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是谁_张治中的个人简介
张治中（1890—1969），原名本尧，别号文白、文伯，安徽巢县洪家疃（今安徽省巢湖）人，1890年10月27日出生于一个贫穷农户家庭。张治中是黄埔军校骨干将领之一，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期间，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因为对中国的和平作出了贡献，被誉为“和平将军”。
张治中
在黄埔军校时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21岁的张治中参加上海学生军，后改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第一营。1912年秋编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1914年8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1916年8月毕业后，分发安武军倪嗣冲部服役。1917年夏，张治中南下广东，历任驻粤滇军第四师第八旅旅部警卫队队长、征闽滇军第四师第八旅司令部参谋等职。
1923年，蒋介石到苏联考察，苏联人提醒，没有自己的军队，光靠人家的旧军队是靠不住的。于是，黄埔军校应运而生。军校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也是仿照苏联红军军校的经验。党代表由廖仲恺出任是众望所归，可政治部主任职务一开始就是难事。最先提议的是吴稚晖，被否决，随之戴季陶出任几天后，觉得不能协调各方面的矛盾便自己辞职。之后，又换为邵元冲，同样也不能胜任。就在这时，周恩来回国，到广州后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同时在黄埔军校兼任政治教官，他经苏联顾问和张申府推荐，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4年初，孙中山筹办军校时，蒋介石就聘请张治中为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但张治中当时在桂军军校工作脱不开身，直到1925年初才到黄埔军校正式就职。1925年，革命军东征，张治中代理总队长职务，同时兼任第二师和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张治中到黄埔军校后，虽然工作的环境比较生疏，但很多上司、部下都较熟悉。一天早上，张治中对入伍生训话后，却发现队伍旁边有一名军姿穿戴整齐、两脚始终并拢站立的军官，一看就觉此人气宇非凡。解散队伍后，张治中大步走了过去，同时，这位军官也健步走了过来举手敬礼。
然后，他自我介绍说道：“您好，我是周恩来。”
张治中一听是“周恩来”三个字，于是高兴地回答：“久闻大名，我一到学校就想去拜会，向您讨教政治工作的经验。”
周恩来说：“您太谦虚了，您的经验比我多，我应该向您学习啊！您刚才对学员讲的吃苦精神很好，自己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没有吃过苦，是讲不出这些话来的。有经验、有教养的军官，仅仅在课堂里是培养不出来的。”
两人在操场上边走边谈。这时张治中沉思了一会儿，十分感慨地说：“我小时候母亲告诉我家乡的一句格言——‘咬口生姜喝口醋’（据说张治中把慈母的这句遗教请“草圣”于右任写了一块横匾，悬挂在安徽故里的墙壁上作为永久纪念）。让我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终身不要忘记，青年人只有尝尽心酸，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
“张先生说得很对，您比我长八岁，懂得做人的道理，您是我的老大哥啊……”周恩来诚恳地说。此后，周恩来和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情同手足，结为朋友，来往密切，经常探讨中国的前途。张治中后来回忆说：“黄埔军校成立，我便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黄埔军校里，张治中在周恩来等人影响下，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于是，他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申请。但是，当时由于国共合作有明文规定，共产党不吸收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入党，因此，这使张治中的政治愿望落空。虽做不成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张治中一生坚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
在重庆三厅里为国共合作办实事
1937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大小官员撤离南京，随之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1939年2月初，张治中因长沙大火事件辞去湖南省主席一职，随国民政府要员迁到重庆。一天，蒋介石请张治中吃饭，饭后征求张治中的意见。蒋介石问：“你愿意担任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还是侍从室主任？”张治中毫不犹豫回答：“训练委员会要多讲话的，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愿意到侍从室去服务。”蒋介石听后非常高兴，随即下达了张治中的任职命令。3月16日，张治中正式出任国民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当时侍从室有3个处，第一处主管军事，主任张治中；第二处主管党政，主任陈布雷；第三处主管人事，主任就是阴险狡诈的陈立夫。张治中在侍从室负责军事，对内联系军委会各部委，对外联系各战区，各个地方的重要电文都要经过他，位置极为重要，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他的器重。张治中在侍从室时间不长，但工作认真负责，事事为蒋介石排忧解难，深得蒋介石信任。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为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春至1943年秋，日军共出动了近万架次飞机，实施轰炸218次，投弹11500枚以上，重庆城里废墟一遍，满目疮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部在城里无法正常办公，迁到重庆西郊的三圣宫。
三圣宫是一座清代庙宇，已有200多年历史，这个庙宇与一般宗教场所不同，同时供奉“三圣”。所谓“三圣”，是指道教老子、佛教释迦牟尼和儒教孔子，将三位不同门派的圣人放在一起供奉。三圣宫地处高岗，整个庭院依山势而建，占地5000多平方米，视野非常开阔。这里当时都是农田和丛林，位置隐蔽，环境静谧。张治中到政治部工作后，因三圣宫距家较远，就经常在此居住。
