军，封育阳侯，加侍中，使之陪乘。”随后，又有传闻说，蜀汉要诛杀黄权的家人，曹丕建议黄权发丧，黄权却认定那是“虚言”，说：
臣与刘、葛［即诸葛亮］推诚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实，请须后问。
——《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注引《汉魏春秋》
事实上，蜀中确有人提议刘备降罪于黄权的家人，但刘备并未采纳，对待黄权的家人一切如初，还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
刘备病逝的消息传到魏国后，君臣幸灾乐祸，而黄权面无喜色。曹丕素来了解黄权对刘备的忠心，因而“察权有局量，欲试惊之”，数次遣使者传唤黄权，“累催相属”“交错于道”，黄权府上之人“莫不碎魄”，但黄权“颜色自若”。
就这样，一个原本敌视刘备的蜀中旧臣，却上演了一番真实的“身在曹营心在汉”。
除此几人外，最典型的当属益州大学士秦宓。他原本是对蜀汉政权怀有偏见的代表人物，但经过诸葛亮的真诚相待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敌视到发自内心地认同并拥护蜀汉政权。在后来三国史上闻名后世的那场辩论赛上，秦宓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
那时正是蜀汉和吴国重修于好之时。东吴名士张温出使蜀汉，诸葛亮与百官设宴相待，而秦宓姗姗来迟。张温认为秦宓有失礼节，便有意刁难，因此发起了辩论：
温问曰：“君学乎？”
宓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
温复问曰：“天有头乎？”
宓曰：“有之。”
温曰：“在何方也？”
宓曰：“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
温曰：“天有耳乎？”
宓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
温曰：“天有足乎？”
宓曰：“有。《诗》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
这些对话看似只是对于“天”的无害争论，实际上却是对东（吴国）与西（蜀汉）谁为正统政权的犀利交锋。张温自诩饱学之士，发难于秦宓，结果没占到半点儿便宜。他随即提出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
温曰：“天有姓乎？”
宓曰：“有。”
温曰：“何姓？”
宓曰：“姓刘。”
温曰：“何以知之？”
秦宓朗声回答：
“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
——《三国志》卷三十八《秦宓传》
面对张温咄咄逼人的攻势，秦宓淡定自若，“答问如响，应声而出！”最终张温败下阵来，“大敬服”。
由此可见，不管是杨洪、程畿、黄权还是秦宓，他们都代表了益州中高层人物对蜀汉政权的认同和拥护。而所谓益州本土人士始终排斥、敌视蜀汉政权的观点，只不过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反面教材，不足为信。
蜀汉政权内部从来没有发生过荆、益两派内斗的事实。除了这两个群体外，蜀汉内部还存在另一个特殊的“派系”——东州人。所谓东州人，指的是刘焉时期有“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其中包括不少名士，成为刘焉、刘璋帐下大臣。后来，东州人泛指在刘备集团入蜀前，就在益州立足的荆州等地人士。但是，并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些东州人在后来蜀汉政权时期有过结党成派的行为。而刘备对这些东州人也委以重任，甚至不计前嫌。最典型的例子要属刘巴。
刘巴，字子初，原为荆州零陵人，因出身名门而看不起出身低微的刘备，还侮辱了他眼中的“兵子”张飞，惹怒了刘备。刘表病逝，荆州士人大多追随刘备，唯独刘巴北上投曹；刘备夺取荆南三郡后，时在零陵的刘巴特意辗转到益州为刘璋效力，其间还曾力劝刘璋不要邀请刘备入蜀，可见对刘备怨念之深。刘备攻破成都后，帐下人想替他出气杀了刘巴，刘备却下令：“有害巴者，诛其三族。”刘备对刘巴甚是礼遇，拜他为左将军，后来刘巴官至尚书令。
还有不少东州人甚至进入了刘备集团的核心圈子，如之前文章提到的法正和李严。法正本是三辅地区的扶风郿人，东汉建安年间为躲避战乱而入蜀投靠刘璋，是典型的“东州人”。顺便一提，法正还有个同乡和他一起入蜀，此人就是孟达。而身为与诸葛亮一样的托孤重臣，李严原是南阳人，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入荆州时赴蜀，被刘璋任命为成都令。