日机轰炸重庆一瞥
作为全军政治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和蒋介石重要幕僚，张治中经常给蒋介石提建议，出主意，有时也提一些批评性意见。有一次，蒋介石请张治中、陈诚和熊式辉谈话，不知怎么谈到行政院改组问题，蒋介石随口说：“现在行政院长无人能做，我只好自兼。”张治中脱口而出：“现在能当院长的能找出一大堆来，不知钧座以何标准衡量说无人能做？”蒋介石听了哈哈大笑：“有那么多人能当院长吗？”不知什么原因，蒋介石极爱兼职，像行政院长、教育部长、军校校长、四川省主席甚至四行（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联合办事处主任他都兼过。
国民政府进川不久，蒋介石曾兼任四川省主席，当时张治中还在侍从室，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但蒋介石没有采纳。蒋介石有一次去成都处理公务，张治中和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开玩笑说：“我们问问委员长以什么身份去成都？如果以委员长身份则无到成都之必要，如果以四川省主席资格，那我们无随行之必要。”后来蒋介石也意识到兼任四川省主席不合适，不久便让给了张群。
1940年5月，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枣宜战役中牺牲，消息传到重庆，张治中意识到主将一旦战死，军心必然动摇，所以必须马上以最高统帅名义致电慰问，以安军心。张治中第一时间替蒋介石拟好电稿，蒋介石阅后立即签发。后来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这份电稿，蒋介石只改了一两个字，对张治中的处理非常满意。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宣布重庆为陪都，这座西南地区的山城由此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同年9月，张治中改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政治部是主管全国军队和军事学校政治工作的机构，黄埔和北伐时期曾经设立。抗战国共两党恢复合作后，军委会又重新设置政治部，部长陈诚，周恩来是副部长之一，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1940年下半年宜昌陷落后，为保卫西南大后方，军委会重新设立第六战区，辖区为鄂西、湘北、湘西及川东、黔东一带，陈诚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政治部部长一职由张治中接任。
后来张治中迁居桂园。桂圆在重庆中山四路，是一个独立临街的小院，院子不大，陈设也很简单，与人们印象中的政府要员官邸相差甚大。院内有座二层小楼，进门便是过道和衣帽间，里面是客厅、餐厅、厨房和卫生间，楼上是卧室和办公室。小楼后面是几间平房，主要是汽车房和服务人员居住的地方。院子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株桂花树，树冠高及楼顶，遮得整座院子一片浓荫。据说桂花树还是张治中亲手所植，这所住宅之所以命名为桂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两棵桂花树；二是张治中父亲名为“桂徵”，张治中以此来纪念父亲。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虽合作共同抗日，但由于多年积怨，双方军队经常发生摩擦。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经常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进行谈判。1942年，中共中央又专门派林彪到重庆参加会谈，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如此记述：“林是黄埔学生，蒋当时派我代表商谈。记得曾经谈过许多次，每次都是在我家里（重庆曾家岩一座旧式小楼房，名桂园是向关家租来的），每次差不多都是周（周恩来）、林（林彪）一道来。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前后经过八个月之久。”
1943年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党的问题、军队问题、陕北边区问题和中共军队作战区域问题。张治中认为可以接受，就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对中共提出的意见未置可否，却对张治中提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面谈，并且写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治中。这时林彪恰好要回延安，张治中在桂园为林彪饯行，于是，就将这封信交给林彪带回。后来据张治中回忆，延安方面对此虽然没有回音，但这“却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埋下一伏笔”。
张治中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后，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有不少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士，有人向张治中建议将这些人排挤出去。但张治中与中共关系一直不错，不但没有排挤出去，而且还在政治部内设置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请郭沫若主持。这个委员会中有不少知名文化人士，如沈雁冰、阳翰笙、老舍、田汉、胡风、洪深、孙伏园、王昆仑、熊佛西等都是委员。对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组成，《张治中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会内还分设三个组：第一组中心工作是编辑国际丛刊，第二组中心工作是文艺写作，第三组中心工作是敌情研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委员会在抗战末期被撤销。文化工作委员会撤销后，张治中对此一直深感内疚和不安。