真正的“内斗”是什么？
三个集团内斗的事实虽不存在，但蜀汉政权确实有过其他的内斗。
比如，托孤大臣诸葛亮与李严，魏延与杨仪，以及后来姜维与诸葛瞻、黄皓等的内斗，这都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然而，这种内斗并非蜀汉在三国之中最先灭亡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上的“内斗”——兴复汉室的理想主义与偏安一隅的现实主义的冲突。
这一切可以从一名叫谯周的蜀汉老臣的转变说起。
在蜀汉政权建立之初，作为巴西人的谯周，同大多数益州本土人一样，都在刘备与诸葛亮的怀柔政策下对蜀汉事业怀有极高的热情。刘备称帝时，谯周与大批益州人士苦心孤诣地为刘备提供祥瑞和箴言等天命依据为其造势。诸葛亮病逝于北伐前线时，谯周不顾一切地在朝廷禁丧令下达之前，赶到五丈原奔丧：
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
——《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
谯周对诸葛亮的崇敬与真挚之情，跃然纸上。
到了蜀汉后期，谯周却一反前态，不仅作《仇国论》批驳蜀汉政权苟延残喘，最后还亲自劝说刘禅降魏。正因如此，谯周成了后人眼中益州人敌视蜀汉政权的代表人物。
为何谯周从蜀汉政权的拥护者变成了彻底的敌视派，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的态度有了如此大的转变？
其实发生改变的并非谯周，而是蜀汉政权。
在刘备与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权的目标非常明确，那便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为此，从刘备入蜀之始，发动汉中会战为继，再到诸葛亮北伐中原，都是奉行了“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和“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纲领。
这些富有激情的口号，使益州人士前仆后继地为之奋斗，原本出身不同派系的士人，在这一口号和政治理想下团结起来，人心凝聚。因而才有了杨洪“男战女运”的坚定，程畿舍命护天子的忠诚；有了黄权请做先锋，身在曹魏不忘旧主的臣节，秦宓“天命在刘”的笃定；又有了谯周本人带头为刘备称帝造势，不顾一切奔赴前线吊唁诸葛亮的真诚……
然而，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政权很快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蒋琬主政时，虽然和姜维进行了“偏军西入”的数次北伐，但已远远不及诸葛亮时期的规模；费祎成为蜀汉大将军后，更是以“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的理由彻底放弃了对魏作战；姜维掌政后，尽管他继承了诸葛遗志，重新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提上日程，但碍于能力有限，多次进行的北伐均徒耗国力而没能取得实质性战果。
可见，诸葛亮去世后，日益艰难的北伐形势严重打击了蜀汉的士人，他们对蜀汉政权的定位从自诩尚可与中原魏国争锋的正统政权，逐渐沦为承认偏安一隅的割据势力。换句话说，当初益州士人对刘备、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权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期望，彻底落空了。而更要命的是，连年北伐已使原本“疲弊”的益州不堪重负，后主刘禅亲政后，又开始贪图享乐，大修宫室，宠信黄皓、陈祗等奸佞，这进一步激化了蜀汉内部的矛盾。
因此，在蜀汉政治理想与现实社会发生严重脱节之后，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士人不由得对蜀汉政权是否为正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从《上谏后主疏》到《仇国论》，从试图劝谏天子重振先帝遗志未果，到对蜀汉政权彻底死心，谯周的心路历程在《三国志》中展现得极为清晰。而谯周个人心态和思想的变化，正是蜀汉政权逐渐丧失人心的缩影。
炎兴元年（263年）十一月，邓艾大军兵临成都之时，这位曾经如此爱戴蜀汉的老臣的劝降，便成了压倒蜀汉帝国的最后一棵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