1945年8月，中国得到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举国欢腾。但张治中却深感忧虑，抗战期间他一直负责与中共接触，知道国内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当时两党会谈已陷于停顿，于是，张治中积极活动，渴望恢复和谈。同年8月14日，在张治中等人努力下，蒋介石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大计”。之后，蒋介石又于20日、23日连发两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渝“面商国事”。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25日，中共中央发布《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全党的方针和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专机到延安迎接毛泽东主席。8月28日，张治中、赫尔利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随飞机抵达重庆。抵达时，毛泽东身穿蓝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一手挥着巴拿马式的盆形帽，微笑着走下飞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一直在张治中的桂园办公休息，宴请会见各国驻华使节和各方代表也大都在此。据张治中随从副官张立钧回忆：“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多次，曾亲临桂园拜访毛泽东并在楼前合影。这期间，各界知名人士来访频繁，有时要临时加客饭，桂园的工勤人员就去附近餐馆购买……桂园也是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地，除了白天谈，更多的是在晚间谈，还经常谈到午夜。”当时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分别是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虽然双方距离甚远，但经过40多天协商和会谈，终于签订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大名鼎鼎的《双十协定》。后来张治中回忆说：“就是10月10日午后在我家客厅里，毛泽东先生也在场，双方所签订的外面叫做《双十协定》的文件。”
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右二）与毛泽东主席等在一起
为国共合作五次献上金玉良言
抗战期间，虽然实行了国共合作，但蒋介石心里却一直仇视中国共产党。因此，当时敢在蒋介石面前说真话、献良策的，只有张治中了。史料记载，为了国共合作，张治中曾五次向国民党蒋介石献上金玉良言。
第一次：1941年3月2日。针对国民党在“皖南事变”中的反动行径，张治中献上金玉良言向蒋介石痛斥国民党对国共合作处理的错误。良言讲道：“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蒋介石看后，自知理亏，恼怒不语。
第二次：1945年11月。国民党蒋介石又想再次发动内战。张治中知道后，又献上金玉良言，托人带给蒋介石。金玉良言肯定对国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独一无二的方式，良言中表示，坚决反对重起内战。良言说：“我国长期抗战……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
第三次：1948年5月5日。此因5月1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张治中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指出中国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提出补正之道是：执行亲苏政策、和共政策、农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5月12日，张治中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蒋介石在电文中说：“来函与意见书今始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蒋介石电文说明对张治中的金玉良言较为重视。
第四次：1949年。张治中在1949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时，给蒋介石写过长篇改革的金玉良言建议。在这之前，张治中曾在溪口劝蒋介石出国躲避，在北平更是感到蒋介石留在国内是对和平的最大障碍。
第五次：1946年1月。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为中国和平又献上金玉良言。
1946年在延安留影（左起：周恩来、马歇尔、朱德、张治中、毛泽东、林伯渠）
“和平将军”为新疆和平解放作贡献
1949年4月，张治中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接受了周恩来的恳劝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
1949年5月4日，行政院下令免除张治中西北军政长官职务，改由郭寄峤代理。同年6月26日，张治中发表《我对时局的声明》，申明其“和平建国之政治主张以及国家与个人之政治新生”。同时郑重宣布脱离广州国民政府。张治中是民国时期最高统治集团黄埔嫡系核心层高级将领“八大金刚”中唯一归附中共的超重量级人士，对当时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具有较大震撼作用。同年8月，张治中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年9月，张治中致电陶峙岳、包尔汉等，促使新疆和平解放，人民获得新生，为此张治中被人们誉为“和平将军”。同年10月，张治中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国民党党籍。张治中终于解开枷锁，当夜欣喜若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治中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张治中将军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1969年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为缅怀张治中的革命功绩，安徽省有关部门修缮了张治中故居。张治中故居建于1928年，原有5间4进6厢共26间房屋。门首悬有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张治中故居”花岗岩匾额。室内按当年原样陈列着张治中将军的生活用品。离故居南约100米，是张治中先生创办的黄麓师范。1988年6月，张治中故居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确定为巢湖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此教育革命后代，继承革命先驱遗志，发扬革命先驱精神。
